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红屯绿”，这四字组合，给人一种徽商的富庶与儒雅之感，而且显得春意盎然，是深山里的春意，耐久，一直可以拐到夏日里。
说到安徽的茶叶，以前是离不开这四个字的，但现在似乎有点尴尬，祁红与屯绿，两者挨得不那么紧了，红瘦绿枯，各自恹恹。尤其“屯绿”，多少有点名存实亡的意思。什么是屯绿？徽州地区的休宁、歙县、绩溪、祁门、婺源（现属江西省）等县所产的绿茶，当年都是在“屯溪”集散、输出，因此统称“屯溪绿茶”，简称“屯绿”。这样的统称，可能为了方便出口外销，实际上，屯绿在国际市场的名气一直远远大于国内。但在国内，不会有人说喝什么屯绿，而且“屯绿”名下，没有一种叫得特别响的品种，渐渐成了虚化的、笼统的符号。不像太平猴魁、黄山毛峰、六安瓜片，指涉性明确。
再说，现在交通便利，休宁、歙县、绩溪、祁门、婺源的茶叶未必需要到屯溪来中转、面市了。其实，婺源已经开始另立山头，称他们的绿茶为“婺绿”了。
至于祁红，那是另一番局面，本可以好好拓展的，但没有做到，沦为渐渐消退的“夕阳红”。
杨绛《我们仨》有一段写道：“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锺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锺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作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看来，钱杨夫妇还保留着在英国养成的喝红茶的洋习惯。祁红的汤色，固然鲜艳诱人，但香与味，同样可取，犯不着滇红、湖红代劳。但杨绛这么写，自有她的用意，三合一红茶，暗合“我们仨”，隐喻一家三口融为一体的亲密关系。还有，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取湖红的苦味，或许是钱家饮茶口味的偏好吧？
现在立普登红茶很普遍，中国各地的超市都有货。赖瑞和在《杜甫的五城》一书里写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大陆旅游，四处喝不到红茶，这可苦了在马来西亚长大喝惯红茶的赖瑞和。看了，我会心一笑。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是没有饮红茶风气的。改革开放后，咖啡倒是很快进来了，但红茶没有进来，立普登、大吉岭、格雷伯爵，都不见踪影，连中国自己的祁红、滇红、宁红、宜红、川红，也无声无色，这个现象确实很奇怪。大概最近十多年吧，红茶才开始在中国的商店可寻，咖啡馆也有红茶可点了。我曾就职安徽日报社，有次去徽州采访，初尝祁红，惊艳，从此爱上。如果不是因为红茶，祁门这个皖南小县，怕是没多少人知晓的。但祁门（英文是Keemun），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确是大名鼎鼎的，Keemun Black Tea，与印度大吉岭、锡兰乌巴并称红茶中的三大极品。
这几年每次回合肥探亲，朋友都会送我茶叶，皆是绿茶，从未收到祁红。自己倒在商场买过祁红，价格便宜，味道却好。我在牛车水的“裕华国货”，也买过祁红，品质不错，但价格翻番。除了祁红，我也爱喝大吉岭和格雷伯爵。喝大吉岭时，就会想到徐悲鸿，他曾在这个印度北部山城住了几个月，并在此创作了很多传世珍品，包括巨幅设色水墨画《愚公移山》。徐悲鸿的“大吉岭时期”，值得美术史家进一步研究。徐悲鸿在画上的落款，大吉岭的“吉”，上面的“士”总写成“土”，不知是笔误还是书法的需要，反正看了，印象深刻。基兰·德赛获布克奖的《失落》，是部不可多得的小说杰作，故事也发生在大吉岭属下的小镇噶伦堡，读后让人念念不忘，这些都是促使我爱饮大吉岭的“外缘”。格雷伯爵带有佛手柑的香气，但久了，略感冲人，通常一小盒二十五袋喝完，我都要停一段时间。只有祁红，我是可以长喝不厌的，而且多是清饮，不加糖奶，喝起来，似有一种淡淡的兰花香，这种特有的香味，被西方红茶通追捧为“祁门香”。
为了喝祁红，特地买了一只Bodum玻璃杯，浑圆通透，衬着嫣红的茶色，赏心悦目。有时，也会配两粒司空（scone）或咖喱卜（curry puff）。唯一的遗憾，就是狮城常年如夏，要是大冬天里，一杯红彤彤热乎乎的祁红在手，再加几款点心，嘿，还不美死了！对器物的讲究，冲泡的方法，加方糖还是砂糖，什么时段搭配什么茶点，这些貌似重要，可说到底并不那么重要。在商品俭约、生活清苦的年代，和三两好友雪夜闲聊，用搪瓷杯喝祁红，饿了，用电炉烘烤几片馒头，照样满室生香，呼应着青春的肢体和思想——我们曾经就是这样做的，那才叫大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