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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儒家的社会理想追求与人民的信仰(1)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支撑其整个价值信仰体系的基础所在,内在地规定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与行为走向,指示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理想。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谐地共同生活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

在孔子那里,他理想的政治样板是夏、商、周三代“圣王”之治,此即《礼运》篇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他的思想体系正是围绕这一社会政治理想阐发的。中国历代士人都“宗师仲尼”,孔子的理想遂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说到“大同”理想,人们还多数认为这是孔子的“假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其实不然。《礼运》既见于《礼记》,又见于《孔子家语》。经过综合比较,我们发现《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更为可靠,人们对《礼运》篇严重存在着误解。孔子所说的应是他心目中三代“圣王”政治的实际,而不是所谓“五帝时期”,更不是什么“空想”。在《礼运》篇的描述中,孔子所提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以及仁爱和谐等观念,内涵丰富,都有“统宗会元”的功能,就像“大同”概念以及“天下为公”等已经被后代赋予新的时代意义那样,这些观念是孔子儒学基本的观念,也是当今应该共同认可并且自觉遵循的价值取向。

一、孔子学说中有最基本的价值支撑

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首先应该是观念的进步,而社会观念一定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就没有民族的立足点,就缺少民族的自立与自信,难以真正吸纳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文化成果。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比近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珍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把孔子智慧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文化支撑。

有人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拥有强大的哲学,才能建构强大的精神;只有哲学本体论上不谬,才能在精神和行为上不谬。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能大成,囿于小知而不知大论,必极变而多私,必走向荒诞与种种非理性。”中华民族要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首先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在哲学本体论上站住脚跟,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然后才能与天地参,与万物化,建成强大昌盛的民族国家”[6]。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它包含了先圣先王对天地之道、对人性人道的深刻思考,应该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源泉。

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应该首先准确理解孔子的智慧,正确认识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属于文化的范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审美观的哲学文化是文化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方面,所以,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大至巨的孔子儒家哲学便具有了非凡价值与意义。孔子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认清孔子对他以前历史文化的继承,这一点十分重要!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仿佛孔子时代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就像钱穆先生在所著《国史大纲》最前面曾经批评的那样,有人以为今人“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持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阻碍了人们对古代文化面貌的认识。好在现在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面对大批的早期地下材料,人们不再盲目疑古,而是力求正确地解读历史文献。在理解孔子思想时,人们也认识到孔子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孔子系统总结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深刻反思了历史与现实,才使得孔子的学说具有了“集大成”的特征。

人类文明形成后,就有人思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问题。数千年来,社会和谐问题一直是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尧舜时期如此,三代更是这样。到西周时期,人文理念高涨,人们更加重视人文教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从而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调。按照周初制礼时的指导思想,周初统治者一方面要继承前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社会管理中人的因素。从现有材料看,西周的社会管理系统已经空前完备,他们把官僚机构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部门。天官冢宰总管百官、朝廷以及国家大政,是王的直接辅佐;地官司徒主管教化以及分封土地、处理民事;春官宗伯主管祭祀鬼神和礼仪活动;夏官司马主管军队和战事;秋官司寇主管诉讼和刑罚;冬官司空主管手工业及其工匠。在这六个部门之下,各分设几十个属官,形成一个比较细密的管理体系。

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基础。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整个周官系统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社会政治与人际和谐方面,《周礼》就有许多具体的规定,例如,地官司徒“帅其属而掌邦教”,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施十有二教”。具体说来: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除了教民懂得敬、让、亲、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还对出现的种种问题做了周到的考虑,如地官司徒中有负责排解调和民众纠纷或有怨恨而相与仇恨的官员。这种官员称为“调人”,拥有一定的属员,掌理调解百姓之间的仇怨,有一套调解的原则。

对于《周礼》所反映的管理制度,前人论述已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以前对周代社会管理的水平估价严重不足,人们对《周礼》成书时代的后置便是最为具体的表现之一。实际上,《周礼》是我国先人追求社会和谐治理的思想成果,《周礼》不仅不像现在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成书很晚,而且在此之前,它已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积累,是周初思想家继承夏商以来的经验,从而斟酌损益、抉择去取的结果。[7]

周代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石,就像周礼是“损益”夏、商之礼而来的那样,周礼对后世影响既深且远。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继承先圣先王,形成了他的儒学思想体系,他的思想观念成为历代中国人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与普遍法则。孔子以后,中国历代都追求政治稳定,上下协同,因而也就不断调整制度,推陈出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旨都如周公所说,就是“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

二、孔子的“大同”思想与社会和谐

历代对和谐社会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孔子的“大同”社会政治理想上。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征战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人们自然更加向往和谐与“大顺”(《孔子家语·礼运》),希望战争停息,邦国和平安宁。孔子认为,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因此,他总结历史,反思现实,希望重整社会秩序,恢复古代圣王之治。他对于社会政治的最终追求或最高追求,就是《礼运》中他论说的“大同”境界。

有关孔子“大同”思想的记载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两书的《礼运》篇。以前,由于对《孔子家语》的记载心存怀疑,人们谈论孔子的政治理想时,往往依据《礼记》的文本。其实,我们认真研究后发现,《礼记》的记载经过汉人整理改编的痕迹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

据《孔子家语》,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表述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这里,孔子关于“大同”的论述,可以理解成他诠释或描述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圣道”大行,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唯贤是举,选才任能;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互相扶持;彼此没有争斗,各尽其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物尽其用,人人各尽所能,盗贼不作,夜不闭户。

“天下为公”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在我国,倡导天下为公、公而去私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黄帝经》说“公者明”,“无私者正”。先秦诸子也都重视公义,《老子》说“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墨子》提倡“举公义,辟私怨”;《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公正无私”;《列子》则感叹“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先秦以后,历代倡导天下为公者自然也比比皆是。

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是“有道”之世,人们以天下为公。在这里,“公”也可理解为“共”。“天下为公”是说人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中,应该休戚与共,协同一致,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所以孔子主张选任贤能,讲信修睦,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害人,弱肉强食,没有一体化发展观念。

很显然,没有人心的“公”,就没有这一切,人与人之间就不能相互扶持,就没有人人各得其所,就没有社会风气的井然有序。可以说,人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

但是,说到孔子的“大同”理想,人们还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孔子的“理想”而已,是一种“假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我们最新的研究结论却与此完全不同。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其实是他心目中三代“圣王”政治的实际,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所谓“五帝时期”,更不是什么空想。我们还发现,长期以来,人们对该篇的疑而不信,乃是由于文献版本以及人们对其中关键字词的误读造成的。[8]经过反复的研究,我们坚信,再对该篇简单地进行排斥一定是失之简单的做法!

《礼运》篇是孔子与他的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如果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置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曲解也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二者孰是孰非,经过认真分析比对,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是错误的。[9]

另外,《孔子家语·礼运》记孔子说:“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其中“与”字十分关键。实际上,这里的“与”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连词,应该当动词讲,是“谓”“说的是”的意思。该字之训,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已经有说。前人也已经指出《礼运》此字应该从释为“谓”。[10]这句话应当译为:“大道实行的时代,说的是三代之英。”所谓“三代之英”,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作为儒学名篇,《礼记》与《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存在不少字词表述上的差异,恰恰就是这些差异,令人很直观地看到了彼此之间真实性的不同。经过认真比较过发现,《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更为真实可靠,明显要优于《礼记》的记载。[11]人们以后引用、使用《礼运》(自然也包括引用、使用其中的“大同”说)时,应该用《孔子家语》中的该篇。

原来,在该篇中,孔子并没有说到“三皇五帝”,也没有说到“小康”,那种以此来论证孔子主张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认为孔子思想倒退的看法是不对的。孔子理想的“大同”社会乃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并不是指一般所认为的所谓“三皇五帝时”。孔子所说“大道之行”的时代具体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在孔子看来,三代“圣王”之后,就是“大道既隐”的时期。

孔子认为,“大同”是曾经存在的社会,它存在于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社会状态。“大同”的“同”,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郑玄以“和”“平”释“同”非常正确,“大同”社会正是人类之间“和”的理想状态。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此处的“同”是苟同、无原则地趋同,与“和”有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同”与“和”的矛盾,它只是说明“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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