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旧书店的乐趣在于：一，你可能会遇上传说中的某个人物；二，发掘一个，归之于你最喜爱的人物当中。七八年前，我曾经因为不认识而“放过”了香港小说家董焕章，却发现了苏联小说家尤·特里丰诺夫——同在广州美院对面、东晓南路一家昏暗的旧书店，当时看到一本书脊上有中圆点的书，很费劲的抽出来一看，米白色封面上印着书名和作者，右上括号里五个小字“供内部参考”，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即所谓皮书是也。好小说都很霸道，不管你是否听过作者的名字，只要你读它的第一句话就不会扔下它。《滨河街公寓》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今这样的男孩子们在人世间是找不到的了。他们有的阵亡，有的病故，还有些去向不明。有的虽然活着，也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凭借某种魔法，让这另外一个人同已经消失的那个身穿绒布衬衫、脚踏帆布球鞋的孩子相遇，他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了。恐怕他连想也不会想到这是遇见了自己。嗨，由他们去吧，猜不出来算了！他们哪儿有时间啊。他们划动双手，随波流去，飞速向前，向前，向前，快些更快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岸的景色不断变换，群山向后退去，森林日渐稀疏，天空愈益阴沉，寒气渐渐袭来。向前赶啊，赶啊——没有力气再回顾留在身后的像天边一朵残云似的凝固了的一切。
这一段的可口程度让人立刻在自己的阅读历史上为它找到合适的所在——“他们划动双手，随波流去，飞速向前……”与“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何其相似！并非只是语气、语句结构相似，读完《滨河街公寓》，你就会发现，特里丰诺夫和菲茨杰拉德描绘的这样一个充满特色的年代，这些特色并非只属于一个特定的氛围，在粗粝的现实生活面前，也许文学的能量过于微弱，然而它所放射出来的魅力则穿行于任何时代，在东晓南路那个昏暗的书店里，正是这样一个开头点亮了我。
就这样，我买下了这本只有一百九十一页的小说。
美利坚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命名为爵士时代，苏联的三十、四十、五十年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强烈特点、毫不含糊的大时代——斯大林的时代，大人物被不断消灭，小人物战战兢兢，没有尊严与秩序可言，人人面临恐惧，有很多充满了泪水的政治笑话为我们所熟悉，这是我们在关于这段时期的书里很容易获取的信息。而政治高压下必然养成的整个社会自私贪婪又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风气却是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面，《滨河街公寓》正是对这种人情世故的书写。格列勃夫，这个被同伴们称为“圆面包”的家伙，斯大林时代的卑微人物，生长于高级公寓——滨河街公寓旁边的贫困区，而他的同学住在滨河街公寓，他的女朋友住在滨河街公寓，他后来的导师住在滨河街公寓，此时此景，埋下了他要当大人物的伏笔，“这种可以称之为气不忿的痛苦，由来已久”。于是，格列勃夫一步步地望上爬，上大学，进入权力层，混成了学术界的权威，这也是他从观望滨河街公寓、进入滨河街公寓最后抛弃滨河街公寓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他与恋人、导师之间的决裂，但深层原因还是得归结到政治斗争，是一个斗争谁，打倒谁的问题。和野心勃勃的反面人物不同，尤其是与我们在往常小说（特别是苏联小说）中读到的简单、平面的人物不同，格列勃夫并不是特别明显的好人或者坏人，他甚至没有特别强烈的爱憎，他的特点是不表态，学院斗争他的导师是小说的高潮，而最精彩的莫过于格列勃夫的表现了，他深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己不过是一颗完全没有主宰力的棋子：
好像童话里讲的那样，人站在岔路口：往前走会丢掉脑袋，往左走会丢掉马匹，往右走也是死路一条……格列勃夫却是个特等勇士，他将在岔路口徘徊到最后，呆到最后一刻，直至筋疲力尽，晕倒在地。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勇士，一个拉橡皮筋的勇士。他自己不作任何决定，而任马驰骋。这是一种什么性格？是懒得动脑筋么？是侥幸心理，还是在生活面前不知所措？……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特里丰诺夫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卑微人物是这么个样子，很显然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联文学里的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特里丰诺夫生于1925年，青少年时躬逢时代的“洗礼”，他在格列勃夫这个人身上其实寄托深沉，厌弃他、痛恨他、批判他，但也怜悯他。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僵化、官僚式人物，但别以为只有在苏联才有。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向上爬的野心，又有着“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万能武器，哪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呢？
与《滨河街公寓》同期大量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我读过的当中似乎都是因现实需要而出的，如果不是为了鼓吹“工业小说”、“农业小说”，便是像《滨河街公寓》或者邦达列夫的《岸》那样，可以暴露“苏修”面目的“内部参考”小说。但无论是哪种，真正的文学作品必然归于文学。
特里丰诺夫的不少细节、细部写得非常漂亮，这些地方会给人一种感觉——这本出版于1976年的小说之为文学作品而非一般的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正在于此。他的开篇也不错，就讲老年的格列勃夫去买家具，发现昔日滨河街公寓里的太子党廖夫卡居然变成了一个装卸工（结尾则换成了另一“工种”——墓园看门人，可见已经完全沦为社会底层）。“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了”，“那时，他被失眠症和青年人的无所事事折磨着，还一心向往他后来到手的一切……”夹杂着“往事并不如烟”，回忆那个清教徒年代的狂欢，既流露出“怎么就这样过来了”，也是“好歹也这样过来了”的心态。
又比如，在后来的日子里格列勃夫还遇见了初恋情人索妮娅，遇见了索妮娅的父亲、他的导师甘丘克——“突然，在普希金广场附近，在高尔基大街糖果点心店的橱窗后面，格列勃夫看见了甘丘克。他站在人们喝咖啡的高桌旁，用五个手指紧抓着一块包在纸里的奶油卷心蛋糕，贪婪地吃着……”这是1976年的苏联小说，1975年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里面，那位声名如日中天的主人翁，作家查理·西特林，在街上遇到声名早已烟消云散的老友洪堡——“我早已知道洪堡就要死了，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街上看见过他，他已经死气缠身了。他可没有看见我。他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拿着一块椒盐卷饼啃着，这就是他的午餐啊！我只是躲在一辆汽车后边看着，却没有迎上前去。我感到不可能这样做……”这是小说，也是特别真实的人生——大错已经铸成，而除了悔恨，我们又愚蠢地想得到更多更好的其他东西，继续遭受命运的辱弄。
值得一提的是，特里丰诺夫的父亲是苏军将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清洗，这些经历也许都造就了《滨河街公寓》特殊的小说氛围。这么一介绍，相信不少人会想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我更喜欢《滨河街公寓》。作为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这本小说寄托了特里丰诺夫多少“自况”与“回味”，但就小说而言，他毕竟不是从廖夫卡的角度来“追忆似水年华”，当贱民格列勃夫与太子党廖夫卡重逢，河东河西，就说明了这部小说并非“玛德琳的小饼干”唤起的梦幻曲。
特里丰诺夫1981年去世，作为小说家，死的未免太早了。另一个遗憾是《滨河街公寓》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景象叙述，但中途又出现了“我”作为叙述人（当然，在我看来是一种遗憾而已）。大概这也是“元小说”的一种吧，但无论如何，不出现“我”的视角，小说同样成立，同样精彩——那么，又何须多此一举？就我的口味而言，无论是库切的元小说还是随便哪位小说家的“多角度”，都不是我的菜。从小说的技法而论，采取何种角度来写大有讲究，至少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文本的起码认识。
《滨河街公寓》除了“内部发行”的版本之外，八十年代初外国文学出版社也公开出版，我没有比较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特里丰诺夫的小说，翻译出版的还有《老人》（外国文学）、《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长别离》（选本，北京十月），我都有搜罗，但最终只读了《滨河街公寓》，而且一直保留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附记：
淘到白皮书《滨河街公寓》之后，出于分享的目的，将其在文艺青年集散地豆瓣网“注册身份”，这篇文章就是为了介绍这本陌生的书而写，三四年后稍作修改，以“回忆之书”的栏目名字发表在广州的一家报纸上。大约就在那段时间，我因为编辑工作的关系和翻译家蓝英年先生联系，才知道他是这本小说的译者，他还提了一些当年为何翻译这本书的经过。后来才知道外国文学出版社曾于1983年“开禁”，译者署名为“王燎、蓝英年”，前几天在书店里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个系列丛书，《滨河街公寓》和《长别离》赫然在其中。三十年过去了，对经典作品而言，时间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