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德国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其他西万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英国和法国在15世纪结束以前已是强大的民族实体，可是德意志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自于俾斯麦的外交和普鲁士陆军的精明，才把分散支离的德国土地结和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设置单一的政府。在此以前的两个世纪里，我们现在所称的德国的大部分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欧洲历史上的几次伟大运动的触动。它的居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最适台于他们处境的思想习惯以及对生活和政治的态度，因此，我们认为“典型德国”的许多特征就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1871年，德意志成为统一的国家时，这些特征并未消失。可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德国宛如骤然突起的异峰，迅速发展起来了。到19世纪末，她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位于欧洲第一位。
列宁曾提出，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发展是不平衡的理论。德意志帝国就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跳跃式发展的一个典型。
德国的历史大致开始以公元9年。这一年，日耳曼族舍鲁斯克部落的一位首领阿米纽斯在托伊托堡森林战胜了3个罗马军团。阿米纽斯被认为是德国的第一位民族英雄。德意志民族的产生却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德意志”来源于古德语“diot”一词，意为“人民”，开始时仅表示在法兰克帝国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语言。这个在卡尔大帝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的帝国，包括许多部族，其语言或属日尔曼诺族，或属罗马语族。卡尔大帝死后不久，帝国就分崩离析了。在分配遗产过程中出现了西部帝国与东部帝国，两者之间的政治界限大致与德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界限相当。“德意志”这个名称也逐渐由语言转为讲这种语言的人，最后才用来称谓他们的居住地区（“德意志国”）。德国西部的边界较早确定并始终保持稳定，而东部边界则相反，它经历许多世纪的变化确定下来。公元900年前后，它大体上以易北河及萨勒河为界。在后来的几百年当中，德意志居民垦殖区向东万不断纵深扩张，直至14世纪中叶才停止。当时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和斯拉人民族之间的国界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从德国建立到三十年战争
（一）
人们通常以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被选为国王的911年作为东法兰克帝国向德意志帝国过渡的开始。康拉德一世被视为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当时帝国是选举制的君主国，国王由高级贵族选出，同时奉行“血统法”，即：新国王应同其前任有血缘关系。但是，该原则时遭夭折，重复选举的情况屡见不鲜。中世纪时帝国的不设都城，同于以巡游为治。帝国无赋税，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托付他管理的“帝国财产”。他的权威并不理所应当地得到承认：只有靠军事实力和巧妙的联盟政策，他才能获得部族强大的公爵们的尊敬。康拉德的继承者，萨克森公爵亨利希一世（919—936年）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儿子奥托一世（936—973年）更是青出于蓝。在继承王位后，利用教会势力，巩固和加强了王权。为了取得教会的支持，他把大量的土地送给教会，让教会在其领地内行使政权和司法权，抑制世惜封建领主的势力。为了效仿查理大帝，君权神授，公元962年他在罗马让教皇为自己加冕皇帝，称为“罗马人皇帝”，因此德意志国王就有登基为帝的资格。神圣的罗马帝国也成为第一帝国。第一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而是一个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国家。
只有到了萨利尔继任，王朝才再次出现繁荣。亨利希三世时（1039-1056年）德意志王室和帝位均达到权力的最高峰，主要是坚定地保持了教皇的优先地位。到了1318年开始了施陶芬王朝的百年统治。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洛萨（1152-1190年）在同教皇、意大利北部诸城市以及同他在德国的主要对手萨克森公爵雄狮亨利希的斗争中重新振兴了皇室。然而，在他统治期间，领土开始四分五裂，最后削弱了中央权力。巴巴洛萨的继承人亨利希六世（1190-1197年）和弗里德里希二世（1212-1250年）时期尽管皇室权力强大，同时仍有发展的趋势。宗教的和世俗诸侯成了拥有半主权的“邦君”。
1356年卡尔四世在选侯的压力下颁布的“黄金诏书”成为帝国的基本法，它赋予了7位地位显赫的侯爵（选帝侯）以选举国王的特权以及其他大邦诸侯没有的一些额外的优先权，承认诸侯在自己邦国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关税权和铸币权，规定各邦国内的市民和自自农民均隶属于他们的邦君，实际上承认了各邦国独立自主的地位。
从1438年开始，帝国虽然表面上仍为选举制的君主国，而王权却实际上由那时已成为最强势力的哈市斯堡王族掌握15世纪时，要求帝国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一个不经过教皇加冕而即位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年）试图实现这一改革，但没有成效。由他创建或改组的帝国议会、帝国专区、帝国法院等机构虽然一直存在到帝国结束（1806年），却未能阻止其继续分裂。出现了“皇帝与帝国”的二元制：一方面是帝国首脑，另一方面是选帝侯、各邦侯势和诸城市。皇帝的权力由于他们在选举时同各选帝侯达成的“屈从”协议而受到限制并越来越有名无实。各邦侯爵，尤其是大邦侯爵以削弱帝国权力来大张旗鼓地扩充自己的权力。然而帝国继续存在：皇冠的光辉的未消失，帝国的思想仍然生气勃勃。帝国大联台为中小各邦提供保护，使之免受强邻的侵犯。城市成为经济力量的中心，它们首先从不断发展的贸易中得到好处。纺织工业和采矿业中出现了超越手工业者行会系统，和远途贸易一样带有早期资本主义特色的经济形式。与此同时，在思想方面发生了以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为标志的变化。这种新觉醒的批判精神的矛头所指向的首先是教会的诸种弊端。
（二）
1517年以来，主要在马丁·路德的活动影响下，郁积的对教会的不满在迅速展开的宗教改革中爆发了，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动荡之中。1522、1523年爆发了帝国骑士义1525年发生的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政治与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第一次较大的革命运动。两次起义都遭到失败或血腥镇压。宗教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却是各邦侯爵。经过曲折的斗争，他们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获得决定自己的臣民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利。新教被承认为同天主教平等的教会。德国的宗教分裂从此成为定局。此时在位的皇帝是卡尔五世（1519-1556年），他通过继承成为卡尔大帝以来最大的世界帝国的君主。他殚精竭虑谋求世界政治的利益，却在德国难酬壮志。他退位后帝国分裂，德意志各侯国和西欧各民族国家构成了新的欧洲国家体系。
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领主之间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加剧了德意志的四分五裂。随后波希米亚的一次地方性冲突竟引起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后来扩大为政治矛盾和宗教对立迎头撞击的全欧性的争斗。在经济衰落、社会倒退的同时，“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对德意志影响更加严重。一是领土被分割，人口从1500万减少为1000万人，大片地区田野荒芜，人烟断绝；二是各邦国加强了相对独立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德意志皇帝有名无实，进一步加剧了四分五裂的状况；三是德意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差不多用了200年的时间才逐步恢复元气，这就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发展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等国家。
二、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的冲击
到了18世纪末期，普鲁士社会发生急骤的转变，开始向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这股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
（一）
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涤荡，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和英国等国家组成反法同盟企图以武力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娈，任法国第一执政，几次打败奥地利，使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还包括德国的两个重要的城市科隆和美因茨。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把士俗化过程中没收的教会产业分给利盖受到损害的诸侯。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在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菌邦联”。拿破仑希望削弱帝国皇室奥地利的力量，因此扶持正在崛起的普鲁士，普鲁士因此收益极大。几十年后打败了法国，统一了德国，取代了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新的霸主。1806正，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从此结束了德国的中世纪时代，尽管这一时刻的到来比别的国家整整晚了300年。
（二）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了，拿破仑“输出革命”所播下的种子却在发芽、成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随法国革命送到了德国，使之与德意志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产生了著名的普鲁士改革，其代表人物施泰因男爵和哈登贝格侯爵，时间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施泰因领导，从1807正到1808年；第二阶段自哈登贝格领导，从1810年到1822年。改革涉及农业、工业、城市、行政、军事及教育诸多方面。
特别是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莱茵河左岸广大地区，在此后不久便迅速发展起来，在农村创造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普鲁士式道路。通过封建立法，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用赎的形式取得土地等财产的所有权。废除了普鲁士的农奴制度及封建容克世袭的土地所有权，使普鲁士农业经济由此开始从封建庄园制向资产阶级容克地产制渐进。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人民的民族意识。改变了普鲁士社会经济结构及社会性质。随着德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容克地主阶级逐渐资产阶级化，并与工业资本家在政治上结为联盟。如列宁所说，德意志帝国是“容克资本家的组织”。
在农奴制改革的同时，在普鲁士“施泰因改革”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先后颁布的《时政法令》、《工业税法》，在普鲁士境内废除关卡，实行对外关税统一。1811年，工商自由受到法律保护，彻底打击了中世纪以来，保守、封闭的行会制度对工商业阻碍，搬掉了普鲁士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块不容忽视的绊脚石。对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1834年在德国境内建立的“关税同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普鲁士还按照法国模式改革军事制度，实行普通兵役制，废除旧的兵役法，每个普鲁士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军队自正规军和预备军组成。
普鲁士的改革“取消了统治阶级最恶劣的特权，改变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为19世纪30、40年代开始的普鲁士工业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时也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德意志的两次统一
随着19世纪30年代“产业革命”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愈来愈重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首次与资产阶级所展开的正面交锋。无产阶级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威力及提出的政治要求，足以使资产阶级望而生畏，闻之丧胆。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从它一产生就站到了无产阶级敌对阵营一边，它宁肯与封建贵族妥协，也不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反封建。这就是欧洲1848年革命在德国半途而废的原因之所在。马克思这样评价德国资产阶级，“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一）
虽然如此，1848年毕竟是场革命，自1850年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德国，要求统一的呼声愈来愈高。德国要统一，这是大势所趋。在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运动，另一条则是“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从当时情况来看，走第一条道路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推翻封建制度这一步。而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使他们谁也担当不了统一祖国的大任，剩下的只有王朝战争而别无选择。围绕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中以哪个为中心进行统一，自1862-1871年近10年中，以奥托·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期战争，最终完成了将奥地利排陈在外的“小德意志”方案的统一。
19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经历了英国用100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工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一方面得力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是植根于普鲁士传统的民族素养和个人素质。即德意志民族的具有合作精神和崇高的责任感。德国工人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是德国工业兴起的重要原因在这些依靠强权和战争而获得民族统一的德国人内心深处，始终相信大炮比黄油更为重要。德国工人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工人”他们相信没有磨炼，没有服从，没有大声叱责就做不好工作；他们认为小小的改革要比一场大革命好。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国家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军人，也能生产出最精密的显微镜，照相机和化工产品。即使油罐燃起了熊熊大火也不会擅离职守。这一切皆源于德国人都认为自己优越，习惯于遵守本民族的内部秩序。他们用以研磨出最精密镜头的双手，不仅能生产最现代化的武器，还能完美无缺地使用这些武器。服从、责任感、朴素的生活方式、带有自我优越感的献身精神，保证了德国人能迅速发展工业和进行战争。
在我们关注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的另一面，即保守性。这是因为德国工业发展是按照容克地主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前者的愿望发展的。这就是德国工业没有向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而是向着军国帝国主义的道路愈滑愈远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德国人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德国人的这种矛盾心理来自根深蒂固的普鲁士道德观。归纳起来，普鲁士军官阶层的道德规范主要有遵守纪律、守口如瓶、尊崇权威、服从命令、为了祖国和国王而英勇无畏等等。而意欲发动战争，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的威廉国王和希特勒正是利用德国人民这种心理和性格特点，打着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幌子发动了世界大战，从而把德国拖入了战争的深渊。这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哀和德国人民的不幸。这就是为什么不是在欧洲别的国家或其他地区，而是在欧洲的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缘由了。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摧毁了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也摧毁了纳粹统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普鲁士贵族集团、国防军军官团、政府官僚集团等。甚至摧毁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日耳曼军国主义信仰和威廉二世以来一直甚嚣尘上的、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意识。所以，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看，大战的失败把德意志民族从反文化的传统意识中解放出来。战后多数善良的德国人民深刻反思了他们国家对世界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无辜者墓碑前双膝下跪，表达了德国人民内心深处真诚的忏悔。不光是勃兰特，战后历届政府元首和首脑都能坦然承认纳粹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在作深刻而诚挚的反省同时，并以种种实际行动对受害国进行各种补偿。
但东西德的统一始终是战后德意志整个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但在现实中又被认为像神话那样迷离或星星那样遥远。然而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当它的车轮驶入90年代时，统一问题一夜之间似乎魔法呼唤般地被提上日程，并以火箭般的速度向前推进。从1989年科尔提出“10点计划”到1990年10月3日“复国大典”，总共不到360天，其进展之快超过了当初任何一个最乐观的观察家的预料。
1990年10月2日23点50分，民主德国国旗从勃兰登堡大门和所有政府机关建筑物上降落，联邦德国的旗取而代之。10月3日零点，隆重的升旗仪式在柏林帝国大厦广场举行。来自两德的14名少年儿童高举一面巨大的国旗步入会场。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人们以注目礼把这面80平万米的三色旗升到50米高的旗杆顶端。电台播音员异常激动地宣布：“德国统一了，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了。在纳粹德国投降45年之后，两个德国终于统一了！”5分钟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广场上开始燃放焰火，巨大的聚光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100万人载歌载舞尽情欢呼；一部分人踱步沉思，流露出对未来的惆怅。历史像一位幽默大师，40多年来跟人们开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卡尔·勒曼在柏林玛丽教堂为德国统一举行隆重的礼拜仪式时，万分感慨地说：“统一给德国人带来了新福音。”统一的实现是战后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基础、苏美分治为特征的“雅尔塔格局”的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在战后的废墟上默默地工作，靠着他们的顽强、务实、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照守纪律和团队精神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不仅很快完成了战后重建，并进而在七几十年代靠着他们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再次把德意志推到了它的第三次巅峰。但如今要使两部分德国人在经济、社会、思想、道德等文化方面真正“统一”，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