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一种“不”的声音都不可怕，可怕的只是听不见“不”的声音；“不”只会使谬误尽显丑陋，让真理大放光芒。一个没有人说“不”的社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文革”就是在这一点上暴露出它的极端扭曲。差异性的丧失致使“文革”在参照缺席的迷途中陷入沼泽。那么，我们真的从中获得了启示吗？
中国知识分子的官瘾
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说法至少表明了对于“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即学是大可不必自始至终的，相比于学，“仕”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是因为只有读书才可以当官，想必读书是根本不会被视为万般之上的。说到实处，地位最高的还是当官。即便没有什么当官的希望，但做个读书人多少也能算是个安慰。恰是基于这个原因，结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那无数个书呆子。
书呆子其实就是多余人，因为他读书本是要为当官的；当不上官，所以只能越读便越郁闷，越读便越发呆。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和感慨。可见，在中国，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当。也就是说，中国的读书人并不以求真为己任，更无从把求真当作乐趣。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在中国压根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并非人人都不想当纯粹的读书人，事实是封建统治者始终就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动辄要操起生杀大权导演一场“焚书坑儒”抑或“文字狱”这样的惨剧来了。“竹林七贤”中倒是很有几位后来不想再出仕的，但结局表明这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嵇康甚至还为此搭上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优秀的读书人倘若成不了统治者的工具，那就得当心变成统治者的刀下鬼。
说来，知识分子可能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权利；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又何曾有过这样的权利？历史惯性汇聚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力量是极为可怕的，它不仅导致了中国读书人悲惨命运的执拗延续，而且也让中国知识分子落下了戒不掉的官瘾。不难发现，尽管随着历史文明的艰难进步，我们似乎终于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们好像都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就拿许多大学教师们来说吧，仅有教学和科研明显还是不够过瘾的，要是再能当上个一官半职的那才称得上圆满。当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就很为不少教授都有这样的欲望而恼火。他以为这样的风气实在是大学的灾难，于是开始着手实施新政加以整治，直到教授们都再也不以有个行政官衔为荣才算作罢。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那个时代另一位让我景仰之至的教授费巩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费巩当时执教于浙江大学，正值兵荒马乱的年月，学生们的求学之苦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故不得不经常上书校长，以求对学生们最大限度的保护。校长是竺可桢，有感于费巩的仗义直谏和关心校务，便力劝其出任校训导长一职。对于这种行政职务，费巩本来就颇为不屑，更不忍为它牺牲掉宝贵的读书写作时间，所以坚拒。但终碍于竺校长的苦口婆心和为那些不幸的学子们所虑，经过好一番犹豫，费巩最后还是决定应聘。对此，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校中看不惯之事太多，一向只有愤慨痛恨，至多以个人之势力求稍补于万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后在校方答应他不入国民党、不领训导长薪俸这两个条件之后，费巩才接下了浙江大学训导长兼主任导师的聘书。但上任后需要发布有关通告时，费巩总是坚持这样签署上自己的名字：“政治学教授费巩兼摄训导长”。显然，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的教授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由费巩教授担当其训导长的浙大学子们的确是有福了。
今天的中国高校数量比费巩那个时代多了不知有多少倍，可要想找到一个费巩这样的教授却并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多少。没有几个教授不想搞个行政职务干干的，也没有哪个心怀此意的教授是冲着专为师生服务去的。愈发强烈的官瘾，归根结底不外是谋一己之利的冲动使然。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高校比过去绝对是富有多了，占有的利益资源也是过去所不敢想象的，领导们的津贴更是高得令过去难以望其项背。行政职位越高，也就意味着你所能享受的资源和好处越多，比如拿项目、抢待遇、获大奖、出国游等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教授们对于行政职务还不像今天这么趋之若鹜，原因其实很简单，彼时尚没有此时这么多的利益诱惑而已。
当然，除了利益，还有一贯的历史地位问题。大学行政办公楼里的某一个科长或是某一个处长，因为比教授要有权力，可以在很多方面都管着教授，可以轻易地就给教授们气受，所以自然显得总要高出其一等来。大学固然不是官场，然而官场的习气在中国的大学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也便难怪，如今中国的那些学者们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可以不提教授或者研究员，但什么院长、所长或主任之类的头衔是一定要挂上的。费巩教授当年最羞于做的，竟被我们当成了无上荣光的事情。呜呼！今日中国知识分子非但没能坚定求真的立场，反倒是丢掉了做人的起码羞耻之心啊！
马尔赛尔夫主义
所谓马尔赛尔夫，即英文“myself”——“我自己”的意思。一个人一生中真正忠实的朋友不是别人，而就是这个马尔赛尔夫。马尔赛尔夫甚至比你的影子还要忠实，一刻也不会将你背叛，即便你是处在毫无光亮的黑暗之中。但是，别以为你存在，你的马尔赛尔夫也就自然存在。事实上，恰是马尔赛尔夫决定着你的存在，尽管它总是在你出现之后才姗姗来迟。可在马尔赛尔夫到来之前，你却并不是你，你只是群体当中的一员。群体的完整始终掩盖着残缺的你，你的残缺使你需要着群体，也使你为群体所需要。你们彼此依赖，相互利用。即便如此，群体却永远无法成为你可以信赖的朋友。
让马尔赛尔夫成为主义，就是为了让你认识到自我的意义，同时也认识到它绝不可能自发而来，它必须通过自觉积极的努力去寻找。比如梭罗，为了这个马尔赛尔夫，他特意来到瓦尔登湖畔，就此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说：“我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跟同伴在一起，即便是最好的同伴，不久也会厌倦，各自散去。我爱独处。我还从未发现像孤独这么易处的同伴哩。当我们跑到国外置身于人群中间时，大部分时间里要比待在室内更觉孤单。一个思考着或工作着的人总是在独处的，随他愿意待在哪里吧。孤独不是以一个人同其伙伴所间隔的空间里程来衡量的。”
梭罗明白，马尔赛尔夫是活在一个人的思想里的。然而，一个人是难以在人堆里进行思想的。人堆从来就不欢迎这样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思想一旦出现，人堆的凝聚力便无以维系了。所以，他必须先行学会与孤独和寂寞为伴。也只有进入了这一领地，他才可能同马尔赛尔夫相遇。于是，和自我的相处亦便正式开始了。就此而言，孤独寂寞绝不属于一种隔绝窒息的状态，其中始终不乏同自我交流的滋养。也正是这种滋养得以让一个人保持住最大限度的清醒，使其不仅明晓自身的需要，并且明晓他人的需要，以及他人对于自己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