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朝宝，因有眼疾，从小两只眼睛总是朝天昂着，人们说我的眼睛长在脑门上了——也确实是比别人的双眼生得高了一点点。这让我很是烦恼，瞧人的时候总是习惯扬着头，刘家营村子里的人就送我一个“雅号”——望天高。
我是个终生未娶的光棍老汉，5年前，村里把我的生活困难情况上报乡里，乡里又报到县里，县民政局领导研究了半年，终于批准我为村里的“五保户”待遇，每月60元的生活费。
虽然我和青猴子是本家，狗日的青猴子伪善狡猾，他不顾我的死活，不顾村里仅有的七户王姓人家的生活，只顾他的私利，一心谋划着他的队长梦，想着升官发财。青猴子在村里根本不得人心，整天想着与罗金宝争当队长，孙女失踪了也没报案。他勾搭村里的寡妇，老不正经，风流成性，我甚至怀疑疯婆子的死与青猴子有关，疯婆子是青猴子的秘密姘头，这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无意间撞见了不该见的东西。他青猴子心里兴许早把我当做死敌。青猴子根本就没有把我“五保户”的申请书递交给乡里，还是队长罗金宝在大队部会上把我争取为困难户，推选我为村子里唯一的“五保户”。
我在病重期间，没有看过医生，也没有人照看。我每天躺在炕上叫喊：“好心人们，给我一碗水吧，快要渴死我了；好心人们，给我口吃的吧，快要饿死我了……”。前两个月，善良的村民们还不断给我送些吃的、喝的，时间一长，送吃喝的人也就少了。当人们听不到我的喊叫声，再进屋看我时，发现我已经掉下炕头，光着干瘪的身躯蜷缩在地上，嘴里还含着小半块干馒头，已经死了好长的时间了。
按照民俗，村里谁家死了人都要去烧告别纸，村里的人们不知是可怜我还是想起了我在世时对别人的恩惠，都跪在我的遗体前，一边哭，一边烧纸，一边念叨。村里的长辈老人蒋光头，按亲戚辈分是我的表叔，也拄着棍子来给我烧告别纸，也许他和我是同代人，有伙伴和亲戚的情意，跪在地上边哭边大声念叨：“表侄你活的苦，死的也苦啊……”，引来大家的一片哭声。我同族同辈的远门兄弟，有的赶快跪在地上还礼，有的赶快搀扶蒋光头，嘴里还念叨：“他有何德，还让表叔你跪拜。”蒋光头老泪横流，哽咽着讲不出话来。
我被安葬有一个月了，老人们坐在一起都还要念叨我的生前。
解放前，我一家住在远离我们村10里外的红石头箐，那里是山沟的尽头。那时红石头箐只住着我们一家人，家里除了父母外，还有兄弟5人姊妹3人共8个兄弟姐妹，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二。那年代，人们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从10岁起就跟父亲和哥哥种地、卖柴、卖炭养活全家人。我们一家人春秋季节很少走下山来，秋冬季节父子们会经常从山上背些干柴和木炭卖给富人家，挣些钱贴补家用。那时我家非常穷，孩子们冬天没有棉衣穿都挤在屋里不敢出门，就连我们父子们在寒冬腊月到山外卖柴、卖炭也是穿着单薄的衣服，露脚后跟的鞋子。人们在冬天雪地路上行走，经常会看到我们父子冻裂的脚板留下的红色血迹。
也许是我们一家人与外界沟通少，兄弟们在人前都不爱讲话，与人讲话都会脸红。村里有人称我家的男人为“山汉”，称他们家的女人为“山里女人”。其实都是山里人，只不过是我家相比我们村里人住的更偏远更闭塞罢了。
在我9岁的那年，我们这里也解放了，政府动员我一家10口人搬到刘家营村生活。苦啊！起初，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两间破房子里，炕上只有4床被子，每晚兄弟姐妹们都是两、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当时刚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土薄产量少，加上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全家每顿饭大都是野菜和玉米糊糊粥充饥，年年靠吃政府救济粮度日。我18岁那年，3个姐妹先后都出嫁了。那时候农村嫁姑娘，娘家是要花钱的，我的3个姐妹出嫁后也花了男方家数百元钱，在村里一时成了有钱人家了，弟兄们又盖了3间平房，住的也宽敞多了。
按说，土改后村里又很快成立了集体生产队，我家父子5人都挣工分，日子在村里应该是上层的，弟兄们娶媳妇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我家几个弟兄们心眼都不太“亮堂”，说话办事都不太端正，兄弟五人没有一个娶上老婆。大约十几年过去了，兄弟5人中除“小五子”到外村倒插门做了人家养老女婿外，其他兄弟们仍然都是“孤家寡人”。天有不测风云，在后来的年月里，我的父亲不到70岁就去世，大哥和三弟因疾病不到三、四十岁就撒手人寰，四弟名叫小根子，到山上背柴跌下山崖摔死了，死时还不到三十岁。七十年代末，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娘俩人相依为命了。母亲在家里做饭，我在地里干活，日子过的还算凑合。
人们都说我在弟兄们中身体是最结实的一个，虽然眼睛有点小毛病，也是心眼最不“亮堂”的一个。我不会算数，超过一百的加减乘除就算不来了，但也不是实心傻的那种人。七十年代，村里生产队都是用钩子大秤分东西，一次生产队分玉米，我当场就说给我家分的玉米不够斤称，非要把倒在篓子里的玉米重新过秤，结果是生产队长说是看错了秤少给了我家50斤玉米。生产队长被我大骂了一顿，但自感理亏不敢还声。
村里把上地干活的男人称作“受苦人”。老一辈的“受苦人”都是剃光头，为的是洗涮方便。我和别人不一样，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始终留背头，直到白头发很显眼了才剃成光头。有人说我留着头发是因为我怕冷，头发可以御寒；有人说我是个“烧包”，留背头只是为了讨老婆；也有人说我是跟吃商品粮的公社干部学的，有人看见过我兜里还装着一把小梳子和一面小镜子，在地里一个人干活时还要拿出梳子和镜子打理一番。但是村里的老一辈人都看不惯我留“背头”。由于常年在地里劳作，洗涮又不勤快，我的背头里经常变得乱蓬蓬的，里面还掺杂不少灰土和树叶，背后管我叫“鼓鼓子头鸡”。和我差不多岁数的人有时也和我开玩笑“王乡长下乡了”？我知道是他们讽刺我留着的背头，故意学着乡干部甩头发的模样，把头发向后边一甩，还要反击几句“留长头发犯法吗？你管事太宽了！”引来大家一阵大笑。
那个年月，在那山沟里，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不少，我们村30岁以上的光棍就有六、七人。光棍们坐到一起大都爱谈论女人，上岁数的老光棍对一辈子没有与女人睡过觉感到遗憾。每谈到这些，我就会兴奋，会谈论我二十几岁时在四川修铁路的经历。那时候，我住的房东是一个小寡妇，人长得非常漂亮。我在工闲时，常为房东小寡妇推碾围磨，担水扫地，一来二去小寡妇看上我了，不但和小寡妇经常睡觉，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只因为怕想家，后来工期完了还是与伙伴们一起回来了。我认为与小寡妇睡过觉，尝过女人的滋味，也算是“结过婚”，有别于其他光棍。当然，村里的光棍们都知道我爱吹牛，多数人不相信，一笑了之。
说起爱吹牛，我在十里八乡也算小有名气。外边来村里的人很少，但无论是从山外来的城里人还是十里八乡来这里做小买卖的人，我总会热情地与来人搭讪。我一生只到过四川修过半年铁路，从没离开大山，但我对山外面的事请都很了解，说起山外的事头头是道。几年前，有几个石家庄市里的年轻人走进山里游玩，我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大吹四、五十年前在石家庄修西客站的经历，还讲火车站姓郭的站长是我的朋友。但村里人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石家庄。城里来的几个年轻人大都是八十年代后出生，对他们没有出生前的事不了解，非常相信这位曾经为他们居住城市做出过贡献的深山农民伯伯的话，都感到这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山里人。我爱抬高自己不假，但对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热忱是真实的，我跑前跑后为这几个年轻人安排吃住，还专门做向导带着这几个城里来的年轻人到深山转了两天。我与这几个城里来的年轻人分别时又给每人旅行袋里装了五、六斤山核桃，城里来的年轻人为山里人的质朴、善良所感动，掏出五百元钱非要塞给我，感谢为他们这次旅行提供的帮助和照顾。我生气了，“你们这些娃娃，来这里就是我们全村的客人，收钱就见外了”，硬是拒绝了递过来的钱。几个年轻人被感动的直流眼泪，走出村子老远还回头向站在村口送行的我招手。
我是村里有名的孝子。我老母亲因几个儿子英年去世伤心过度，眼睛几乎失明，耳朵也基本失去了听力。家里做饭和地里的庄稼活，里里外外都靠我自己。人老了都爱管闲事，我的老母亲特别爱操心家里家外的事。只要我在家里，她都要问地里的庄稼长得如何，种了些什么，猪该喂了，鸡该圈了……我都会趴到老母亲的耳朵前说话，声音小了老母亲听不见，声音大了老母亲又说呛她了，家里家外的事情不如她意了也要发火。
为此，我挨了不少耳光，在我五十多岁时也还是这样。每当我老母亲打我的时候会引来不少小孩子的围观，我会把头伸到老母亲的面前任由她打几个耳光消气，然后还要趴到老母亲耳边道歉赔不是。看热闹的小孩子们都会喊：“望天高又挨妈妈打了，望天高又挨妈妈亲打了……”我也不生气，对着孩子们大声讲“快回家吧，你们没有挨过妈妈打吗？……”孩子们又会推搡着散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老母亲病逝了，我按照当地民俗最高礼仪，大办了三天丧事。几个姐妹来了，亲戚们都来了，村院的乡亲都来了……。我在老母亲的遗体前哭了三天三夜，边哭边念叨：“妈妈啊，相依为命的妈妈，你不管儿子了，你不为你儿子操心了……”哭声是那样的凄凉催人泪下。到我妈妈出殡的那天早晨，我的嗓子哑的连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只是不住的用头在地上磕，额头上流出了斑斑血迹。
2010年9月，我闹病了。村里人和远门王家人向村干部提出请求，请医生为我看病，雇人照看我。村干部也犯难了，因为这需要钱，说是要向乡上汇报，乡干部也很重视，说是要向县里汇报。这样，我在病重期间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加上吃喝凉一顿热一顿和有一顿没一顿，死亡都在情理之中。3个月后，我真的死了，后来听村干部讲，县里给我的特殊医疗费和护理费批下来了。人们都知道，我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没人照看冻、饿而死的。我的亲戚和王姓远房亲戚家提出要上告村干部和乡干部。
在我死后的第五天，乡干部和村干部来到村里找到出头准备上告的王家人，村干部、乡干部大声呵斥：“王朝宝（我的大名）是你们同族、同姓的家人，他在病重期间你们不念同族同宗情意，不请医生，不照看，他死了你们要闹事告我们，你们最好在族宗牌位前问问自己的良心！”说得几个准备告状的王姓人头上直冒汗。村干部、乡干部临走时留下一句话：“你们想上告可以，我们等着你们！”几个原本想要告状的王家人自知理亏，以后就不再提告状的事了。
人总是要死的。我死了，人们都在谈论我生前对村民所做的好事。有几个和我年岁相仿的老人都说我是好人，就连我年轻时修铁路睡过女人和到过石家庄修建铁路西客站也相信是真事。大家都说像我这样的好人会有因果报应，死后一定能到天堂。
有无好报应，我的灵魂能否登上天堂？大概只有我望天高的亡灵明白，人们只是这样想想和说说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一切将会淡出人们的话题。
对了、补充一点，我在人世间时，知道了青猴子的太多秘密。他和疯婆子的奸情，以及那场莫名其妙的大火，我感觉到疯婆子的死一定与青猴子有关。赖石头纵然有天大的怨恨也不会去冒然放火谋害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疯女人，我无意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谁让我和赖石头是邻居呢）。赖石头半夜起来点火，让我一个孤老头子惶惶不可终日。我把在人世间知道的这点秘密终于带到了阴间，青猴子估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我坚信青猴子一定会遭到报应的。其实关于强奸犯的扬言要报复青猴子的事我也知道一点点。强奸犯确实该死！
强奸犯扬言要报复青猴子的事情，罗金宝的儿子——小麻楞最清楚，因为他们两家为保住队长一职已经争斗了几十年了。小麻楞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小子挺不错的。是刘姓家族中年轻一代人中的优秀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