末次，从时间形式上看，灵感是长期性和短暂性的统一。臧克家说：“对于一篇作品的产生来说，酝酿的时间最关重要。如果酝酿成熟，到下笔的顷刻，已经是水到渠成了。”[36]灵感好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旗谱》是经历了20年左右的长期酝酿最后写成的；郭沫若《屈原》孕育了21年，写作仅花了10天；《浮士德》则孕育了60年，因而创为巨构，成为不朽名著。
“蓄极积久，势不能遏。”[37]经过长期生活实践和艺术追求，灵感会不招自来，登门造访，虽然什么时候光临带有很大的或然性。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这虽说明了灵感出现的偶然性和或然性，但也说明了灵感出现的必然性和孕育的长期性。试想，没有“踏破铁鞋”的“尽日觅”，又何至于“得来、自来”耶？
灵感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是一定量的积累所达到的质的突变，是渐进过程中的中断。灵感的孕育具有长期性，灵感的出现具有短暂性和突发性。灵感是一种仓猝即至瞬间即逝的短暂思维过程。“来不可遏，去不可止”[38]，“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39]。不期然而突如其来，欲揽之又突如其去；灵感袭来，磨墨展纸落笔又倏作变相。古人说，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追求，“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40]。这很好地说明了灵感所具有的长期性、短暂性和突发性诸要素。
上面我们大致描画了灵感的轮廓和发生发展的轨迹。如果我们对灵感特征的把握大体不错的话，那么，灵感之缘起动因也就昭然若揭了。灵感，是生活的长期积累、充满整个躯壳和灵魂的心理探询、思想的高度修养、技巧的刻苦砥砺和艺术的创造性跨越加上偶然的闪光和外界的刺激等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艺术精灵（虽然是短命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和心理状态亦未尝不可作这样的解释：理性和非理性、自觉性和非自觉性构成经线和纬线，共织灵感。如此看来，慨叹“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惊呼其“不可思议”的时代似乎应该过去了。
三
曾几何时，灵感还是一鼎无人敢染指的禁脔，今天，当人们把这一本应重视而未能重视的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现象还它以本来面目，期以应有权威时，所花费的气力大概是不会小的。本文所作的努力诚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又不能不指出这一工作的意义之重大，因为灵感对创作的作用是不能也不容许低估的。
史达尔说：“在艺术中的灵感是一个不竭的源泉，它使整个诗篇从第一个字到最末一个字都活跃起来。”[41]灵感来临，积累的仓库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它是那样地令人惶然欣如，欢呼雀跃。灵感的出现可以促成思想的飞跃，唤起组合和联想能力，按其相似或时空相近进行分类、比较、概括，补充事实和记忆锁链的不足，形成一条无尽的艺术创作链条。灵感一般出现在创作构思活动的开始和中间，借用古人的诗句来说，前者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后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以说，灵感是创作的助产婆和催化剂。
灵感不仅具有催化的作用，而且具有独创性。别林斯基说：“两个人可能在一件指定的工作上面不谋而合，但在创作上绝不可能如此。因为如果一个灵感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那么，同一个灵感更不会在两个人身上发生。这便是创作世界为什么这样无边无际、永无穷竭的缘故。”[42]何其芳说：“其实所谓灵感，就是诗人在想象中捕捉了动人的不落俗套的构思。”[43]每一滴露水都在太阳的照耀下闪耀着无穷无尽的光辉，作为特殊的精神现象和复杂的思维形式的灵感，自然因时因地因人而不雷同，作品也因而绚丽多彩，万紫千红。
诚然，灵感对文艺创作具有催化作用，可以使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创性。但是，如果把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那就不对了。灵感只是艺术创作构思的触媒，并不等于创作过程本身。倘若在灵感和创作之间画上等号，片面强调灵感爆发状态中的不自觉的一面，势必要陷入神秘的非理性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所以，我们重视和研究灵感现象及其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决非想把它奉为掌上明珠，尊为艺术缪斯，而不过是对艺术创作中的这种常有的精神现象的特征作一番研讨以促进文学艺术的创作罢了。
综上所述，灵感曾是禁区，但却为艺术创作中之实有的现象，并非因为人们的无视或讳言，不解或歪曲不复存在。灵感，作为艺术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自觉性和非自觉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长期性和短暂性的统一。灵感与偶然性有关，但并不神秘，有着必然性作根柢；灵感与直觉性有关，却并非与理智对立，有着高度意识的心理内容。灵感，是文艺创作的助产婆，创作个性的强化剂。所以，当灵感像一阵狂飙似的把那风筝吹上蓝天，让诗人作家艺术家们遨游那艺术太空，确是令人心驰神往的。
（原载《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注释：
[1]艾青：《〈艾青诗选〉法文本序》，《诗刊》1980年第6期。
[2]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诗刊》1980年第10期。
[3]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页。
[4]曹禺：《谈剧作》，《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
[5]参见郑恩波：《刘绍棠的写作习惯》，《文学报》1982年第48期。
[6]艾芜：《文学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版，第107页。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
[7]钱中文：《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8]柏拉图以前已有灵感论断片。如德谟克利特说：“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成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引见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7页）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也曾说过：“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和灵感。”（同前书第147页）这些片言只语不成系统，故言柏拉图为鼻祖。
[9](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另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9页。
[10]钱学森认为灵感是一种不同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思维形式。参见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又见《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自然杂志》1981年第1期。
[11]秦牧：《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85—1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0页。
[13]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14]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周恩来论文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15]王汶石：《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7—918页。
[16](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17]李凖：《从生活中提炼》，林默涵等：《题材、人物及其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52页。
[18]曹禺孕育5年而半年写成《雷雨》，老舍听朋友所述故事写成《骆驼祥子》，郭沫若孕育21年写成《屈原》（分别见《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第350、170、58—60页），福楼拜看一则消息报道写成《包法利夫人》（《论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果戈理听朋友故事写成《外套》。
[19]北京师范大学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页。
[20]郭沫若：《诗歌漫谈》，《文艺报》1967年第5—6期。
[21](美)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上），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272页。
[22]胡震亨：《唐音癸籖》卷2，引自《文艺论丛》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23]《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24]《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25]汤显祖：《合奇序》，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5页。
[26]刘熙载：《艺概·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27](法)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28]王国维说：“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耳。”（《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29](美)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198页。
[30]別林斯基观点前后有发展，但却未弃此观点，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别林斯基在自己活动的最初两个时期（也就是在迷恋黑格尔的绝对哲学以前的时期和迷恋它的前期），曾经认为不自觉性是任何诗的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必要条件：后来他对于这个看法就讲得不那么肯定了，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否认不自觉性在真正艺术家的活动中的巨大意义。”（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的文学观》，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7页）
[31](俄)别林斯基：《艺术的观念》，《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4页。
[32](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33](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180页。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236页。［苏］波采斯洛夫斯基等著《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中，有段谈灵感的话可与别氏语参看：“创造性想象的这个特点，并不意味着人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不意识到他的创作性努力是指向于什么。只有过程本身的进行才是未被意识的，因为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创造的客体。”（第288页）另，李泽厚是同意别氏此观点的，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又见其《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7—39页。
[34]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
[35](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36]臧克家：《写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2页。
[37]李贽语，引自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2页。
[38]陆机：《文赋》，《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页。
[39]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811页。
[40]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引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41](法)史达尔：《论德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42](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
[43]何其芳等：《诗歌欣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