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它将遵循宇宙大道归结为顺应万物自然。
前面已经说过，列子主张体认宇宙大道、遵循宇宙大道。所谓体认宇宙大道，就是超越眼前的具体事物，去体认那无差无别的一；所谓遵循宇宙大道，就是摆脱眼前的事物差别，按照原本的一去行事。原本的一是自然而然地存在、自然而然地变化的，按照原本的一去行事，就是顺应一的自然存在和自然变化。天地万物是由一变现出来的，它们出现后又将按照自身的样式存在，按照自身的法则变化，这都是原本之一的具体体现，所以按照原本之一行事，也就要顺应天地万物自身的自然存在和自然变化，不要以人的主观意志干扰它，破坏它。
在这里，列子没有讲如何才能顺应自然的问题，但是他把遵循宇宙大道归结为顺应万物自然，显然是一种智慧。之所以这样说，根据如下。
宇宙及其包容的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个部位发生变化，其他部位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太阳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变化会引起地球的四季变化，地球的四季变化，又会引起动植物的生灭。又如，当空中的云层变厚的时候，地球上的温度就会降低，地球上的温度降低又会影响植物的生长。
人是宇宙中的一分子，他不仅与整个宇宙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自身又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宇宙发生了变化，会引起人的相应变化，人体的某个部位发生变化，会引起其他部位的变化。比如，阴天下雨的时候，病人的身体会很不舒服。又如，人的五脏有了病，会影响人的双腿行动。
现实世界是以往宇宙自然变化的结果，也是以后宇宙自然变化的起点。它之所以和谐地存在，是因为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达到了平衡。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人类适应现时的宇宙环境；人类的出现，也是宇宙发展到现世的自然现象。
人类虽然是宇宙自然发展变化的产物，可是从人类出现开始，宇宙的自然发展就受到了威胁，因为人类具有意识，他要用自己的意识去参与宇宙的发展和变化。
人类是宇宙的高级产物，古人称其为万物之灵。之所以这样称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意识，能认知。不但有意识，能认知，而且还可以将自己的意识和认知结果化为主观动意，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并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宇宙的发展变化，用自己的行动去改造宇宙。
可是人的认知结果是有限的，在一定的阶段，认知结果只能反映整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分子，而且还可能仅仅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侧面。如果正确地使用意识，把自己的认知结果恰当地视为整个宇宙的一个小分子或一个小分子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并把这个小分子或其侧面视为整个宇宙有机体上的一部分，从而有意识地顺应它的发展变化，甚至促进它的发展变化，那就有可能对宇宙、自然界或人类自身自然的协调发展带来好处。可是人类并不总是这样考虑问题，也并不总是这样行动。他们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的认知结果，往往将自己所认知的东西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并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之下采取行动，所以不能不干扰宇宙、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自然发展变化，不能不给宇宙、自然界及人类自身带来恶果。正像“盗天致富”故事中那个宋国向氏一样，只知道有了财富就可免除贫困的煎熬，不知道采用什么有效的致富手段，以至于入人之屋，窃人之物，最后锒铛入狱，连老本也赔了进去。当然，“盗天致富”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一般人绝对不会将顺随自然变化、通过劳作从大自然中获取果实与入人之室、盗人之物混淆起来，但在同一种意义上不自觉地干类似蠢事的却大有人在，其恶果或许并不亚于宋国的向氏。
就个人的行为而言，比如强求功名利禄。按道理说，功名利禄本是一个人道德修养达到一定高度或对社会作出一定贡献的标志。如果一个人有了相应的道德修养或社会贡献，功名利禄自然而然附于人身，这是社会对他的人生价值的承认，也是社会对他的贡献给予的回报。所以人们常说“无功不受禄”、“不可沽名钓誉”。可是有人却把这种自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不去从事实实在在的事业，专门钻营于表面上的名声和利禄，结果名实不能相符，闹出许多笑话，造成许多悲剧。宋襄公泓水之战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春秋时期宋襄公欲做诸侯的霸主，于是开始推崇仁义。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楚兵正在渡河时不进行攻击，在楚兵渡河后未排好阵势时不进行攻击，因为在他看来此时攻击敌人是乘人之危，不合仁义。楚兵排好阵势后开始向宋兵发动进攻，结果楚强宋弱，襄公兵败，重伤而归，第二年身亡。在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中，宋襄公犯了两大错误：一是违背了走向霸主地位的自然法则，不是从富国强兵的根本入手，而是沽名钓誉，空讲仁义；二是违背了用兵的自然法则，不乘虚避实、攻其无备，而是将待人交友的法则用在了军事上。这两个错误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都没有顺应事物自身的自然法则，而以个人的主观意愿代替客观自然，不可取者强取。
就社会的规范而言，比如强制礼节仪式。按道理说，原始的礼节仪式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为了表达真实感情而展示出来的举止，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是自然情感的外示。可是到了后来，有人将之与一定的场合联系起来，形成了在某种场合要有某种举止、在某种场合要做某种姿势的固定规则，不管人们在那种场合时的心理和感受如何。这样一来，礼节仪式成了一种脱离人的自然情感的空壳，成了人们行为举止的人为桎梏，与人的自然本性大相背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宁肯饿死，不许改嫁”。这句话是说，在寡妇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宁肯饿死也不能改嫁，因为饿死只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问题，是小事，而改嫁则要破坏整个社会的礼节仪式，是大事。由此可见，人们依照自己的主观意识造作的礼节仪式与人类生命的自然存在是何等的矛盾，与人性的自然表露和自然需求是何等的对立。
就文明的发展而言，比如开发自然资源。人本来是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物资生活的，不过这种依靠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人通过大脑的思考，有目的地利用自己的双手采集自然物资，并利用自然物资创造新的物资，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从而大大地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人类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主动行为对整个宇宙、自然界及人类本身的意义。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地下的矿藏被大量开采，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地面的绿色植被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造成了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调，破坏了人类自身生活的环境。因此可以说，人类在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创造着危险的前景。追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主观行为没有完全顺随着宇宙、自然界的自然发展，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他未能完全认识自己的创造行为与宇宙整体的内在联系，更直接一些说，未能完全认识自己的主观行为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的内在联系，不自觉地犯着主观主义的错误。这种不自觉的错误正说明人的主观认识是有局限的，单纯依靠人的认识去把握宇宙、自然界及人类发展变化的法则是不够的。在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尽可能地顺应事物自身的自然变化，这是需要时时注意的一条准则。
人类在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创造着危险的前景。如上事例并不都是在列子生活的时代发生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列子强调顺应万物自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正说明这一思想的永恒价值，恰恰说明这是一种超时代的智慧。
其三，它把顺应万物之自然与顺民随俗联系在一起。
列子把顺应万物之自然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认为作为一个人，处在物中要顺应物行，处在人中要顺应人行，不要在人群之中突出自己，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列子惊心”和“杨朱学乖”的故事特别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这与儒家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的思路截然相背，具有特别的意义。
儒家将人分为数个等次，目的在于给人树立一个做人的标准。它以圣人为最高，认为他们具有智慧且能造福于民；其次是贤人，认为他们既有学问又有道德；其三是君子，认为他们怀仁行义、安贫乐道；下者为小人，认为他们唯利是图、于民无益。因此提倡做君子，鼓励做贤人，以圣人为楷模，以小人为羞耻。这种划分和要求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人身修养的道路，有利于道德教育和人类文明。
不过儒家的这种划分也有弊端，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界线不够科学。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义”与“利”本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方面，“义”中有可能有利，而“利”中又有可能有义。因此在中国古代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义利之辩”。特别是在广大百姓衣食都无着落的社会，为求生存而奋争，这种“喻于利”的行为恰恰是合“义”的，而在孔子那里则划归为“小人”之行。由此可见孔子的人身修养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列子顺民随俗的思想不在于弥补儒家之不足，而是别树一帜。它不讲人的等级，不分贵贱士仆，要人融于其中，和众民打成一片，混为一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的本性，才能将自身融于宇宙大道之中，才能达到人身修养的最高境界，才能身在人世而神游寰宇，自由自在，无遮无碍。
这种修养方式从方向上看与儒家相反，它不是要人将自己从广大民众中拔脱出来，使自己超群脱俗，而是要人将自己从空中放回人间，使自己随众入俗，因此更带有广泛的民众性，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所践行。
这种修养方式从境界上看与儒家相异，它不是以彼此相分、唯我高洁的体验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而是以彼此无分、物我一体的感受来求得心理自在。彼此相分、唯我高洁的体验可能会从自身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自豪中得到自慰，但往往易于愤世嫉俗，难于保持心理的平静和安宁。彼此无分、物我一体的感受，可以游刃于各种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和秋冬，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自在。
修身的意义是什么？概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有益于社会；其二是有益于自身。所谓有益于社会，是使自身能无私无畏地献身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所谓有益于自身，是使自己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生活得平静和快乐。
就第一点而言，列子的修养方式与儒家异曲而同工，但其影响较弱。所谓异曲，是说儒家采取的是积极与世的态度，而列子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二者的与世态度相异；所谓同工，是说二者都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安定，退一步说也不会危害社会。所谓影响较弱，是说列子的修养方式不突出个人，把个人融于大众之中，因此个人的楷模作用淹没在了人群之中，社会影响远远弱于儒家的所谓圣人。
所谓有益于社会，是使自身能无私无畏地献身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所谓有益于自身，是使自己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生活得平静和快乐。就第二点而言，列子的修养方式比儒家具有更为广阔的自慰领域。因为它并不把为来世开太平作为自己修身的终极目标，所以也用不着为社会的状况而忧愤和苦恼。不为风云变幻分心，不为天塌地陷劳神，心中浑浑如雾罩，胸中坦坦如大道。这是列子修养方式的优势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说，列子遵循着道家的思路为人身修养别开洞天。在那里，劳累的人们可以恢复体力，烦恼的人们可以净化心田，是是非非可以化为清泉，恩恩怨怨可以云开雾散。
人生一世风风雨雨，有奋斗，有拼搏，自然也还需要有安宁，有平静；人生一世起起伏伏，有成功，有胜利，自然也还不免有失败，有挫折。列子为人类开辟了一个随其自然、遇事而安的境界，供人们调整心绪、休息和小憩，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列子讲究顺应自然，反对人为造作，那么如何看待人的技巧呢？在人类社会中，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劳动工具越来越先进，因此使用工具的技术越来越重要，它对提高劳动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进一步说，不仅劳动如此，办其他事情亦如此，都有一个办好办不好的问题，都有一个办事效率问题，现代人称之为技术或技巧，古代人称之为巧术。仔细考察起来，所谓巧术是人为的，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不是人生下来顺着自然成长就能具备的。
这与列子关于顺万物自然的主张不相符合。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巧术。办事能否成功，效率是高是低，不在于人的心灵手巧，而在于人的行为是否与事物本身的性能合拍。所谓合拍，也就是合于事物自身的自然法则，不合拍也就是不合于事物自身的自然法则。所以，说到底，关键还是要合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