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朋友
六岁左右，我发现到处都是穿着童子军队服的小朋友。他们的蓝色衬衣和棒球帽看上去没什么好怕的，可是系在他们脖子上的金色领巾真是吓到我了。系上领巾是服从组织的终极表现，我可不想加入。所以，当爸妈问我想不想加入当地的童子军时，我当然回答不参加。
就在我拒绝成为童子军不久之后，加入另一个组织的机会出现了。爸妈敏锐地觉察到我爱唱反调的脾气，所以他们这次小心翼翼地行动，免得又把我吓跑了。这个组织是“印第安向导”（Indian Guides），爸妈将其描述成一个组织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小团体，还解释说“印第安向导”更像街头帮派而不像青少年组织。“要是你不喜欢，我们就退出。”我爸这么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承诺，我答应了。
事实上，“印第安向导”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赞助的项目，目的是建立和促进父子间的亲密关系。起初，圣路易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哈罗德·肯特纳从欧及布威族印第安人乔·弗莱迪那里得到灵感，于1926年发起这个活动。弗莱迪说，在印第安文化中，通过狩猎、捕鱼、追踪野兽这类活动以及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培养，父亲在儿子成长为男人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肯特纳先生希望能在美国的郊区再现这种印第安式的父子关系，于是他将印第安的传统活动和标志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创立了“印第安向导”。
一个隆冬的夜晚，我们这边的“印第安向导”成员在邻居家的车库里举行了第一次聚会，后来的大多数聚会都是在车库进行的。由于我们小区的家庭住宅都比较小，没有哪个孩子的母亲会傻到让10个涂了野战油彩的男人和他们闹哄哄的小男孩儿使用客厅；加之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在嘈杂的鼓声中开始，每个孩子轮着打鼓，敲鼓这个环节至少会持续15分钟，禁止我们使用客厅的做法确实是明智之举。
第一次聚会的第二个议程是挑选印第安名字。估计那时取名并不提倡新意，没人想到像“与狼共舞”和“放屁专家”这样酷的名字，取的都是“大某”和“小某”之类，比如“大熊”和“小熊”、“大鹰”和“小鹰”。不走运的是，轮到我和我爸选的时候，那些霸气的名字都被挑走了，最后我们就成了“大云”和“小云”。我爸觉察到我失望的表情，就安慰我说，要是跳求雨舞比赛的话，我们肯定能笑到最后，但我还是不高兴。
由于没有一起诵读的誓词，也没有荣誉徽章可以争取，打完鼓、选好名字之后，爸爸们看起来有些困惑茫然，不知还可以搞些什么活动。考虑到周边的环境，狩猎和捕鱼肯定是不行的，追踪猎物也很难，除非去追踪一辆1973年款的雪佛兰诺瓦。那时，这辆车已经被移到车库外面，正“坐”在车道上。不过，没人想去零下四十五度的户外活动，这是我们所居住的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的典型气温。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吃东西，这是一个大家总能一致同意的活动。尽管聚会的车库是封闭的，做东的爸爸总是毫不犹豫地点上炉子，支起自家的韦伯牌烧烤架。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气极其寒冷，车库里没有暖气；而且，烧烤炭冒出的烟越积越多，呛得大家呼吸困难，我们这些叫“小某”的男孩们就轮流去开车库的门，让烟散出去。这倒是给整个团队制造了一个活动的机会。
我们没有统一的队服，所以要自己做马甲。马甲用黄褐色的布料裁剪而成，周边嵌上流苏，搭配头带和羽毛，打扮得就像电影《逍遥骑士》里彼得·方达的样子。虽然大家脸上涂着野战油彩，全副武装，但哪儿都去不了，只能坐在车库里吃热狗和汉堡，呼吸着浇在煤饼上的助燃剂燃烧时冒出来的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术和手工艺成了聚会日程上的重要项目。我们这个原本打算以户外活动为主的组织很快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绘制沙画、用冰棒棍搭建筑模型、把小石头粘到细树枝这样的事情上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活动还真是爸妈向我承诺的那样，低要求且无组织，连我自己都为这看似毫无实质内容的活动感到意外。我们没有学习如何打绳结、生火或实施心肺复苏术，我们没有扶瘦小的老妇人过马路，也没有为慈善活动义卖饼干。“印第安向导”最终成了与童子军截然相对的团体。尽管我享受活动的每一分钟，但心里终究有些矛盾：这些活动总该有个目的吧？
6月1日前后，罗切斯特的雪终于消融尽净了，“塔斯卡罗拉”部落（我爸给我们的部落起的名字）终于尝试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丛林活动——科里营区四日行。科里营区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营地，距离丘卡湖（Keuka Lake）一小时车程。在那里，这仅有的一次活动几乎成就了我想象中完美的“印第安向导”：我们游泳、划小船，尽力在不危急他人性命的条件下学习射箭；夜晚时分，我们围坐在篝火旁，烤棉花糖，和爸爸进小木屋睡觉前一起唱这类活动中经常唱到的歌曲。这是一次完美的旅行，却也是最后一次。
我只参加了一年的“印第安向导”活动。搬家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活动中的大人和小孩。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忘记了他们，甚至也忘记了自己参加过这个活动。直到后来我初为人父，在我父母的阁楼里翻找东西，无意中发现了一箱母亲保存下来的我孩童时代的旧衣服，那时我又想起了“印第安向导”。在母亲舍不得扔掉的T恤衫和“塔福斯金”[1]系列童装下面，是我的“印第安向导”马甲，上面仍然镶嵌着基督教青年会发的徽章，那时是母亲为我缝上去的。
看到这个马甲，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INDIAN”（印第安）和“GUIDES”（向导）这几个字母呈半圆弧线分散排在徽章上下，中间是一个嵌有“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英语名称缩写）字母的箭头。如果这些就是全部内容的话，我也许不会再记起或完全明白多年前的这个经历是多么重要。幸好，我往近处细看时发现徽章上还有些别的东西。
就在箭头的上方和下方，有几个字融合在马甲布料的背景色里：“父与子”、“永远是朋友”（当时“印第安向导”的官方口号）。我停下来，回忆起我是“小云”的日子。这段生活于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聚会是在街坊的车库里举行的，这没什么；我们当时活动的内容就只是吃东西和创作世上最没水准的美术作品及手工艺品，这也没关系；我们中间也没有人学会狩猎、捕鱼，或是设计陷阱抓捕猎物（除了有一次在杰夫·布拉塞尔家抓到一只打扰我们开会的老鼠），甚至这一点也无关紧要。这些都不重要。
“印第安向导”只有一个目标：培养父子之间能够持续一生的亲密关系。也许，创始人原本怀抱更高的期待，比如将印第安元素的活动及文化融入这个团体的日常活动中。然而，我相信创始人会为他促成了父亲与儿子一起相处的诸多时光和由此产生的影响而感到高兴。诚然，活动的口号是有些煽情做作，但活动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呢？于我而言，“印第安向导”开启了我定期和父亲一起活动的模式，让我相信父亲喜欢花时间和我在一起，我也喜欢和他在一起。多年后，我决定步入婚姻殿堂时，我希望那站在我身旁的伴郎是我爸。永远是朋友？确实如此！
注释：
[1]塔福斯金：美国童装品牌“Thoughskins”的音译，意为“结实耐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