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报纸上看到北大教授、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谢世的消息，心里便有些唏嘘和感伤，唉，一代大师就这样走了。
其实我和张岱年老先生非亲非故，也没有师生的关系，论辈分，甚至差着三四代人，但此刻，我却从心里怀念他老人家。想起近些年来，以我之浅陋，竟得着机会先后两次登门拜见于他，也实在是三生有幸了。
最早见到张老，应当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年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几年之中，听过的各类讲座仿佛是有几百个的，印象中，期间就有一次是领略他老人家的精神风采的，只是年头久远，具体的时间和讲座的内容已不能记得了。
回想起来，我是1998年才真正与老先生有了直接的联系的。那一年夏天，我正为自己主编的第一本书——《北大情事》而忙碌起来，几乎每天都在打电话联系作者——各系各级的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北大校友。为了让这本从情感角度展现20世纪北大人精神风貌的书显出我所设想的品位感和厚重感来，我是不惜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的：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究竟打了多少电话，在电话里究竟又说了多少话，我已不能记得，但我所联系过的北大人无疑是在两百人以上的。这其中有许多是我在北大求学时所认识的，也有许多是我知道乃至是久仰大名但并无联系的，这其中就有令人景仰的张岱年老先生。
当然，也还有很多别的有名的人，比如星空灿烂的中文系就有严家炎、谢冕、段宝林、程玉缀、温儒敏、曹文轩、王岳川、戴锦华、张颐武、孔庆东以及金开诚、袁行霈、储斌杰、乐黛云、唐作藩、孙玉石、洪子诚、钱理群、陈平原、韩毓海等，总之，凡是数得着的，我的电话就打到了。又比如其他系的名家，汤一介、侯仁之、肖灼基、厉以宁、晏智杰、潘文石、林毅夫、刘伟、辜正坤、陈章良等。这个名单实在很长，总之，我虽无力在这里列出全部的名字，但我却极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至于已经离开了北大校园的，那也是有许多的，比如李瑛、叶永烈、傅璇琮、崔道怡、邵华、刘松林、陈建功、高洪波、周国平、刘震云、老鬼、马相武、李银河、唐师曾、英达、李书磊、张璨、西川等。总之，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大范围地撒着网寻找作者。现在想来，这大抵是很可笑的。所幸的是，我为之努力不懈的《北大情事》一书终归在2000年1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了。
忘了当时的自己是怎么就想方设法地找到了这些人的电话，总之我放下了手头的一些事情，成天就只知道一门心思地给他们打电话约稿。说实话，这样题材的稿子真不好约，许多人并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爱情故事公之于众。且不说大家都这么忙，且不说我并不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书稿齐了之后究竟能不能出版其实也还是个问题，但德高望重的张岱年老先生却是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的。
那时，张岱年先生的听力已经不大好了。记得初次与他通话，年届九旬的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仅仅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去打扰他，这使我感到有些内疚，但老人家却郑重其事地要我写封信把向他约稿的原委和要求详细说说。听到这样的答复，我很高兴，看来，这事还有戏！不过另一方面，想到老人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我其实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我还是遵嘱照办了。不久之后，我收到了老先生的回信，老人家还真寄来了文章，是一篇新写的几百字的短文。虽然这篇文章属“往事”范畴而非“情事”范畴，从篇幅上来讲也不是很合用，但我真的很感动。于是我怀着一腔的敬意当即回信，并且我还提要求，希望老先生另写一篇，要长一点，越长越好云云。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老先生的第二封信。所幸的是，写这篇悼念文章的时候，我竟在抽屉里找到了这封信！斯人已去，墨宝犹在，我想我还是把这封信全文录在这里以免日后不小心遗失了。
朱家雄同志：
您好！来信收到。我所写实在太短，但是我年老体衰，实在不能多写，而且也想不起有什么壮烈的事可写。拙文不合要求，可以不用，尚请退回为感！可请少壮同志多写。
匆匆，祝
好！
张岱年
98.10.4
我再次感到了内疚，大师如此高龄，能惠赐一篇短文已属极为难得，我竟然还“要求”他另写一篇，而且还是长文，真是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我连忙依老先生的意思，恭恭敬敬地把文章寄回退还了，至于信中有没有提到请他做该书顾问的事，却不记得了。
其实，除了张岱年，北大的几位“国宝”级学者比如季羡林、张中行等，我也都联系过，但都因为年事已高的原因没能惠赐大作。关于季羡林先生，其实之前我还很荣幸地打过交道的。1997年我在《文化月刊》杂志做编辑的时候，因为那时我手头有季老家的电话号码（系在校时于图书馆偶遇季羡林向其当面讨要到的），就在编辑部讨论关于封面人物的选题时报了他。记得当时领导和同事是一致赞成采写季老的，于是我与季老联系并在未名湖畔面对面地作了采访，于是第7期的封面人物就是神采和风范均无比儒雅的季羡林先生，我的那篇按领导要求控制在千字以内的采访文章则刊登在了扉页上。
话再说回来。退稿之后的一年，我和张岱年先生就没有再联系。到1999年9月，出版的事有了希望，10月底合同也签订了，且和出版方谈到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邀请一些名家担任顾问甚至题词之类。于是我就在心里拟了一份顾问名单和题词名单，然后逐一打了电话，结果一切都很顺利，获得了诸多前辈名家的支持，并且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记得当年11月上旬给张岱年老先生打电话的时候，老人家的听力依然不大好，仍然是经过一番努力，他才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老先生初步地答应了，只是要求我拿上书稿给他看一看，还告诉了我他的住址。于是，几天后，我就带上书稿到中关园某楼拜见我所敬仰的张岱年先生。
记得为我开门的是他的夫人，一位语音清晰、腿脚灵便的老太太。进得门来，却见须发皆白的老先生穿着件毛式中山装，戴着一副老式眼镜，神态质朴而慈祥，就如印象当中我们所常见的和蔼的老爷爷的形象，只是他口齿已不大清楚，行动也已不大方便，但老先生还是站在客厅里看着我进了门，还说了句什么，然后领我进了书房。在一张圆桌边坐下之后，我就开始介绍这本书的有关情况，末了，又把书稿摆在老先生面前请他审看。老先生挺认真，戴着老花镜，仔细看了看目录，又大体地翻了翻书稿，还挑了几篇稿件浏览了一遍。末了，他说稿子质量不错，又说有些作者比如段宝林等人他也认识。之外，他还特别指出自己对解放前的老北大人比如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故事比较感兴趣，他就是冲着这些人才答应担任顾问的。
待到我请他惠赐墨宝为本书题词的时候，张岱年老先生乃凝思片刻，又征求了我的意见，终于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很有意思，反映了北大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一读。”还落了款，标上了时间。老先生题词用的是钢笔，字迹清朗通达，很有美感，尤其使我惊讶的是，老先生的字竟然是少见的遒劲、流畅，绝不像一位年已九旬的老人所写，其力道甚至远甚过年轻人的字迹。可惜用的不是碳素墨水，书印出来之后似乎并没有李瑛、邵华、曹文轩等几位顾问的题词那么色重。但我心里一直记得，其实在几位顾问的题词中，就属最年高的张岱年先生的字写得最劲健、有力。墨宝领到之后，又聊了一小会，我于是起身告辞，而老先生也不顾劝阻，硬是起身送我到门口。
其实，我也试着想请季羡林老先生担任顾问来着。因为曾经采访过季老，所以我对于邀请季老做顾问的事，心里还是很抱有希望的。但不知为什么，季老没有答应，原因似乎是这个题材他不想做顾问，又似乎是当时他正住院，没有时间看书稿。总之，我对季老的景仰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只是为自那回的采访之后没有机会再次见到他老人家而感到有些遗憾。要知道，仅有的几位国宝级大师当时均已是望九之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人想见到他们，其可能性都是越来越小了的。
至于张岱年老先生，后来我主编的《北大情书》一书他也欣然应允担任了顾问，为此，自然又通了几次电话。不仅如此，到2002年秋的时候，我还得着机会再次登门单独拜谒了老人家一次。其原委，是为自己策划的《北大名教授自荐论文代表作》丛书去他家谈书稿的创意和选稿思路来着。现在看来，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所景仰的张老了。其时，老先生的家已搬至北大和清华之间的蓝旗营小区。记得老先生的寓所比起先前已是宽敞了许多，在装修得很好的大客厅里，端坐在沙发里的老先生着装有型有款，须发也梳理得很齐整，风雅非凡，神采有如印象中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一般富有魅力，气韵更似先秦时代娴雅澹定的高寿大哲。这就是我所能回想起来的关于这位当代哲学泰斗的最后印象。应该说，这最后的一面，老先生给了我无比清晰、深切和永久的记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早已编好的《北大名教授自荐论文代表作》第一卷、第二卷竟然到现在也没能出版，也不知道能在什么时候，我可以在教授们极为可贵的支持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系列的图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在编选这套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读到了许多教授的精彩论文，即使这件事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我感到自己的收获是不小的。比如张岱年老先生的若干论文，当我被他口头授权可以自行选收他的论文作品时，我就获得了阅读他的作品的最好的机缘。
在我看来，张岱年老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等哲学著作和许多论文，如《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中国思想源流》等等，既是高屋建瓴、广涉古今、渊博精深的力作，又都写得深入浅出、新颖独到、雅俗共赏，委实是大家境界。
在知识界深切悼念、缅怀张岱年老先生的此时此刻，我想，我们更应该记住他为后人留下的一篇又一篇的精彩论文和那一卷又一卷丰美厚重的著述，并由衷地感谢他为光大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本文刊于2004年5月19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