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有过，而且他们又有证据，你可能就麻烦了。他们没说你和他们发生了完整的性关系，所以就算做了鉴定，也不能证实或反驳任何事。他们可能会问那几个孩子很多问题，请心理学家……”
“我不担心。”
“菲尔认为这件事可能影响你的可信度。”
“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会怎么样？”
“至于煽动暴乱的指控，那倒没有多严重。当然，如果他们认定你是疯子，你可能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很长时间。不过，如果他们真的针对这件事对你发起指控，你可能会进监狱，或者进医院。如果你进了监狱……性变态者的下场是很凄惨的。”
“他们不会提起诉讼的。”
“你是一个人教导那些孩子吗？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通常有几位母亲也在，我没打算一个人和孩子们在一起。我通常会邀请家长们到场。但也可能有些时候没有其他人在场。”
“你不应该让自己置身于容易受到那种指控的境地。比方说，咱俩现在单独在一起，如果我大喊，说你强奸我，你也可能会有麻烦。”
“但如果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担心别人害你，那样的生活实在太悲哀了。”
“你不应该以为每个人都是好心。不过我不会乱喊你强奸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会继续周三的宗教课程，如果我不继续的话……”
“好，去做吧。”
接下来的几天，玛丽一直在等待调查结果。这几个孩子的证词里有很大的漏洞，而且他们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于是谣言平息了下去，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一丝不祥的预感。
“我们还没有看到事情的结局。”该隐说。
“我也这么觉得。”
开庭那天，法庭里人山人海，人们都对这个到处制造麻烦、号称具有神性的黑人疯子感到好奇。主审本案的格林法官是一位白人老者，须发灰白，表情木然。这位法官素来以沉着冷静和通情达理著称，菲尔也觉得他们的运气还不赖。庭审的开局没什么意思，在控方和辩方律师做了简短的陈述后，几名警察和目击者上庭作证，陈述了那天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宗教集会发生的事情。有些证人根本记不起该隐这个人了，也有些证人一口咬定，如果不是该隐在那儿发表了什么黑人上帝的言论，就根本不会发生后来的骚乱。
控方的一名精神病专家坚称，该隐是个胡说八道的疯子。玛丽给菲尔提供了几个问题让他进行质询，结果等到质询结束时，那名“专家”显然连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接下来，法庭播放了几段骚乱当天录制的影像，有几段录像显示该隐正在“布道”，但从他说话的条理上看，该隐并不像是个神智错乱的人，这让玛丽留下了深刻印象。
控方保留了传唤其他证人出庭的权利，转由辩方举证。菲尔要求玛丽出庭作证，并且让她充分陈述了她在鉴定报告里所写的内容，期间几乎没有提什么问题。这时，控方开始连珠炮似地发问：
“听说，人之所以会幻听，通常是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是真的吗？”
“不一定。抑郁症患者有时也会幻听，此外还有可能是器质性病变，或者是中毒……”
“或者是吸毒。”
“或者是吸毒，是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你也看到了，所有测试结果都是阴性。在对他进行拘捕后进行的血检和尿检结果也都是阴性。”
“在你看来，怀特先生是否患有抑郁症？”
“没有。他没有抱怨过自己情绪不佳，他的睡眠、食欲、注意力和其他生理指标都正常。”
“那么，他就是精神病了。”
“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和《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这两大精神疾病分类体系，没有哪种精神疾病是只从单一症状上就能确诊的，唯一一个可以归入这个类别的就是‘单症状妄想状态’。这种病症的特征是存在一种异常的信念，并且上升到了妄想的程度。也就是说，就算有人给出了与这个信念截然相反的证据，或者就算这个信念与文化和社会信念格格不入，它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其他精神疾病通常要求综合一系列思想异常和认知异常症状才能诊断。”
“那就是妄想和幻觉了。”
“是的。”
“所以说，怀特先生只有那时出现了幻觉，而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确诊他患有精神疾病。”
“如果没有其他症状，就不能确诊。”
“但我以为，他当时说过他是上帝的信使，还说他是先知。”
“他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坚持说自己听见了上帝的声音，并且觉得自己必须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去。他认为上帝是伟大的，而并非他自己。如果那也是妄想，那么很多人都有妄想。”
“他说上帝是黑人。”
“是的。”
“你认为这正常吗？”
“那你觉得上帝是什么人种？我从没见过上帝，所以我既不想认同也不想否认他的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不认为有些人的信仰和我不一样，就意味着他是疯子。”
控方很快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纠缠。
中午休庭的时候，玛丽看起来忧心忡忡。
“怎么了，一切都很顺利嘛。”菲尔说。
“我知道，就是太顺利了。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些杀手锏没有使出来，否则他们不会那么快就放过我。他们肯定有些别的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
该隐似乎并不担心。
“一切都会好的。”
“上帝告诉你了？”菲尔问。
“不，我就是知道。”
“别那么自信，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一点。”
下午轮到该隐发言了。他坐在椅子上，宣读了誓词，然后回答了菲尔的问题。菲尔的问题很多，法官决定休庭，第二天继续庭审。
玛丽按照史蒂夫的要求给他打了个电话，把庭审的情况告诉了他。
“但愿他一切顺利，我不希望他受到任何伤害。”
“我觉得，他需要所有亲人的支持。你为什么不……”
“我没法和他说话，至少现在还不能。我想你了，你知道吗？”
“我也想你啊。”
“我真的很想你，我在这边有几个熟人，但没有真正的朋友。而你……你很特别。”
“我知道，我妈也总跟我这么说。”为了打破这种暧昧的气氛，玛丽开玩笑道。
史蒂夫的声音变得颤抖而柔软：“我是认真的，玛丽，我非常喜欢你。”
“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描述你这种感觉，叫作‘移情’。”
“我想到的是另一个词。”
玛丽也喜欢史蒂夫，但他的提议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想法了。他脆弱而孤独，之所以如此依赖她，是因为她的亲切和善解人意。他从她身上感觉不到威胁。这种感觉和任何真正的情感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
“史蒂夫，我知道你很感激我，我们相处得也很好，但是……”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
“听着，史蒂夫，你还很小。”
“你也不是那么老啊。”
“你之所以会觉得爱上我了，是因为我在帮你。我不是在评判你，而是在倾听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而且我非常欣赏你。但是……”
“你有别人了。”
“这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史蒂夫，你非常敏感，而且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你特别脆弱。等到你的自我感觉完全好起来了，觉得不再欠我什么的时候，如果你再对我说这番话，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们连谈都不要谈这件事，这对我们任何一方都不公平。你明白吗？”
“好吧。你没生我的气吧？”
“当然没有，我知道你是好意。”
“我是不是把咱们的关系彻底搞砸了？”
“没有，什么都跟从前一样。”
“好吧，对不起……”
“没关系，其实我挺受宠若惊的。照顾好自己。”
“再见。”
第二天，该隐又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看起来依然没有忧虑或紧张的神色。控方首先对骚乱当天的情况提了几个问题。该隐陈述道，他当天说了上帝让他转达的话，但他没有煽动任何人暴乱，相反，他还试图安抚人们的情绪。这时，控方的提问突然变了调子。
“你是单身吧，怀特先生，是不是？”
“是的。”
“你是一个人生活吗？”
“我和我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一起生活。”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男朋友呢？”
菲尔打断道：“法官大人，这个问题和指控没有关系。”
“我在试图构建被告人的性格，法官大人。”
“你可以继续。怀特先生，回答这个问题。”法官道。
“不，我也没有男朋友。”
“你曾经有过性关系吗？”
“法官大人……”菲尔又忍不住插话道。
格林法官也警告道：“我希望这一串问题能达到某种目的。”
“会的，法官大人。怀特先生说，他只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并不想在事发当天煽动骚乱，辩方也要求我们相信怀特先生的证词。因此，此案取决于怀特先生是否是个讲真话、知廉耻、爱真相的人。我想证实的就是这一点。”
“好，但我对这种类型的质问不会容忍太久，除非我们看到它能带给我们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是，法官大人。”
“我从来没有过性关系。”该隐答道。
“那么，你是处男。”
“是的。”
“你认为自己正常吗？”
“哪方面？”
“我不认为在你这个年纪，处男是很普遍的。”
“可能不是很普遍，但也不能说这很反常。”
“你现在还是处男，有什么原因吗？还是你仅仅是一直不够走运而已？”
“我不主张滥交，上帝也不喜欢。只有在神圣的婚姻誓言下，才应该……”
“谢谢。我能请米勒博士再回答几个问题吗？”
“可以。”
在法庭提醒玛丽她的作证誓词仍然有效后，她又一次坐在了证人席上。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怀特先生是什么时候吗？还有，在什么地方？”
“大概一两个月前，在纽约。”
“能说得更详细点吗？”
“我想我在报告里写了。是5月23号，地点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们下午两点见的面。”
“你们当时都做了什么？”
“先是在餐厅见了面，然后在博物馆里转了转，我们进行了交谈。我问完问题后，怀特先生提议去看电影，因为在我们谈到他的爱好时，聊到过看电影的事。”
“在那之后呢？”
“电影院离我住的酒店很近，所以我没有接受怀特先生送我回去的提议，然后我就回酒店了。我想，他住的地方在城市的另一端，所以他往公交站台的方向走了。之后我就没有再见他，直到那个星期的星期天，我们才在温菲尔德又见了面，当时他正在教堂里布道。”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星期几？”
“星期一。”
“你什么时候去的温菲尔德？”
“星期四，一大早。”
“那么，星期二你没有在纽约见到怀特先生吧？”
“没有，我约了出版商和一家报社见面。我想，星期二怀特先生应该回家了。”
“谢谢。”
这一串问题非常古怪，玛丽想不通控方律师究竟要得到什么。这时，控方又要求该隐回到证人席上。
“那个星期二，你回温菲尔德了吗？”
“没有。”
“你干什么了？”
“我在纽约待了一天。自打小时候起，我还没有去过纽约。我对纽约感到好奇。”
“你是不是告诉你家人，你与米勒博士的谈话还得继续？”
“我不记得了。”
“你对你的雇主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有一份他本人签字的证词。”
“那么，应该就是这样了。”
“你在纽约都干什么了？”
“我去了中央公园，转了转百老汇、公园大道，逛了逛商店……就像所有来纽约的人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
“你是否能记起自己见过谁？”
“现在我想不起来见过谁了，除了米勒博士。”
“你还记得自己去了第四大道的一家酒吧吗？‘星条旗’酒吧。”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要么是去喝软饮料，要么去吃东西。我不记得这些地方的名字，也不记得它们在哪。”
“法官大人，我能传唤另一名证人吗？”
“他与此案是否有关？”
“有莫大的关系，法官大人。”
“那么，传证人吧。”
“传桑德斯先生。”
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坐在了证人席上，他金发碧眼，身材矮小，脸上稚气未脱，貌似弱不禁风。在年轻人宣誓之后，控方问道：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桑德斯先生？”
年轻人抬头看着前面，先是清了清嗓子，才以非常低的声音答道：
“我是个男妓。”
旁听席上的窃窃私语声变为一片哗然。菲尔和玛丽定定地看着该隐，该隐的眼睛则眨也不眨地看着桑德斯先生，仿佛被催眠了一样。
“你住在什么地方？”
“纽约市。”
“5月24日，你是否在‘星条旗’酒吧里？”
“是的。”
“那是个什么类型的酒吧？”
“它在同性恋圈子里很出名。”
“你觉得人们很容易把它误认为一家‘正常’的酒吧吗？”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从没去过那儿，那么是有可能的。不过你只要进去几分钟，就很难不注意到。在那儿，一切都非常开放，没有人会为任何东西感到害臊。”
“在今天的法庭上，是否有谁当天也在那里？”
“是的。”
“你能给我们指出来吗？”
“他。”
证人指向了该隐。该隐仍像着了魔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那次是你第一次看见他出现在那里吗？”
“是的，不过酒保告诉我，他以前也来过好几次。”
“传闻证据，不足为凭，法官大人！”菲尔立即抗议道。这次质证的方向似乎令他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
“可以接受。”法官道。
“你为什么要问酒保关于他的事？”控方继续追问。
“我去上厕所的时候，该隐……怀特先生，也跟着我进来了。就连我……撒尿的时候，他也一直看着我。然后他摸了我的下体。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私密一点的地方。我跟他解释说，如果那样的话，我是要收费的。他说他不介意。我就去找酒保核实了一下，因为有时你会碰见一些仇视同性恋的人或者其他下流的人。而且怀特先生的体格挺高大的，我不想冒风险。酒保告诉我，怀特先生从来没在那里惹过什么事。所以我接受了。”
菲尔震惊失措，完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