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光中先生的短诗《民歌》写于1971年,1983流沙河先生在四川《星星》诗刊上介绍过。这首诗主要由黄河、长江、我的红海我的血、风、沙、鱼、龙、冰河这些意象组成。我最初读这首诗的时候跟流沙河先生一样看重的是诗的结构,也就是结构的张力,一层一层分开,诗的内涵反而紧凑了。当时我上大学二年级,写诗,北岛顾城舒婷的朦胧诗和台湾诗影响很大,主要是表现力,也就是言传的功力。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对《民歌》的理解也有了变化,不再是结构语言这些技术问题了。黄河、长江、风、沙、鱼、龙完全是自然的象征,余光中用血、血型来抒写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2000年我在甘肃青海黄河源头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的藏族人有一种放生的习惯,他们生活并不富裕、辛辛苦苦放牧,牛羊长大,只宰杀一小部分,勉强维持生计,大部分牛羊放掉。用他们的话说,牲畜是人类的亲人,从怀胎接羔跟牧人一起度过春夏秋冬,有了感情,他们把这些牲畜看成血亲。藏族学者尕藏才旦在相关雪域文化专著里把这种亲情定位为藏人与自然的血缘关系。东方意识中,人与自然不是战斗的关系,而是亲和的关系,古典文学和古代绘画的永恒主题是自然山水、花草鱼虫,人与自然和谐共融、万物皆有灵性,托物起兴、寄灵性于外物,化万物于心灵,创造出崭新的第二自然。但也很少有人把这种境界推进到血缘关系的层面。《民歌》的独特就在这里。写诗在他,读诗在我。我曾在天山脚下生活十年,对游牧民族的生活有所了解,牧人的生产对象是活的动物,常年与牲畜打交道,跟静止的农业生活不同,处于动的游荡的状态,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农业社会更进一层,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东方意识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更直接更强烈。余光中的《民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是唯一以血缘抒写大自然的诗。
二
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是东方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共同追求。东方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表达的主题也是人与自然。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也是较早的不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文学史,古波斯的四大诗人在书中有详尽的介绍。比如哈菲兹与李白都是描写明月美酒的诗人,不同的是,哈菲兹在歌唱明月美酒之外还有女人。唐末到五代两宋,女人成为诗歌的另一种样式——词的主角。唐诗宋词是中文系的大课,1983年前后,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对古典诗词的理性认识莫过于叶嘉莹女士的《迦陵论词丛稿》,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书中对温庭筠词的评价。我曾抄过几本书,《哈菲兹抒情诗选》《艺概》《万历十五年》以及《迦陵论词丛稿》,可见此书对我影响之大。叶嘉莹认为温词语言的跳跃性、感性化、逻辑的不连贯,不仅不是缺点,倒正是这种混乱破碎的语言形成了词的曲折幽隐,易于引发言外之想。而这种美学特质却是由客观冷静的细节来完成的。1983年我正处于从事创作还是学术的分界线上,终于放弃学术而从事创作,几年后我远走新疆,数百万字的西域小说中,于大气磅礴中隐隐可见温词对我的影响,叶嘉莹对温词的这种评价在我早年求学生涯中不啻一道亮光。我更感兴趣的是叶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纲领性的理解,叶先生认为,中国文学史中,诗歌之所以独盛,就因为诗歌的感发作用中,一直有一种生生不已的生命在不断延续着,源于一种对宇宙人生万物关怀的不死的心灵。这也是东方文化中古老的永生意识。中亚哈萨克族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个“长命泉”的故事,喝了长命泉水的人会永生永世活在人间。哈萨克族把这个传说演化为一种伦理方式,把自己的长子长女过继给父母,与生身父母乃以兄妹相称,以示青春永驻生命永恒。我曾以此传说写过一篇小说《骑着毛驴上天堂》。融通古今,感发生命,叶嘉莹的笔下学术是常青的生命树。
三
天人合一、与自然共融的思想集大成者莫过于《庄子》。最早接触《庄子》是在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讲《庖丁解牛》,老师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言语间充满对庄子的崇敬与赞叹,就讲了许多题外话,大大超出了教学大纲。我们这些中学生第一次聆听这位远古的旷世奇人。好多年后,我写出代表作《美丽奴羊》,依稀可见庖丁解牛的影响,不过杀羊的屠夫没有庖丁那么超然,解牛之后,握刀四顾一脸得意,小说中的屠夫一下子被羊的美击垮了,趴下了,整个人全变了,自然征服了人。大学时曾读康定斯基的《艺术中的精神》,知道画家笔下的线条色彩传达的是一种哲学,是一种道。1987年11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西北路书店购得《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在天山脚下读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徐先生给孔子只有三十多个页码,余下几十万字全是庄子一个人的,在徐先生眼里中国艺术精神就是庄子的精神。庄子笔下的神人、真人、至人、圣人都是得到精神之自由解放的人,也就是艺术化了的人,庄子把这种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能游的人,实即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也就是艺术化了的人。如席勒所说:只有人在完全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有游戏;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算得上是人。艺术化、游戏化,也就是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人,超生死、齐万物,与天地同在,充满天真的孩子气。这已经是哲学高度了。徐复观先生把这一切归于中国艺术精神。从书的后记看,这部书写于1970年,1987年介绍到大陆。在中亚腹地天山脚下,杀生的屠夫栽倒在美丽的羔羊面前,大美是无敌的,孕育大美的自然母性也是开放的。工业革命以来,在“返璞归真、返回自然”的口号下,常常片面地赞美封闭的大自然,因而排斥一切现代文明,其实现代文明并非一概排斥或违背大自然的本性,开放的活的系统中才有万物的主动精神。比《庄子》的艺术精神更形象更本质化的是《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这些活史诗,只有开头,没结尾,世代传唱,兼容性极大,大至天地的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一般奔流着,那种天地之初的混沌状态,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美术歌舞这些人类的艺术手段是难以界定的,是无体的、破体的。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大河》就是这样一部书,写完一年多了,半个月前,天津一位女编辑在电话中用庄子的《齐物论》谈这部书,我感慨万千,混沌的书还是有知音的。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