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和二姐的童年往事不胜枚举，但每当我们团聚时刻“忆苦思甜”，那个“炒米换笔盒”必定是“保留节目”。而每次结束回忆，我们总会互开对方的玩笑——我说她曾经是一个“骗子”，她称我小时候是一个“傻子”。
我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时期中国农村普遍很穷，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像我那种年纪的孩子，我们的整个小学时代，几无什么零食可吃，像我这样的家庭，吃得最多的无非就是炒米——盛升把米，放上些许糖精，在锅里炒熟。
在我的记忆里，还没上小学前，“炒米”这样的零食，母亲每月会做一次，每次炒三小碗的样子。这三小碗炒米，就每人一碗，分给我们三姐弟——我和两个姐姐。之后，我们就将分得的那碗，各自找个地方藏起来，吃多吃少便由着自己。
不过，我的那一碗，每次总有半碗，是给二姐吃去的。是不是自己对二姐特别好？其实不然。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二姐有只漂亮的笔盒。二姐比我大三岁，那个时候，她已读一年级，成绩比较优秀。那只笔盒，是她评上三好学生的奖品。
当时的我，虽然还没上学，但对铅笔、橡皮这类文具，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偏爱。记得，有一次，父母很难得地带我去了趟城里，村里其他孩子嚷着要吃要喝，可我竟然要求买一块橡皮或一支铅笔。可想而知，二姐的那只笔盒，对我具有多大的诱惑力！
然而，小时候的二姐，算不上是慷慨之人。尽管我对那只笔盒“垂涎三尺”，但她绝不因此“无私奉献”。只有在每次分了炒米后，她自己那碗已吃光，而我的只吃了一半时，她才拿着那只笔盒，不时地在我面前“招摇”。
显然，那个时候，我经不住诱惑的。这时，她会乘虚而入，欲言又止地说：“你要我的笔盒可以，不过……”我还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追问：“不过什么？”于是，她就堂而皇之地提出：拿我那半碗炒米，跟她换那只笔盒。
结果，不难想象。尽管我对那半碗炒米是那么依依不舍，但终究敌不过那只笔盒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对那只笔盒的“占有”，一般不会超过两天时间，二姐的理由总是很充分：“我没说给你呀，只是让你用几天的。”
那个时候，我纵然有百口，也难以辩赢——因为我的那半碗炒米，已落进了二姐的肚里，而我们当初交易的时候，根本没立下任何凭据，也无人在场证明，一切都成了糊涂账。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样的情景，不止发生过一次，它一直不断地重演，直到我读小学。
当然，随着光阴的荏苒，等我们长大成人后，二姐一改儿时的小气，变得非常大方，在我成家立业之前，数次手头拮据之际，她总是慷慨解馕，资助我渡过难关。不过，那件“炒米换笔盒”的往事，还是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而在这“骗子”和“傻子”的长期互称中，我们不知不觉地从不同角度吸引了经验教训，直到如今，当我们双双跨过不惑之年的岸堤时，从事服装经营的二姐，总是以诚信为本，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而我在漫长的文字生涯里，始终以契约为重，几乎没上过一次当、受过一次骗。
“炒米换笔盒”这件往事，对于我和二姐而言，或许只是童年时期的一个游戏，但它以一个负面案例的方式呈现，不断地被我们重提和强化，于无形之中给了我们诸多的警示，甚至于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这也许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