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曹禺的交往，如果算上他们晚年失和的一段时间，大约有55年历史。这里所说的“晚年失和”，也许并非确切，下文将会谈到。
据父亲回忆，他与曹禺相识于话剧《北京人》初版之前，那时曹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父亲在南方印书馆（从上海迁到重庆）的印厂任工务主任，曹曾有信与他商讨剧本的出版时间。那个剧本，好像写作于1940年，1941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是巴金先生主持的，父亲与巴金相识，大约是在同时稍晚，他曾在旧文中说到，1943年秋在桂林，巴金曾兴致勃勃地邀他去观看《日出》的上演，曹也曾多次向他盛赞巴金。40年代的初期，父亲去桂林之前是在重庆，经常出入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据闻曹禺也是那里的常客。
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经手编辑的图书中就包括了曹禺和巴金这两位友人的作品，如《曹禺选集》和14卷本《巴金文集》。30余年过后，父亲又完成了26卷本《巴金全集》和10卷本《巴金译文集》的编辑工作，而7卷本《曹禺全集》是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便无缘这件工作了。
现存父亲的笔记有这样一段：
“前两天晚上，去看了曹禺同志。
谈话中他告诉我，北京出版社将他解放后散见报刊的文章收集起来，请他自己看一遍，预备为他出个集子。他说，‘我感到很兴奋，原来这些文章写了也就算了，现在他们帮我收集了，还要出集子，这是我没想到过的事……’另外又说了一番对自己的文章谦虚的话。
这件事使我颇有所感。看看人家，想想我们的组稿工作，我感到歉然，恧然。有人说我们是“大社主义”，此其一例乎？”
这段文字未记时间，估计写于1957或1958年，文中提到的集子，应该是曹禺的《迎春集》。1958年后父亲一度在作家出版社工作，他在这段时间里编辑了《曹禺选集》，完成这项工作，也许可以看作他对笔记中所记之事的补救。1959年曹禺曾到青岛疗养，在那里写给父亲两信，里面都提到了《曹禺选集》的事。
“月来连读您的信，因为一直在头昏目眩，提笔又头痛，就延至今日才作复。最近，失眠好多了，精神也好了一些，感谢你的信，你的信都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大致，安心养病，才能有效。现在每日在海滩晒太阳，打太极拳，站椿，晚间读毛主席的选集，精神好多了，也能睡、能吃了。我无论作什么都过分紧张，因此好终日疲乏、烦躁不安，这一点我才知道要克服。我的病与自己的政治修养太欠缺有关。你若有功夫，给我多提些意见。
整风学习中，你一定很忙。几年来，我拖拖拉拉地病，都未能参加学习，只有赶紧养好病，安心养病，不久回到工作中补课。
青岛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现在十月末稍头了，海滩还有人游泳。我住一小楼上，对面便是大海，晴天丽日，浪涛挟着海风，迎面而来，爽朗极了。但是非常想北京，想首都的建设，首都的人。首都一切是可爱的，离开北京才更体会在北京的幸福。
我的选集如已出版，望寄二三本来，准备送人。书价请由稿酬扣。（10月28日）”
在7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笔者曾多次奉父命去张自忠路路北曹禺先生家。那时曹禺时常向父亲借阅文学翻译作品，笔者做的是居间传送的事。具体的书名，现在只记得杰克？伦敦著《野性的呼唤》这一种了。笔者在曹先生家也见到他的夫人方瑞，记得有一次，对他们兴奋地谈到读曹禺早期剧作的感受时，明显也感染了曹禺的情绪，他一边示意笔者说下去，一边在观察他夫人的反映。彼时，他经历过了长时间的创作低谷在先，又经历过了“文革”的冲击在后，显然很愿意听他人提及自己的“当年勇”。
1977年，文革的阴霾初散，父亲积极建议重版一批优秀文学作品，《曹禺选集》也因此有机会再版。为新版后记的修改事，曹禺不止一次写信给父亲。9月13日有一信说：
“稿收到，改得很好。实在感谢！
但有些地方，我又改了一些，又托朋友按格抄了一遍，以便付印。不知好否？
你的腰病如何，十分念念。如是骨刺，请按我告的疗法，即，按桌立起，扭转腰部，时时刻刻地勤磨骨刺处，定会逐渐不痛。开始，有点疼，坚持下去，就不疼了。我现在腰痛已经好多了。”
12月17日又有一信说：
“改稿奉上。你的严谨、高度负责精神和你我二人多年的友谊，耀（跃）然纸上。衷心感谢！但此话也是多余，这样，反尔（而）见外了。你我都还年轻（虽早已六十有余），然要保重身体，劳逸结合才是，珍重珍重！！！”
1974年方瑞女士去世时，父亲写了信把曹禺的情况告诉给巴金。当时社会上还在“批林批孔”，巴金是蛰伏在家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
“很感谢你告诉我家宝的情况，我也很难过。他和方瑞的确是相依为命的，这些年他什么事都靠她替他安排，帮助他，连他写文章也是她笔录。没有想到她会先离开他，就像蕴珍先离开我一样。我更担心的是他的精神状态。你说今后尽可能多去看他，这很好。有什么情况，请你常常告诉我。”
但是后来出现的情况，却是父亲无法告诉巴金的了。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曹禺与父亲的关系后来出现了隔阂。开始听说，曹好像有些回避他，言语间似还不很确定；后来再提起，好像就比较确定了，但起因是什么，却无从知道。巴金致父亲的信里，多处提到曹禺，却也未牵出相关的线索。巴金日记中至少有两处提到，“家宝来，树基先走”（树基是父亲的曾用名）的话，但是年代较早，与二人关系出现狭隙的时间并不吻合。直到90年代编辑《巴金全集》期间，父亲曾有信给现代文学馆的刘麟先生，其中提到：
“还有一件不大好办的事，即曹禺处是否还有信，这如有遗漏也只好算了；只是前些时候巴公来信说，曹禺创作六十周年（？）时曾给过他一贺信或贺电，要我去医院问问他并补入全集，我想借此机会去看看他并解一下铃也好（至今我全不明白这“铃”是什么），但想到他的傲气和冷漠，我还是无此勇气（倒不一定是自尊），不知你能否助我解决这一难题，如你感到为难亦不必勉强，缺了也算了，反正书信也未收齐。”
其后刘先生也未能承担此任，所以这个结一直没有解开。直到父亲临终前住在医院里，还曾对我旧话重提，遗憾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曹禺伯伯去世已经十年了。
当年的铁狮子胡同3号，现在是张自忠路5号，门首至今不变地座落着记忆中那个石拱门，门边墙上嵌了一方石刻，说明是欧阳予倩先生的故居，在1986年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了，曹禺故居应是在院内更靠北面的位置。巴金致父亲的信中提到，曹禺搬去三里屯新居后，原来的平房还是保留着。笔者曾去寻访过，因见有“闲人莫入”的警示，只好知难而退，那三间北房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