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小雨，蒙蒙然，似有似无，正是冬天的雨。这样的时候，会让人记起白乐天的名句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然而夜来并无小酒品酌，只找出几种前人的酒牌子书，随便读将起来，虽然无酒，却实在有点醺然了。
酒牌子又称叶子，唐代就已有了，刘禹锡等《春池泛舟联句》便有“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之咏，这“彩笺”就是叶子，在上面书以令辞，于宴中行令。关于它的滥觞，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因人有姓叶号叶子青者（一作清或作晋）撰此格，因以为名。此说非也。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惟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叶子彩（一作歌）名红鹤、阜鹤者，别演为鹤格。郑宣徽戬、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门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今绝无知者。”可见叶子最早与书籍有关。
至宋代，有所谓纸帖子，也就是酒令叶子，赵与时《宾退录》卷四说：“古灵陈述古亦尝作酒令，每用纸帖子，其一书司举，其二书秘阁，其三书隐君子，其馀书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举，则司贡举；得秘阁，则助司举搜寻隐君子进于朝，搜不得则司举并秘阁自受罚酒。后复增置新格，聘使、馆主各一员，若搜出隐君子，则此二人伴饮。二人直候隐君子出，即时自陈，不待寻问。隐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违此二条，各倍罚酒。”当时叶子很是流行，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就说：“叶子，言‘二十世李’也，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如李如圭编制的《汉法酒》，按汉制设丞相、御史大夫、列卿、京兆尹、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侍中、中书令、酒泉太守、协律都尉十官，每官一帖，以行酒令。赵与时又举例说：“今馆阁有《小酒令》一卷，庆历中锦江赵景撰。《饮戏助欢》三卷，元丰中安阳窦譝撰，酒令在焉。《玉签诗》一卷，皇朝知黔南县黄铸撰，以诗百首为签，使探得者随文劝酒。铸字德器，柳州人。《钓鳌图》一卷，不知作者，刻木为鳌鱼之属，沈水中，钓之以行劝罚，凡四十类，各有一诗。又有《采珠局》，亦此类。序称撰人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馀类，亦各有一诗。又有《捉卧瓮人格》，皇朝李建中撰，以毕卓、嵇康、刘伶、阮孚、山简、阮籍、仪狄、颜回、屈原、陶潜、孔融、陶侃、张翰、李白、白乐天为目，盖与陈、李之格大同小异，特各更其名耳。《投壶经》，唐上官仪尝奉敕删定，史玄道续注，盖取周颙、郝同、梁简文数家之书为之。司马文正公更以新格，旧书为之尽废。晁子止侍郎（公武）《郡斋读书志》又有《木射图》一卷，云唐陆秉撰。为十五笋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笋饰以朱墨字，以贵贱之。朱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者，慢、傲、佞、贪、滥。仁者胜，滥者负，而行赏罚焉，疑亦此具也。”这些都是北宋时叶子作酒令的故实。
至明代，有将叶子改制，称为马吊，诨名纸老虎，主要用之于博戏。马吊起源何时，说法不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说：“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二也说：“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贯灭活为胜负，有曰闯，有曰献，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但《叶子谱》正续两卷的作者潘之恒，与王世贞同时，故马吊的出现不当晚于嘉靖。《叶子谱》起首说：“叶子始于昆山，初用《水浒传》中名色，为角抵戏耳。”其“分门品”，称“仿于昆山，今驷马桥犹盛行之”；其“图象品”，称“模昆山制”；其“刻画品”，称“测昆山制”，后语并说：“吴人嗜而尚之，每席必张焉。”由此可知，马吊明中叶在苏州一带流行，至明末炽盛，且流传各地，它是上至显宦门第，旁及闺阁，下至市井细民的共有玩物。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一说：“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种种诸戏，吾里缙绅子弟多废学竞为之，不数年而赀产荡尽，至有父母之殡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终不悔也。”申涵光《荆园小语》也说：“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叶子本来就有两种用途，一是博具，一是酒令，虽士大夫不能免，潘之恒《续叶子谱》记王世贞事说：“余戊子岁从弇州公在留都右司马邸，无日不与文酒会，酒行数巡，即令取牌扯三张。”“扯三张”为马吊的玩法之一，亦用于酒令，以佐觞作乐。
叶子的样式质地，很有不同。一般长二寸阔一寸，或长五寸阔三寸，裱在硬纸片上。以夹青纯绵纸精制而成的，称“官样牌”；牌上字小的，称“小娘牌”；牌狭的，叫“轿夫牌”；牌型矮阔、纸张粗劣的，称“孤老牌”。我见到的最早叶子，是元人曹绍编制的《安雅堂觥律》，有两种版本，一是一百十九张，一是一百张，都仅有文字，如一百张本第一签即为“孔融开尊”，上面写着“孔融诚好事，其性更宽容，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得此不饮，为座客斟酒，各饮一杯”。今存最早有图的叶子，大概是《酣酣斋酒牌》，万历间新安黄应绅刻。图中人物都是旷放多才的酒徒，如孔融、嵇康、刘伶、阮籍、陶潜、贺知章、郑虔、张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这种取择，固然是酒令本身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题识多用现成文字，而剪裁极简洁，能以数语传神。刻工极尽柔和秀润之致，为新安版刻中的精品。这套叶子残存四十八张，作书册形式，最初或是散页，供制牌之用，后因赏玩需要而装订成册。还有一套《元明戏曲叶子》，为万历末年刻印，共二十六张，每张分两栏，上刻文字，下镌图画，刀法精熟，线条流动，堪称绝品。所选曲文，有的十分罕见，有的甚至已经失传，如《青琐记》《觅莲记》《汝盒记》《洛阳记》等，在这套叶子里保存了几支残曲，故于戏曲史研究也很有价值。万历以后，叶子内容更丰富多彩，且有化繁为简的趋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五说：“今江右叶子，有无图象者，有作美人图者。闽中叶子，有作古将相图，有作甲第图者。近又有分鸟、兽、虫、鱼为门类者。”以叶子为酒令的风气，也普遍流行。行令时一般将牌扣置席间，与宴者依次抹牌，每人每次一张，按牌中令约、酒约饮酒。李绿园《歧路灯》第十五回说，盛希侨“揭过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架孔雀屏，背后站着几个女子，一人持弓搭箭，射那孔雀，旁注两句诗，又一行云‘新婚者一巨觥’”。由此可见清人用叶子行酒令的情景。
明末清初的叶子，以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最负盛名，绘画雕刻，都称绝出。
《水浒叶子》四十张，镂刻精湛，刀法流畅细腻，构图突出人物，几乎占据整个画面。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说：“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也。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余为作缘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掞天，笔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渚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有索必酬，无求不与。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贾耘老之贫，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之仪。伯益考著《山海》遗经，兽毨鸟氄，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一团清气。收掌付双荷叶，能月继三石米，致二斗酒，不妨持赠；珍重如柳河东，必日灌蔷薇露，薰玉蕤香，方许解观。非敢阿私，愿公同好。’”周孔嘉和陈洪绶都是张岱的朋友，周孔嘉家境贫困，无法维持八口之家的生计，陈洪绶特地画了这副叶子，让周孔嘉拿去刷印发售，作为周济之举。
《博古叶子》四十八张，若耶樵者唐九经《题章侯画博古叶子》说：“此牌凡四十八叶，计树之老挺疏枝，秀出物表者，得二十七；小几大案之张，汉瓦秦铜之设，其器具得五十八；衣冠矜饰，备须眉、横姿态而成人物者，得百四十有九；一切牛羊狗马之类，不计焉。其大抵也，古雅精核，较《水浒叶子》似又出一手眼。”汪光被《跋章侯画博古叶子》说：“《博古》与《水浒》异乎？曰异也。《水浒》之传也以人，《博古》之传也以事，故曰异也。”可见它们的不同，在于一以人物，一以故事。《博古叶子》上的文字是根据汪道昆《数钱叶谱》，赞语和酒约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数钱叶谱》可兼用于马吊，故比《博古叶子》多了些马吊术语。陈洪绶画这套《博古叶子》时，已是晚年，境况贫困，他在题记中说：“廿口一家，不能力作，乞食累人，身为沟壑，刻此聊生，免人络索。”那是在顺治八年的暮秋。他画这套叶子，为的是养家糊口，但即使作如此的“商品画”，也不草草了事，而是精心进行创作，正如唐九经所说：“较《水浒叶子》似又出一手眼。”用笔清圆细劲，柔中有刚，人物造型也颇多变形，如头大身小，主大客小，有古拙的神趣，这或许取法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这套叶子的镌刻者是黄建中，字子立，新安人，为徽派雕版著名艺人，与陈洪绶合作甚久，深悉其笔法，所刻极精工，线条拙朴，刀法谨严，不失画意。崇祯八年，他曾为陈洪绶刻《九歌图》，至顺治十年刻《博古叶子》时，陈洪绶已于上年去世了。
明代著名的叶子，还有无名氏的《琵琶记叶子》《状元叶子》《三国志演义叶子》《历代故事叶子》等。至清代，乾隆五十八年怡府所刻吴焯《雅人觞政》，咸丰四年萧山蔡照初所刻任熊《列仙酒牌》等，都是版刻中的佳品。
记得十多年前，市面上流行一种酒牌子，装在盒子里，类似扑克牌，上面印的就是陈洪绶的《博古叶子》，只是文字改得现代了，比如坐汽车赴宴者饮、打领带者饮之类。当时“吃风”发端，以此推波助澜，实在也是很好的想法。可惜的是，这个想法太风雅了，现代的吃喝绝无谦谦君子之风，又何须借酒牌子来助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