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对于台湾民主转型的焦点都集中在1987年的解除戒严，分析1980年代反对运动和国民党当局的博弈；或者往前推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讨论1970年代中期出现的党外政治运动。顺着这个思路，会强调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是受到民主运动不断推进的压力而被迫进行的政治改革。
这并没有错，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要追问的问题是，党外的反对运动为何在1970年代中期出现？答案应该是1970年代国民党初步的政治改革。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在没有民间压力的出现下，国民党会在1970年代初实行改革？
从民主转型的理论来说，并不是民间先挑战威权导致威权体制解体，而是既有的统治集团因为遇到某种危机而出现分裂，因此给予民间力量崛起的机会，而这正是台湾1970年代初的情况。
1946年后的台湾是一个“党国”机器高度控制社会的威权体制。虽然开放地方选举，但参选者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及其友人，很难出现反对的政治力量。在白色恐怖的黑幕下，除了知名案件如雷震与《自由中国》杂志的被镇压，还有许多异议者被逮捕、被失踪。
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控制严密的威权体制却出现了一条裂缝，此后裂缝逐渐扩大，终于让国民党在1987揭开整个戒严的巨大黑幕。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国民党开始意识到人才老化问题，需要进行新的人才甄补。在1966年的“国民大会”会议中，部分代表建议“自由地区”“中央民意代表”（注：“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定期改选，但党中央只同意进行“补选”，且仍是不需改选的议员。1969年，国民党进行迁台以来首次的“中央民意代表”补选，选出“国大代表”十五名，“立委”五十一名，党外人士黄信介、郭国基当选，加上新选上台北市“议员”的党外人士康宁祥，这次补选成为1970年代后党外运动的关键起点。
影响更大的是，美中战略关系改变，台湾国际空间日益缩小。1971年基辛格访问中国，宣布次年尼克松将访问北京；10月，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国民党的“法统”受到严重打击，并且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的正当性才能巩固政权。
此外，1971年又爆发保钓运动，沉默了二十年的学生开始对公共议题发声，甚至转向要求政治改革。同时，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此变局中开始集结，这也是蒋经国刻意容忍以在权力接班过程中和老人斗争。1971年初，杨国枢担任总编辑，结合新一代本省、外省知识分子的《大学杂志》出版，是《自由中国》以来最直接评论政治的刊物，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言论自由等大胆主张，并刊登著名的《台湾社会力分析》等文章。
在这个内外变局中，蒋经国于1969年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于1972年升任“行政院长”，这三年他必须在党内接班过程中确保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也必须为危机中的国民党巩固权力，因此展开所谓的“革新保台”，包括联合上述新生代知识分子。（当时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焕在后来接受美国学者陶涵专访时说，虽然有强硬派认为国民党需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但蒋经国认为需要渐进、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
革新保台最主要的策略在于1972年开始的两个关键改变：一，在1972年底，开放增额“立委”补选，以提高政权的正当性、修补当局岌岌可危的“法统”。二，进行所谓的“本土化”，包括在“内阁”中大举任用台籍人士，以及持续在党内和政府内培养本土人才，如国民党的中常委中，本省籍比例逐年增加。
这两项改革，让1972年成为标志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起点。国民党当然希望这只是一个在控制下的有限改革，所以面对《大学杂志》日益激烈的言论，1972年蒋经国掌权后，就一面收编部分人士进国民党，一面开始打压——年底，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职务，编委会解散，《大学杂志》随之式微。1973年初，更爆发了台大哲学系事件，台大解聘多位与《大学杂志》关系密切的自由派教授。显然，蒋经国一开始容忍知识分子开放的言论主要是为了党内斗争，而在1972年权力稳固后，即开始收拢空间。
但是增额“立委”的补选却让党外人士可以透过选举逐步组织起来，本土化更是代表当局承认“党国体制”在省籍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其一旦开始矫正，就必须走得更远。此后，“立委”选举成为党外政治运动的主要媒介，本土化议题则成为党外政治运动的主要政治基础。
1972年的政治转型是面对1970年代初期的内外危机，国民党想要透过有限改革，来强化其逐渐失去的统治正当性。但是没想到这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释放出来的民间力量却是国民党压不住的，他们只能在1986年开始不情愿的政治改革，台湾政治自由化的大门从此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