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子夜，我从网上看到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邵华将军因病于当天傍晚18时28分不幸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异常震惊。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位才华洋溢、与社会各阶层均有广泛联系的和蔼亲切、平易近人的师长前辈，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如此突然地离开这个无数次出现在她镜头里的美丽世界。
7月2日清晨，我早早地出门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天上午9点，邵华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一路上，我不禁回想起1999年冬我登门拜访邵华将军的情景来。
1998年夏，在为《北大情事》一书开始四处组稿的过程中，我偶然得知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将军是北大中文系文革前的毕业生，于是我想方设法打听到了邵华将军家的电话号码。邵华老师听说我编《北大情事》，似乎觉得是有意义的，遗憾的是，一番游说之后，她并没有答应写一写她和毛岸青的爱情故事。也许是为了对我的盛情约请表达某种回应，邵华老师向我推荐了她的同样毕业于北大的亲姐姐刘松林（即刘思齐），说或许刘松林会愿意写写她和毛岸英的故事。于是我就按邵华老师告之的电话号码联系刘松林前辈。可惜几番沟通之后，态度同样亲切、和蔼的刘松林老师最终也没有答应写这样一篇文章。
时间转眼就到了1999年的秋天，经过长时间的张罗与奔忙，终于被告知《北大情事》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应出版社之约，我打电话为该书邀请到了很多顾问，我也没忘记打电话约请邵华老师担任顾问，并且提出了希望她能为该书题词的请求。令我倍感荣幸的是，邵华老师并没有拒绝，甚至专门为此安排出一个时间，让我带上书稿登门。
那个冬日的傍晚，我应约前往位于北京西北角军事科学院附近邵华老师一家的住所“毛家大院”。记得赶到那里时，天已黑了下来。我在门口卫兵的岗哨处做了访客登记，然后就激动且忐忑地走进了这个我多少感到有些神秘的院子——我甚至在心里猜测这是不是毛主席当年也曾住过的地方。夜色下的院子虽有路灯照明，但一切还是显得很模糊。我跟着前来接我的同志前行，不觉间就进了一栋小楼。
一位女秘书安排我在一楼的会客室里等待。不一会，邵华老师就来到了会客室——传说中的邵华将军原来这样的普通、亲切、谦和，绝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势，只有在人民领袖的家风熏陶下自然形成的朴素、平实与淡然、从容。交换了名片之后，邵华老师在落座的同时也示意我在一侧的沙发上落座。因为时日久远的缘故，具体的对话我已不能记得很清楚，只记得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介绍了《北大情事》的大致情况，末了，又把那沓厚厚的书稿递过去请邵华老师过目。
邵华老师把书稿翻了又翻，并且从中抽出若干重点作者的稿件认真阅览。她一边看，一边偶尔地点头，乃至询问于我。坐在一侧的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安——很担心邵华老师究竟会不会答应担任顾问，但当我看见她不时点头表示对稿件的肯定，心里就渐渐地变得踏实起来。我抓住时机果断开口再次邀请她担任本书顾问，并希望为之题个词。邵华老师对书稿的品质似乎是满意的，竟也不再犹豫而是欣然应允，略作沉吟，“那我就写‘青春万岁’四个字吧”。我说好啊，简明扼要，还很响亮！于是邵华老师提笔一挥而就——在“青春万岁”这四个字之后是一个惊叹号，下一行是署名，再下一行则是落款的时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廿三日。
到八宝山了！我不得不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看看表，离九点还差半小时——我以为我算到得比较早的了，却不料告别厅前的广场上早已是轿车满目、人潮汹涌——这可都是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与邵华将军做最后告别的啊！
我随着一长列桌案前的许多队人流中的一列缓缓前行，在桌案上的一本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把领到的小白花佩戴在胸前，然后接过一本封面上印有邵华将军遗像的纪念册认真翻阅——当中的内容是邵华将军的生平介绍。作为毛岸青夫人的邵华将军，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好儿媳，她的一生可谓历尽苦难却又充满光荣。
等待了半小时左右，我终于随着自己所在的队列缓缓迈步进入告别大厅。邵华将军的遗体静静地仰卧在鲜花丛中，我默默上前，满怀悲伤地瞻仰那最后的凝定而鲜明的容颜。在拐角处，隔着环列而站的军人，我看见肃然端坐在角落里的毛新宇和他的夫人刘滨微微垂首，神情沉重而悲痛。
永远忘不了拜访邵华老师的那一幕，也永远记得她老人家对我和我主编的《北大情事》一书的真诚关照和有力支持。可惜邵华老师走得太早，太突然！享年69岁的她，显然还有许多想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在等着她去打理啊！可天堂的召唤，却让她把这一切都轻轻地放下了。
本文刊于2008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