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一颗美丽绝伦的钻石
和平不是跪着乞求而能得到的
和平是强大军事力量照耀下的灿烂光芒
老子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仅仅是一位文化学者而已，虽然是一位守身如玉的渴望和平以及民众安乐的文化巨人。他以亲民的思想、从哲学和文化学的而非政治学的角度建立起了他的小村庄式的理想王国，他要人们时空穿梭般地回到过去、回到远古结绳时代，到达没有纷争的理想之国，是他解决他那个兼并战争频繁、东周分封制统治摇摇欲坠、民众生活十分艰难之危局的治国策略。拔高他抑或有意曲解他，都出乎《老子》思想精神的真意。
同时在西方，略晚于老子五六十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年—前347年），而在他的哲学世界里也建立起了他的城邦似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向世人抛出了他的《理想国》，他的偏向于“制度化”的建国理念对欧洲影响巨大。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虽然远隔千万里，其时虽然语言、信息不通，不像当今信息化时代人类把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交通那么方便，但是，人类进步的步调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同步或一致，人类发展的质的飞跃点，在时间上总是不会差距太远。中国的老子时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开始风起云涌的起步时代，而柏拉图时代，涌现出了哲学建树耀眼的苏格拉底（古希腊，前469年—前399年）、亚里斯多德（古希腊，前384年—前322年）等一大批人。一者可能是人类智慧的发展了而为先决条件，二者可能是社会环境的需要而为物质基础条件，三者可能是人类意识在某个问题上的同时觉醒，几乎是自然而然就有了人类同时代的进步的阶梯。《老子》的横空出世，似乎有些惊人地传奇和偶然，老子可能到了从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上离休的年纪，准备去王城西边的一个遥远的小地方养老，抑或到儿孙的住地去安享天伦之乐，他骑着青牛，途径散关，关令尹喜知道老子为当时的文化泰斗，学问深不可测，十分敬仰，真诚挽留老子住几天，并诚恳地对他说：“您老离休了，到偏远的地方去居住，世人很难找到您，再已聆听不到您老高深莫测的学问了。我请求您老，勉为其难，为我们写下一些文字吧！”于是，几天后，才有了阐述“道德”学问的《老子》面世。
柏拉图影响了欧洲，而老子影响了东方。《老子·第三章》如是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要让整个社会去崇拜贤才，因此老百姓就不会争名逐利了；
决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货物，并使之低廉，令整个社会视珠玉珍宝如粪土，那么，百姓就不会因此物而作盗贼；
不彰显那些可以引起人们贪欲的事物，那么，人们的心就不会散乱而变得淳朴，就不会引起社会各种乱象。
从这些角度来讲，因此，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应该是不断地清洗老百姓心中的贪欲，充实老百姓的肚子，使之吃得饱，穿得暖；削弱老百姓人性中狡诈刁钻的一面，使之淳朴敦厚，并不断增强老百姓的体质。
长久地促使百姓去掉奸邪的心智、贪婪的欲望，那么，那些所谓聪明的人、居心叵测、胆大妄为的人，就不敢在社会上胡作非为而制造乱象了（因为老百姓的思想意识清纯如水，没有什么可被奸邪之人利用的）。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之“道”来治理天下，那么，国家就没有不兴盛平安的。
治理天下，老子同样主张都按“道”来办事，要以自然而然的状态来处理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偏不倚，无论贵贱爱憎，绝不要去强调任何一方，而要均一视同仁。但不同的是，柏拉图在哲学上主张以偏向于“制度化”的方式去办理，虽然乌托邦理想意味浓厚，而老子及其后继者，从哲学上主张偏向于人为地“悟道”似的方式去办理，“道”从本身来说，是虚化的，模棱两可的，谁也说不清，人们都可以按自己理解的“道”来治理国家，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道”的标准，标准不一，而把治理国家这么一件大事，寄希望于少数治理者的“智慧才能”以及“仁慈”和“仁政”上，这岂不会乱套？前者借助能够长期贯彻下去的外力“制度”，后者仅凭“一时兴起”的属于“人力”的“智慧”主张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大力地利用，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一种良好的工具，制度是一种生产力，制度是一种软实力。柳宗元（773年—819年）的《封建论》引文说：“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意思是《荀子·劝学》曾经说过，人们就是在不断地利用工具来为自己服务并不断前进的。有了弓箭，我们就能收获大批的猎物；有了纸张，就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与记录；有了蒸汽机，我们就开始了工业化；有了动车、飞机和通讯，就方便了我们的交通和运输；有了卫星和飞船，人类的触角才能更广泛地伸向宇宙。治理国家，不仅需要个人的聪明才智，更需要合理、可行、完善的制度，以“制度化”来约束人，来从事社会各项建设活动。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工具，以促进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