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进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彼时，台湾刚“解严”四年，正经历民主化初期各种社会力的激烈冲击。
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已经启航，但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1991年，还有学生因为思想问题而被逮捕，反对者仍然为了废除箝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在街头遭受水柱的强烈冲击，而“立法院”还都是未改选的老代表。另一方面，柏林墙刚倒塌，苏联正在解体，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但，我们才刚刚要开始我们的新历史。这个岛屿要往哪里去呢？
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的知识青年，遭逢这样一个迷惘与不确定的历史转型期，年轻的我狂热地吸取各种知识，并且积极参与校园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我们不希望错过历史的变革。
同时，我不断思索一个巨大而天真的问题：世界上最理想且又可行的制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终极价值是自由与平等，那么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落实这些价值？社会主义衰落了，资本主义真的胜利了吗？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威权体制消失，民主出现了，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
从大学到政治学研究所，我认真阅读过去四十年被禁绝于台湾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理论，也读着自由主义；我开始探究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代议民主制度在几世纪前的兴起与转型，也开始研究战后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
答案没有解开，虽然方向更清晰了些。2002年（距今整整十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继续深究年轻时的疑惑：我研究拉丁美洲与东欧的转型，研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体制，当然还有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以及台湾地区民主化的动力与困境。
念博士期间，我开始在台湾媒体写专栏，并且在2008年之后，开始在大陆写稿。
写专栏是因为我希望让学院知识可以公共化，可以参与建设一个更丰盛的公共领域。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知识不只是用来理解世界，而且是用来改变世界的。在台湾，我也实际参与许多社会行动，希望找到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在大陆媒体写文章，进入此地的公共领域，是几年前的我难以想象的。中国的转型，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一页，而个人能够用文字和思考去参与这场变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尤其，我希望以一个“外人”的角色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
其一，我很了解大陆朋友对台湾转型经验的兴趣，也看到不少浪漫的想象或者误解，因此希望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我的专栏文章，大都不是针对新闻时事性的评论，也不是如台湾的名嘴那样表达对岛内蓝绿政治的好恶，而更多是提供历史性的分析，或者讨论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经验。
其二，我和其他许多港台知识界朋友，可能跟大陆目前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价值立场都不尽相同：我们倾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我们相信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是要同时追寻的目标。本书中许多对台湾或美国民主的批评，可能会让读者朋友们感觉比较“左”，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个“左”和大陆所谓的“左”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我们不是质疑民主的基本价值，而是对民主有更高的期待。台湾或美国民主的弊病，当然不是因为它们有政治竞争、三权分立——这些当然是个好东西，我们在乎的是如何透过制度改革来确保公民的自由与平等。
除了对台湾以及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讨论，本书更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改变。部分由于我们处于一个网络时代，一个人民可以掌握信息权力的时代，我们看到时代正在改变，不论华人社会还是世界各地，新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新的民间力量正在崛起——尤其是年轻人，去挑战既有的政治与经济权力。
二十年前我对知识与现实的困惑，现在或许也是不少读者的困惑：中国该往哪里走？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承诺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起码的尊严与幸福，确保每一个人的根本自由与平等？
没有人有乌托邦的答案。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对于这场变革的方向以及明天的具体样貌，每一个人都将是关键的参与者，都会是时代的改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