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八面玲珑，不等于他心底不厌恶、不憎恨，更不等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盲目隐忍，一切要视其对自己手中权力的侵犯程度。另外，明枪不好使，暗箭无妨用。周襄王元年，在前往葵丘之盟得路上，桓公与相国管仲谈论起周王室的事情，管仲趁机提到一个平时不便涉及的话题：周王室在王位继承上嫡庶不分，几乎造成祸乱，现在您这儿接班人的位子还空着，是否考虑早点立储，以免后患？桓公面露难色：寡人六个儿子，都是姬妾所生，论长应当立无亏，论贤应当立昭，长卫姬事寡人最久，我也答应过立其子无亏作储君，易牙和竖刁也很支持我立无亏，可说心里话，我更喜欢聪慧的昭儿，就因为这个，才一直“意尚未决”。其实，管仲早就听说易牙、竖刁跟长卫姬串通一气在帮着长子无亏谋储位，他则希望公子昭来接班。见桓公如此说，管仲采取先入为主的方式道：“今番会盟，君试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又何患焉？”这次借会盟之机，您可以借诸侯中最为人称道的贤君，把欲立昭儿得事托付给他。管仲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愿立公子昭，似乎是一心在替桓公想办法，将自己的心思巧妙地包含在其中了。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议，将公子昭托付给了宋襄公。此刻，易牙、竖刁可能仍在做他们的美梦呢，管仲已不知不觉间安排好了一切。
七十岁的管相病倒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摆在齐桓公面前，谁来接替相位？许多天了，仲父实难再起身理政，桓公亲赴相府问病，不得不就未来国政和相位继承问题，请教管仲。老迈而病魔在身的管仲是这样应对齐桓公的：
管仲先叹息，说可惜宁戚死了，接着向桓公旗帜鲜明（将死之人无所顾忌）地表示赶走易牙、竖刁，可以用隰朋，但恐怕时间长不了。
桓公一时不解，易牙、竖刁跟随我多年，仲父为何不早说赶走他们呢？
管仲为自己明哲保身找的托辞是：您是一代英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个性欲望，而人欲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就会生出其他事端，影响其成就伟业。我先前没有建议您驱赶他们，是考虑到他们能满足您的一些欲望，您有乐趣才会有干事业的精气神。这些年，我扮演着一道堤坝的角色，易牙、竖刁这股子祸水有我这道坝挡着，尚不足以毁坏江山社稷，我一走，难保他们会泛滥成灾了。
哪用隰朋为什么不会长久？桓公问。
“天生隰朋，以为夷吾舌也，身死舌安得独存？”隰朋一直只是我管仲的传声筒，身子死了，舌头还能独存吗？
桓公接着问：“吾欲任鲍叔牙，何如？”
管仲答：鲍子是个君子，我的恩人，但他这人太直太实太较真，不适合为政。
易牙呢？——明显的桓公并没有因为管仲不喜欢而改变对佞人的宠信。
“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一个人连自己的儿子都忍心亲手杀了，对君主能有什么感情可言？
竖刁呢？
“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他会爱您吗？
卫公子开方呢？
“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放的卫国好好的贵族公子不当，爹娘也不要了跑到您这儿，没有更大的企图他能这样吗？
一路问下来，桓公力图管仲荐相，实则管仲一个人也没有给他推荐。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恐怕桓公当时也是）一个这样的结论：夷吾一去，无人能继。不是吗？能干的宁戚已逝，好人鲍叔不行，隰朋仅仅是个二传手，佞人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皆不可用，桓公问询了半天，管仲病榻上对答了一路，结论只有一个，管仲是唯一的，是后无来者的。许多人会奇怪，管仲为什么不懂人之常情呢？难道不了解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口口声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怎么会连鲍叔牙也不推荐呢？管仲的精明，是我们凡夫俗子难以拆穿的。从官场潜规则的另一个层面看，管仲无疑并未因老迈而失去其职业敏感。——前任荐后任是要冒风险的，除非确系仇敌或挚友至交，牵涉到利益的巨大瓜葛，一般都不会随意开口荐举。荐而用之，当然是好事一桩，皆大欢喜；荐而不用呢？真正的接任者就会记着你这一笔账；还有荐而用之却不胜任呢？这就非同小可了，上峰会怀疑你的人格，丧失原则、不顾大局，众人会猜测你的居心何在，一定是拉帮结伙、寻求持续的话语权。
五
伴君如伴虎，何况陪伴的是一位曾经跟自己有一箭之仇的君主。事实上，没有齐桓公，管仲之所谓“春秋第一相”根本就无从谈起，管仲比谁都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故而维系、保护好他与齐桓公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是最最重要的。
管仲为此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把功夫主要下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满足桓公的心愿。作为齐国君主，桓公最大的心愿无疑是轻轻松松治理好齐国，国泰民安，自己好享君王之尊、之荣、之清福。因此，在桓公问政于管仲时，管仲重点陈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从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到农林牧副渔如何发展，管仲讲得非常具体，而且充分考虑到了齐国的现实情况，力求使其治国方略令人信服具有可操作性。我们知道，世袭制下的古代君王，虽然幼时家族长者会采取一些必要的启蒙培育手段，聘请师傅教其熟读诗书，掌握经国牧民之道，但毕竟都是纸上谈兵，与开国之君不同，他们极少有人经历过实战的历练，宫中过着钟鸣鼎食的优裕生活，对国家政治的复杂性知之不多、少有体验，加上颐指气使惯了，对于处理各种矛盾纠葛的方式技巧，几乎闻所未闻。当公子小白意外地抢先坐上齐君大位，他急于想做的就是吸取兄长襄公诸儿的教训，用心来经管好祖宗留下的这块江山。至于如何治理、从哪儿下手，齐桓公无疑当时是一头雾水。而管仲的一套方案，对他来说恰如雪中送炭、如获至宝。年轻的姜小白面对驾在自己肩头的一挂大车，正愁无力拉动它滚滚前行，管仲的一番人马调配，使之轻松启动，敬请桓公安然坐在首位，怡然欣赏沿途风光，他能不信服、能不依赖吗？当然，齐桓公并非胸无大志的昏庸君王，他不满足于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他怀有更大的心愿，那就是称霸诸侯。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雄的时代，是什么成就了诸子百家学说？是四方诸侯，是这些君王割据一地却都梦想做老大的称霸心理。齐桓公也未免俗，他起码懂得穷会受人欺负，落后就要挨打，家长（周王室）已形同虚设，诸兄弟都在争发言权、主导权，而恰恰管仲给他提出了一个“尊王攘夷”的实用主义的妙招，周王室虽然只是个空壳子，但法统威名还在，这块牌子还有用，齐国不是小吗，咱何妨借壳上市？当摆在姜小白面前的内政与外交两大难题被管仲一一破解后，管仲与齐桓公的关系随之必然发生质的变化，疑虑顿消，信任倍增，达寡人之宏愿者，惟此人也！“国有大政，一凭仲父裁决”的一揽子全权委托，还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