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于90年代初被选为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后，每年都要参加两次专门评审批准新会员的主席团会议。每次开会，作协工作人员都要抱来一大摞新会员申请材料，少说也有一两百人，常常是开一天会，还审批不完。开始，我挺感动，心想：谁说文学已走向社会边缘，作家已被冷落？这么多人要求加入“作协”，不正表明“文学活着”吗？为此，我还写过文章。渐渐地，我发现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申请加入“作协”者，实际上是“各怀鬼胎”。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身在农村和基层的所谓“文学青年”和“青年业余作者”。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企图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们在文学受到冷落的大背景下，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笔耕不止。但是，时过境迁，今日已不可能靠发表几首诗、几篇小说而一举成名、一炮走红；加之他们缺少各方面的资源和关系，所以写得很多，发表的却很少，有的多年来只能在地方报纸副刊上发表一点豆腐干式的作品。于是，他们中一些人开始走捷径，想通过加入“作协”，和掌握文学权力资源的人士建立联系，为自己发表作品、出版作品、被评论家青睐、获奖、被有关部门提携等提供方便。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成为“作协会员”，人们就会刮目相看，就能获得进入文坛圈子的通行证。我的一位学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贫困县的中专学校当教师，十几年来，他写了几百首诗，但在省文学界至今默默无闻。前两年，他跑来找我，说想加入省作协，并且已打算自费出一本诗集，因为按照规定，加入“作协”者，要有一本已出版的书。我对他说：何苦呢，花一两万块钱出一本书，就是为了加入“作协”，即使成为“作协会员”，你也进入不了已被一些人垄断的文坛圈子，也丝毫占有不了已被一些人瓜分完毕的文学权力资源，你还是你。可叹的是，这位学生对“作协”仍抱有迷信和幻想。他对我说：“黄老师，在下面，有了‘作协会员’这块牌子，还是能够办些事的、唬唬人的，弄不好，还能给调到政府有关部门工作。”
政府官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在我的印象中，这几年申请加入“作协”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各行各业都有，不仅有宣传部长、文化局长，还有工商、税务、公安局长、人事处长、林场场长、电力公司总经理，不一而足。他们中不乏原先也是文学爱好和追求者，从政后仍然不忘舞文弄墨，加入“作协”，倒也顺理成章；但更多的是与“作家”几乎沾不上边，他们加入“作协”，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名片上再增加一个“作家”这在他们看来“有点分量”的头衔，仅仅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同行和上司更有“文化”。附庸风雅也罢，“文化包装”也罢，有这么多有权有势、掌握各种资源的官员要求加入“作协”，对于无权无势，而又要依靠权势来开展工作的“作协”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所以，每次评审他们，主席团大开绿灯，有没有作品都是“作协会员”。
创作已小有成就的作家和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的大学教师。这些人原先对加不加入“作协”，确实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们或是已经靠作品得名，或是有着自己的专业岗位。但是，渐渐地，他们发现：文学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创作与批评，它还是一种体制、一种文化权力、一种活动、一种关系、一种资源、一种“圈子”，文要有“坛”，这一切都必须依附“作协”。只有加入“作协”，你才有可能被邀请出席和参加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研讨会，你的作品才有可能获奖，你的评论才有可能被发表，你才有可能享受各种政府对于作家的待遇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赞助。今日的作家、评论家有几人能甘于寂寞与清贫，能拒绝这些“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他们纷纷加入“作协”。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体制内写作”。
如此一来，加入“作协”本身成为一种悖论：人们之所以要加入“作协”，就是冲着它的一般协会、学会所不具备的“分量”和“权威”，冲着它的文化权力和体制资源，或是为了分享资源，或是为了联络关系，或是为了包装自己，或是为了唬唬他人；可是，“作协”一旦成为由这些人构成的团体，其分量和权威又如何体现？一个真正的作家加入进去，又有何意义？所以，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在津津乐道地统计又有多少人加入“作协”，省作协会员有多少，中国作协会员有多少，并以此来论证文学的繁荣、作家队伍的壮大时，常常哑然失笑。
你争我夺的“一亩三分地”
说罢作协会员，再说说作协机构本身。
中国作协情况我不了解，不敢妄言；至于省作协，在我的印象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你争我夺、明吵暗斗。新一届作协成立的本身，就是文坛两派斗争的结果。某些人在作协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上蹿下跳，瞒上欺下，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翻云覆雨，挑拨离间，将文人的卑鄙无耻表演得淋漓尽致。最后，在上级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多次协调、斡旋下，新一届作协领导机构总算成立了。但是，战斗未有穷期，作协从来就没有平静过。闹得最激烈的是，前几年，为了遴选一位“作协秘书长”，两派各不相让，从作协闹到文联，从文联闹到省委，从省委闹到北京。其间，有的借写小说含沙射影，有的则在媒体上公开谩骂，有的撬开作协办公桌抢公章，有的则跑到省委门口静坐喊冤……个中情形，一言难尽。各色人等，丑态毕露。不是身历其境，你很难相信：个中人大多是所谓著名的诗人、作家。同一般的作家不同的是，“这些人奇妙地集作家和阴谋家两种职业于一身。在从事第一种职业的劳动之余，他们休闲下来，以不可思议的强烈兴趣全神贯注于第二种职业，遗憾的是在这一种职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远大于从事第一种职业”（肖洛霍夫语）。
可悲的是，局外人却仍然把他们当作“圣人”。有一次，作协领导成员去一座小镇参加笔会，附近一些农村的文学青年和青年业余作者，甚至步行几十里赶到会场，为的是一睹他（她）们仰慕已久的这些诗人、作家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在场的我当时就想：假如这些单纯、虔诚的农村文学青年看到了发生在省作协大院里的一幕幕，不知作何感想？他们还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吗？
不幸的是，我就是在这个“失态的季节”，被阴差阳错地拉入作协主席团的。刚跻身其中，看到发生的一切，我很诧异：这些人你死我活地争什么呢？自古官场、商场为争权夺利之地，这我理解；可作协既无权又无利，不过是一“群众团体”，而且文学早已走向社会边缘，一个作协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的头衔，远不如一个派出所所长、工商局局长的职位在社会上风光、实惠，争什么呢？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作协虽然不是政府机关，可也决不是单纯的“群众团体”，而是有编制、有级别、有经费、有办公场所，亦官亦文，拥有某种特殊的文化权力和资源，而这一切又可以由一帮文人、作家来支配的特殊单位。身为文人、作家，大多与官场、商场无缘，可他们又不甘寂寞，不愿被冷落，对权和利的欲望仍然很强，剩下的只有争取在“作协”这块“一亩三分地”上过过官瘾，掌握一点可怜的文化资源，从权力体制中分得一杯羹了。
不难设想，一旦这些昔日或许“著名”的诗人、作家，完全卷入这种你争我夺、明吵暗斗的“一亩三分地”之争中，他们怎么可能全身心地为广大作家搞好服务、管理、联络工作？又怎么可能有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心境和灵感？而身为作家协会领军人物，却拿不出作品，这岂不是对“作协”的讽刺？有感于此，几年前，我曾在一家晚报上发表过题为《作家要靠作品说话》的短文，这本来说的是大实话、大白话，没想到却触痛了正在争夺“一亩三分地”的个中人，他们“对号入座”，写文章反驳我。文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如今受市场经济冲击，文人、作家已经很惨了，你不去呼吁有关部门更加重视作协、扶持作协，反而说我们依附作协，不写作品，真是落井下石。夫复何言！是啊，对于习惯在体制内写作，被养起来的作家们来说，除了作协这块“一亩三分地”，还有什么呢？
从“解散作协”到“退出作协”
“作协”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的1949年7月，1953年9月改名“中国作家协会”，属于中国文联的团体会员。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作协”的成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当时的中国作协章程标明它是“中国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然而，“作协”性质远非仅仅如此，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在50至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所以，“它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正当权益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领导、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它的‘权威性’，固然一方面来自它的领导层中拥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权力所赋予”。
正是作协的这种作家高度组织化、意识形态权力化的性质，使它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亦文亦官，掌握各种文化权力和资源的机构。一般作为民间团体的各种协会、学会，自然不能望其项背，就是在中国文联下属的团体会员中，“作协”也最为重要、牌子最响、权力最大。而随着其后的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升级，随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文学艺术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的干预，“作协”的这种性质、特征、功能则进一步被强化。由此，一方面孕育、滋生了“作协”的体制化、官僚化、衙门化、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作家被养起来”和“作家当官”的风气。即使到了社会转型期，出于权力政治的特殊需要，依然如此。前述许多人在90年代仍然对“作协”趋之若鹜，仍然为担任作协领导你争我夺，看准的正是作协在体制中的这种特殊性质、功能、地位。正如韩少功曾经调侃的：“作家协会——除反常的情况外，通常是一些已经不大写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会要钱并把钱花掉。”
然而，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作协”，毕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冲击和挑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早在90年代初，一批面向市场写作，在图书文化市场上受到大众读者青睐的作家，和一批坚持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主义作家就明确表示：不参加作协，“在体制外写作”，如人们熟知的王朔、王小波、何顿、韩东等。而就在几年前，当时的《文友》杂志于头条刊登出一篇被称为“重磅炸弹”的文章：《解散中国作协》。作者是几位诗人。其时，我正耳闻目睹了上述你争我夺的内幕，对“作协”的弊端深有同感，便立即写了一篇呼应文章，奇给《文友》。很快，《文友》来信告知：《解散中国作协》一文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收到上千封来信来稿，我们现在就需要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呼应，你的文章写得好，下期即登出。然而，没过几天，又收到《文友》来信：因为那篇《解散中国作协》的文章，他们惹大麻烦了，高层领导出面干预，刊物被迫收回，有关人员受到批评处理。自然，我和其他人的呼应文章也不会刊出了。失落之余，我又感到庆幸：没刊出也好，否则，说不定我也会惹祸。不久，就听说《文友》被停刊了。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制度，中国的事要慢慢来，用鲁迅的话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解散中国作协”的口号虽然振聋发聩，但未免简单、偏激、脱离现实了。然而，毕竟是进入21世纪了，中国在进一步朝向民主、科学、“小政府、大社会”和多元化的道路上迈进，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进一步尊重，公共空间及私人空间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大背景下，固然没有哪个人能够“解散作协”，但人们却完全可以公开地宣告个人“退出作协”。于是，有了2003年备受文坛关注的李锐、余开伟等人的“退出作协”事件。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声明、一种姿态，它本身体现了当代一部分作家摆脱对体制依附的独立性，体现了对“作协”这一传统文化体制的特殊产物的质疑、批判和否定。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受到这几位作家的启发，同时是对他们“退出作协”的一种呼应。
废墟上的独白
——汶川大地震随想录
小引：文字的苍白
瞬间成为永恒。2008年5月12日14：28，随着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崩塌爆裂声，大地刹那间释放了几百颗原子弹的威力，地震大灾难降临巴山蜀水。这一个黑色的时刻，从此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这是13亿中国人情系灾区的一个多月，这是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的一个多月，这是创造出众多生命奇迹的一个多月，这是产生出无数平民英雄的一个多月，这是彰显人性美的一个多月，这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收获了太多的感动、精神上受到太多震撼的一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