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知识分子中不乏关注现实、感时忧国、心系苍生的人，而许多知识分子本来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他们成为知识分子之前，本来就属于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譬如老三届一代出身的知识分子。但问题在于，当他们进入“话语圈”，以“话语”的方式来表达时——如前所述，非如此，他们就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印记，不能获得学术文化体制的承认。——话语所寄生的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话语规则和表达策略，限制、改造甚至阉割了他们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体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学术圈中不断掌握各种“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代真实生活时，会感到那样困惑和匪夷所思。我们所拥有的话语既不能解释、说明社会的真实、真相，更不能改变社会的面貌。所谓“民间立场”“平民意识”，说到底也不过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因为在话语系统里，民间、平民“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语）。而“话语圈”中知识分子的表述，与真实生活中的他们相距甚远！可叹的是，我们中许多人还自以为是启蒙的“精英”，是人民大众代言人，自以为自己的话语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呼声、要求、愿望呢！因此，我想给包括自己在内的“话语圈”中人提个醒：“话语”固然有其学术化价值，但在现实面前，在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面前实际上是十分苍白无力的，种种“精英”“启蒙”之类的自恋、自大都是非常可笑的。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民瘼苍生的知识分子，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要发出来自生活和民间本身的声音，则需要走出“话语圈”的胆识。左拉说过：“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需要铁锤打在铁砧上的音乐。”我也想说：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不需要“话语”。
拒绝遗忘“文革”
——我的一次课堂经历
这是一次平常的文学理论课，我给中文系学生们讲授的内容是“诗歌体裁的美学特征”。当我说到诗歌文体的精炼、简洁特征时，忽然想到安徽著名诗人韩翰的小诗《重量》：
她将带血的头颅放到了天平上，
使一切苟活者失去重量。
这首诗作者写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当时众多的以张志新为题材的诗篇中，这是最短的一首，但却以最凝练的形式和丰厚的内涵的统一获得了全国诗歌奖，并广为传诵，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以该诗作诗歌文体精炼、简洁的例证，是非常恰当的。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的内涵，我打算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张志新其人其事。在介绍前，我有意识地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张志新是什么人吗？”全班同学竟无一人作答。我还不死心，又抽问了几位同学，大家皆摇头，一脸茫然。有的同学甚至在座位上发出窃笑，似乎是觉得我老是追问这个问题有点可笑。
我的心不禁一阵悲凉。站在讲台上，我想得很多，思绪再也无法集中到“诗歌体裁的美学特征”上。我想，就算是“跑题”，我也要给学生们说说张志新。于是，我说到张志新是一位在新中国成长的美丽、聪慧、善良、情感丰富，富有生活情趣的知识女性，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文革”时代，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勇敢地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仅使天下男人汗颜，也使一切“做稳了奴隶”的中国的“苟活者”汗颜。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独立思考、捍卫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她被绑赴刑场时，刽子手们害怕她仍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全都睁大了眼睛，静静地在聆听着我的介绍。有的女生，眼眶里含着泪珠。
“难道我们不知道和遗忘这样的人不是一种悲哀，甚至是一种耻辱吗？”我以这样的反问结束了自己的介绍。话虽说得有些重，我发现同学们的表情却十分肃然。
我又有些感动了。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们，并不如一些媒体和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都属于“嬉皮士”“雅皮士”“美眉”“另类”，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在言行上有时表现出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是追求理想、向往崇高、崇敬英雄的。所以，当他（她）们了解了张志新的事迹，便顿时产生出一种对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英雄的敬畏之情，如同他（她）们对屈原、文天祥、谭嗣同、鲁迅、闻一多等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的崇敬。然而，在此之前，他（她）们确实不知道张志新，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这难道仅仅是他（她）们的过错吗？
我们的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的合谋。传媒、电视和图书里的历史，或是以清宫戏为代表的帝王将相的历史，或是“红色经典”再现的历史，甚至“样板戏”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再次搬上舞台、银幕，唯独“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大浩劫，难觅踪迹。因为这既符合意识形态淡化、消解“文革”历史的意愿，又投合商业文化娱乐消遣休闲的消费需要。无论是前者的“一切向前看”，还是后者的“一切向钱看”，都需要对“文革”的遗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或大学生，你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像熟悉慈禧太后、康熙大帝那样熟悉“文革”和张志新呢？因此，当问张志新是什么人，他们除了一脸茫然，又能怎样呢？
如此一来，不要太久，当亲历“文革”的人们故去之后，“文革”岂不真的要被一代人彻底遗忘？这意味着什么呢？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附录里记录了几位“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请听听其中的几段：
一位大学一年级男生说：“如果叫我回到文革，我不反对，甚至很有兴趣。一是我不觉得文革怎么可怕，二是可能会感觉很新鲜。”
另一位高二女生说：“我想多了解文革，不知从哪里去了解。”
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说：“文革咱没见过，但比现在强！”
一位大一女生说：“那个时代有激情……现在无法生活得那样富于激情了。”
我想，如果他（她）们了解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故事，还会这样认为吗？
无论是作为“文革”亲历者，还是人文知识分子、学生们的老师，我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要把“文革”的真相，“文革”的危害和影响告诉同学们，我都要对同学们说：不要忘记“文革”。拒绝遗忘“文革”，就是拒绝“文革”悲剧重演。
于是，我在课堂上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时代，向同学们简要地讲述了“文革”的来龙去脉，介绍了新时期文学中反映和表现“文革”的文学作品，介绍了巴金的“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庄严呼吁，介绍了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片断……
教室外有人在唱着甜腻腻的流行歌曲，对面商业大楼上披挂的各种广告条幅赫然在目。说着说着，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仿佛有人在耳边对我说：你说这些，难道不觉得不合时宜吗？
下课了，一位女学生走到我面前，说：“老师，我想从您那儿借《一百个人的十年》看看，图书馆里借不到这本书。”我欣然答允。我刚走出教室，听到一位男同学正在大声朗读我刚才介绍的北岛的诗《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质疑“实话实说”
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对孩子说：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不撒谎、讲真话、诚实。这几乎是所有儿童接受的启蒙教育。所以，才有了“童言无忌”，才有了《皇帝的新衣》里唯一从孩子口中发出的“皇帝没穿衣服”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由成人支配的社会，成人们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需要、欲望、目的所驱使，不断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欺人与自欺。更遗憾的是，儿童总要长大成人，而一旦融入成人社会，你和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讲假话。而当整个社会都在讲假话，譬如“文革”时期，除了《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作为成人，谁又敢站出来揭示事物的真相呢？凤毛麟角者有，如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但其命运，是大家早已知晓了的。
就这样，由成人支配的社会说假话，说假话的社会又造就了更多不讲真话的成人，如此循环不已。故鲁迅痛切地说中国是一个“瞒和骗的国度”。说假话的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思考的一代”才发出了“我不相信！”的宣言。因此，打造“诚信社会”，成为今日重建信仰、信念、信任的第一要务，而具体的落实就是：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从大事到小事，都要讲真话。
正是出于上述这一切，一些年前，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推出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时，确实激动不已。我觉得它的出现本身是一种标志，标志着对曾经的“瞒和骗”的历史反思，对诚信社会、对讲真话的呼唤和倡导。虽说它只是电视的一个谈话类节目，但由于其所处的主流媒体位置，“实话实说”的旗帜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和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这些年来，我始终是《实话实说》的最忠实观众，几乎一期不漏地收看。应该说，该栏目由于编导的精心策划，几位优秀主持人的主持，使它深受广大电视观众欢迎，已经成为央视收视率较高的一个品牌栏目。特别是在栏目创办初期，确实体现了“实话实说”的风貌，使国人为之一振，奔走相告。首先，那些期的选题都是“实话”，即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普通百姓关注、忧虑、困惑的，而又常常为有关方面回避、淡化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话题，如贪污腐败、社会治安、下岗工人、官僚主义、爱情与道德等。其次，针对这些“实话”，栏目确实做到了“实说”。这既体现在主持人的倾向、嘉宾的态度、现场观众的反应上，更体现在他（她）们谈话的方式和内容上：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回避问题、矛盾，谈事论人，一针见血，且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问题的要害，不怕犯忌。许多观众在观看中常常忍不住击节而起，他们觉得“过瘾”，因为栏目说出了他们或是没有想到或是想到不敢说的真话，而这些真话又是上关国计民生、下关社会风气的“盛世危言”，决非阿猫阿狗、一地鸡毛的闲话。
然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何缘由，《实话实说》栏目渐渐变味了。初期的锋芒没有了，初期的严肃性日益被搞笑娱乐所代替，初期的人文关怀精神日益被游戏态度所消解，初期的对社会问题、矛盾的正视，对社会难点、热点、焦点的关注，越来越让位于四平八稳的、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的、开心一乐的话题和言说。尽管主持人仍然是优秀的，尽管我每期仍在收看（毕竟这个节目的独特性是其他节目所法替代的），但在我的印象中，《实话实说》背离它的初衷似乎越来越远，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综艺娱乐类节目了。
这当然也无妨，或许收视率会更高。但既然栏目冠之以“实话实说”，而出于主流媒体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和人们对讲真话的期盼，面对今日的《实话实说》栏目，我们就有理由质疑：首先，选择什么样的“实话”来作为言说、谈论的对象？是热衷于那些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琐碎平庸的，甚至粉饰现实的所谓“实话”，还是关注和选择那些百姓普遍关心的而又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被掩饰、淡化的社会真相、问题、矛盾、热点、难点、焦点，作为真正的“实话”话题？其次，“实话”如何才能做到“实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轻描淡写、言不由衷地说一通，甚至以游戏方式来冲淡真实的严峻，以搞笑态度来稀释真话的锋芒，还是正视实话，说透实话，说得有些人坐不住，说得有些真相再也无法掩盖，说得有些假话再也无法欺人与自欺？总之，在我看来，优秀的、名符其实的“实话实说”节目，一是说的确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实话”，二是“实话”确实“实说”。二者缺一不可。而现在的该栏目，在这两方面都有待反思、改进。观众对《实话实说》栏目的这种批评和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实话实说”，它一方面体现了广大电视观众对央视品牌栏目的热爱和呵护，更重要的，如前所述，人们对于这个栏目的特别关注，表达了大家对于“人人愿说、能说真话，真话真说”的一种期盼和呼唤。说到底，“没有有效的反对意见，民主制度便无法实现”（李普曼《不可缺少的反对派》）。
附记：当我这篇文章写后不久，央视《实话实说》，还有《读书时间》等栏目已被取消，栏目的几位主持人也开始主持收视率更高的娱乐类节目。这真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