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34)先生自己代罗振玉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也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35)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他还说：“《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其由是孳生有三：一、宗法，二、服术，三、为人后之制。与是相关者二：一、分封子弟之制，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出于亲亲之统者，曰庙制。其出于尊贤之统者，曰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皆不世之制（此殆与殷制同）。又同姓不通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耳。”(36)可以看出先生对此篇著述何等重视。我们不妨引录原著中的一段论述以见其精醇：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事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37)
如此清晰之理念、闪光之思想，很难想象是从静安先生那样羸弱的躯体中迸发出来的，而且是通过爬梳枯燥的甲骨文字得出来的不易之论。静安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固然；但他也是时代的思想家。而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学术成果的《观堂集林》二十卷，也成书于此时，由先生手自编定，后由乌程蒋氏出资以聚珍版印行，前面有蒋、罗（振玉）二氏撰写的序言，而罗之序系先生代笔。
这一时期，先生还曾参与《浙江通志》的续修工作。沈曾植为总纂，先生与张尔田一起担任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值得注意的是，沈向王说明“通志”编写体例的一封信写得甚具大儒风采。信中称王国维为“大哲学家”（王挽沈之联语称沈为“更大哲人”，不知是否从这里获得灵感），并提出了“显学巨儒，实有关于一代风气者”的论断(38)。这一时期，先生对时事政治的变迁也相当关心，除经常和在上海的沈曾植保持密切联系，与身处北京的元史专家柯劭忞联系也比较多。柯字凤荪，号蓼园，所著《新元史》，享誉士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王尝致书凤老，认为北方邻国的这场革命之风会吹到中国来，并对时局作出预测：“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39)如果撇开政治是非的判断，则静安先生的预测早已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沈、柯两老当时有“南沈北柯”之称，政治上固是守旧派。由此可知静安当时的心境和对时局的态度。先生给日人狩野直喜的信里曾说：“世界新潮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40)则先生关注时局，也包含有自身的文化理想能否得以实现的成分在内。
罗振玉当时仍在日本，王给罗的信里也总是把国内时局变化情形随时报告给罗。1918年，罗、王联姻，王之长子潜明娶罗的次女为妻，成为儿女亲家，两人之关系又进了一层（两人之失和亦由此埋下种子）。1919年罗回到天津以后，王曾赴天津罗宅小住养病。因罗的介绍，得识逊帝溥仪之顾问升允，为后来入值南书房行走做了铺垫。此时，先生尝多次接到北京大学欲聘请为导师的邀请，均婉拒。1923年7月，又有专人带来马衡教授的亲笔信并修金二百元，情辞至恳，始答允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修金请来人即带还。(41)是年底，曾写信给沈兼士，拟出“研究发题”四项，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参考选题：（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并对各题之研究价值暨已有之研究现状逐一做了说明。(42)盖先生一经答允导师之任，便冀图有贡献于诸生，而不愿徒托空名。
1923年王国维到北京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溥仪当了三年皇帝之后，下诏逊位，但仍住在紫禁城，一应礼仪体制，继续保持皇家气派。所以才有“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的举措。溥仪的谕旨是1923年农历三月初一发出的。同时选中的还有杨锺羲、景方昶、温肃。到北京的时间是四月十六。但五月中旬故宫失火，烧毁建福宫等宫中建筑一百多间，入值办法一直不能确定下来。六月初一日方发出“谕旨”：“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六月中旬始决定，每六日入内一次。对先生而言，是很闲暇的。他感受到了京城的寂寞。而笔墨应酬却不少，虽不善书，扇面已写了二三十幅。年底，又奉“谕旨”：“著在紫禁城骑马。”虽时候早已是民国，王国维仍视为“异遇”。而次年，便有冯玉祥逼宫事，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并永远废除皇帝称号。因事变发生在1924年（农历甲子年），所以又称作“甲子之变”。溥仪于事变后躲进日本使馆，静安先生仍“时往觐见”。第二年溥仪离京赴天津，他也不时在张园被“召对”。但这时先生已接受清华学校之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此事系胡适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开始先生并未同意，答应考虑一个星期。经溥仪下了一道“圣旨”，才正式应聘。
关于先生何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应聘清华而北大之请则困难重重，个中缘由说来相当复杂。一是静安先生可能不愿接受北大的“新潮”，二是他感觉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问题。这后一方面，他1924年写给蒋汝藻的信里曾有所透露：“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43)鉴于如是之看法，静安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实维持在“远近之间”。但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使王甚为不快。这就是北大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陈皇室“占据官产”，“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等等。王国维看到后当即致函沈兼士和马衡，一一为之辩解，并将问题置诸社会法律的高度，措辞强硬地写道：
诸君苟已取销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持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橐，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44)
王国维在信函之末尾特别注明他是“以考古学者之资格”写这封信的，为的是“敬告我同治此学之友”，而不是以“皇室侍从”的身份来讲话。而信后面的“再启者”更其决绝不留余地，提出取消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研究生前来咨询事“饬知停止”，甚至已交给《国学季刊》的文章也要求“停止排印”(45)，等于完全断绝了与北大的诸种学术联系，这是静安先生晚年非常不幸的一件事。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之机构。192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先生携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十八号居住，并提议“多购置书籍”(46)。所聘之导师除王之外，还有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有考古学家李济，研究院主任则是吴宓，都是当世大儒。在国学研究院开学之前，先生尝以“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发见”为题，向清华学生会演讲，后来改定稿刊载于《学衡》等刊物。研究院九月开学，先生作为经、史、小学科的导师，每周讲授《古史新证》两小时、《尚书》两小时、《说文》一小时。他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7)此论一出，对当时流行的疑古思潮实有矫正之作用。
听过先生课的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印象是：“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48)、“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敬他”(49)、“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唯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50)这大约就是置身学府的王国维的风格。至于为学之方法，先生给诸生以启发者尤多。一次对国学研究院同学姚名达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51)可见先生学问精神之纯正。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陈寅恪与王的关系最密。梁启超、赵元任也都极服膺先生之学，遇有疑难，梁总是说“可问王先生”(52)。
要之，以笔者的看法，静安先生的学术活动似可分为五期：一、青少年时期（1877—1897）。主要在海宁家乡，读书、做塾师，我认为可以叫“前学时期”；二、掌握治学工具时期（1898—1900）。来到了省城杭州，一面供职于《时务报》馆，一面在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和英文，是为“学术准备时期”；三、醉心于欧西新学，包括哲学、美学和研究本国文学与戏曲（1901—1911），王自己称作“独学时代”，实际上是先生学问进境的“新学时期”；四、治学方向由“新”返“旧”，转而从金石、小学入手，集中研究古文字声韵、古器物和古史时期（1912—1922），不妨称作“旧学时期”；五、最后五年（1923—1927），潜心研究元史和西北史地，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其为学更见精深，我愿意称这一时期为“潜学时期”。
而其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之特点，则诚如近人王森然氏在《王国维先生评传》中所说的：“先生之研究方法，所以能上世界学术界之公路者，实具最伟大之魄力与天才也。其考究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无一不以西洋最新研究史学之科学方法治之。”又说：“先生对学术界最大之功绩，便在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龟甲钟鼎经籍实物，打通一贯，拆穿古代史迹之神秘。此又与罗氏专信古代圣道王功者，迥乎不同。故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罗氏均不以为然，斥其过于大胆。此先生所以异于罗氏，而罗氏之所以不及先生者正在此。先生在古史学与崔东壁、康长素不同之点亦在此。崔、康仅能破坏伪古史，而先生乃能建设真古史。”(53)信哉，斯评。而先生代罗振玉起草的《观堂集林》序中，也一再申明自己治学方法的特点：
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54)
又说：
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