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打消桓公的顾虑。一旦换取信任，大权到手，可以目中无人、越俎代庖，甚而僭越取而代之。司马懿家族是这样做的，隋文帝杨坚也是这样得到的江山，中国自古皇权更迭中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在君王的潜意识里，那种功高盖主的担忧和阴影挥之不去。管仲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从起步时就长考，无论如何要走好这一步棋。他首先把自己扮成一个戴罪立功的角色，赋予桓公一份再生之恩的心理优势；其次管仲之论政、治政，潜台词里始终明确无误地表现出，这完全是为您建王霸之业，是成就您千古名君的英名，我管仲只是您手中的工具、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随着齐国的政通人和、百业兴盛，管仲在百姓与诸侯间声名鹊起，那一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弦他绷得更紧。周襄王的弟弟叔带与戎人、翟人合谋联手袭击周王，齐桓公派管仲前去协助平息叛乱。管仲在洛邑谒见周襄王，襄王打算用上卿的规格来接待管仲，管仲忙叩头辞谢说：“臣陪臣，安敢！”我不过是诸侯的臣子，怎么能担当起那么高的礼遇？管仲一再恳求不受，襄王只好以下卿礼待之。“我是诸侯的臣子”，这话更多的是说给桓公听的，——走到哪儿，臣都有自知之明，都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都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第三，迎合桓公的喜好。司马迁在这一点上对管仲的评价很准确，“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顺应君主的喜好，补救其不足，以此来保证君臣关系的和睦，这就是管仲的伴君之道。当初，桓公倒是蛮坦诚和谦逊的，拜管仲为相不久就把自己的习性癖好和盘托出，“寡人不幸而好田”，我这人特别喜欢打猎，甚而痴迷到外国使节来访都顾不上接见，文武百官禀事都找不到空闲；寡人又好饮；寡人更好色！仲父说说咱这几个嗜好会影响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吗？管仲一本正经地答道：“人君唯犹与不敏则不可。”做一国之主，关键是怕优柔寡断。显然，管仲这里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他明知桓公所言的“三好”，就人君来说均非良好习惯，但他避开了正面的臧否，而抓住桓公性格中最具人君气质的“果敢”来作答，既巧妙绕过了棘手挠耳的难题，又不显山不露水地赞美了一下主子。葵丘之盟后，齐国的诸侯霸业已走上顶峰，齐桓公“自谓功高无比”，于是他大兴土木，乘坐车马、衣着服饰均比照周王，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派头。对桓公这种骄纵而恣意享乐的行为，老百姓中是颇有微词的。后人常拿管仲与唐之魏征作比较，遇到君王如此骄奢，魏征是注定会犯言直谏的，免不了要给唐太宗讲一番“谦受益、败由奢”的大道理。而管仲不这样，管仲异乎寻常地站出来说他也喜欢奢侈，“尝至味尔，罢至乐尔，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焚之。”食要最好的美味，听要最动人的音乐，禽蛋要刻上画才煮着吃，木料要雕出花再拿去烧。你们国人不是看不惯桓公劳民伤财贪图个人享乐吗，我管仲也“于府中治三台，又树塞门，设反坫。”“塞门”属影壁、屏风之类的东西，反坫是厅堂放置酒器的台子，这些原本只是君王才可设置拥有，管仲故意逾矩讲排场。老实人鲍叔牙当时就很不理解，忙跑去问管仲，老百姓都议论桓公穷奢极欲，你怎么不劝说反而自己跟着这么讲究起来？管仲给老朋友说了实话：主子不辞辛劳成就霸业，不就图这份快乐吗？你不让他去享受他会很不自在的，他这样却被人们指责，咱做臣子的假装跟他一样，不就可以替他分担些百姓的非议了吗？鲍叔牙恍然大悟。
再看管仲是如何迎合桓公好色的。齐桓公好色是历史上有名的，本来就有三位夫人，王姬、徐姬、蔡姬，又召了六位跟夫人待遇一样的女子，什么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宋华子等，其他嫔妃宫女则难计其数了。管仲呢？“有三归”，——娶了三个同姓的女子做老婆，平时家里的器物是“镂簋、朱紘、山节、藻梲”，华丽无比。而这些尚不足道，管仲迎合主子最大的创举是首开中国官妓，他把这件事情办得并不鬼鬼祟祟，而是冠冕堂皇，且从表面上看似乎跟齐桓公之喜好毫无关系。管仲先行拟定了一个提案，详细阐述了官方开设妓馆的必要性及其重大社会价值，一曰增加税收，所谓“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二曰有利于社会安定，缓和旷夫及好色之徒的性饥渴，免于滋事；三曰吸引人才，大批名士得知齐国开妓，将纷纷前来寻乐；四曰以色御敌，兵不血刃便可使敌国上至君王将帅下到普通兵卒人人疲软、尽失斗志、乖乖缴械。就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基本国策在管仲的倡导下付诸实施。究其实，有多少平民百姓有钱有福消受娼妓呢？靠妓女若能保家卫国何用养兵习武？也就是说，最最重要的一条管仲没有写进去，那就是方便齐桓公淫乐。据称，开办官妓的政策一颁布，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单他的宫中就开了七个馆，每个馆里拥有百十个美艳的女子，桓公左拥右抱流连其中，情不自禁叹道：知我者，仲父也！
第四，顺从桓公的意志。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上管仲始终以桓公的意志为最高准则，虽细节处不无建言谏诤，但总体把握在遵从齐桓公旨意的大原则下行事。特别是在“人”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一般情况下，管仲一门心思低头做自己分内的事，谨慎流露他的好恶亲疏。易牙、竖刁、卫开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三个人各怀鬼胎又都以各自的讨巧方式获取了齐桓公的宠信，管仲并没有因此去跟这伙人直面相争，也没有在桓公面前去揭穿、诋毁或试图排斥掉他们。君王喜欢，你不知趣地去鼓动将之撵走，一则让桓公割爱，主子心底殊非所愿，二则无端树敌，给自己反找来麻烦，既然桓公乐于食易牙所烹、喜竖刁之忠、信开方之诚，无碍大事，任君随心所欲去好了。
管仲正是在准确把握齐桓公江山美人要兼得的特殊秉性的基础上，投其所好，纵其所欲，顺其所为，从而给自己在君主心目中打下牢固的信任基础，同时也为自己政治上的有所作为赢得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活动空间。
六
公元前645年，管仲走了。临死前需要交待的都给主子交待了，该提醒的也都一一提醒过了，完全是一副鞠躬尽瘁的模样，完成了千古贤臣的自我描绘后，溘然长逝。
历史如其所料，在管仲的身后一次次推波助澜地颂扬着他的贤能和美名，不断彰显着他的难以企及。同时仿佛冥冥中蓄意巧设，易牙、竖刁等作乱让春秋一霸的齐桓公困饿死于宫中，“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的五个儿子都想接大位，公子无诡胜出，太子昭逃到宋国，此后近百年间祸起萧墙、骨肉相残，齐国的国力与威望一落千丈，而坟墓里的管仲却如同一座巍然耸立的大山，愈加令人敬仰。
孰料，正在人们交口称赞的时候，管仲死后约一百年，鲁国出现了个孔老二，别出心裁地发出了不和谐音：“管仲之器小哉！”不愧是圣人，抓住了软肋，一刀刺到了命门上。为什么孔老夫子说管仲玩的是小儿科而终究谈不上是大气之人呢？对于聪明人，这不难猜想，一是管仲有条件帮助齐桓公一统天下，而没有胆略与胸怀去做，仅仅满足于区区齐国的小富即安和在诸侯间的话语权。二是管仲不讲大义，唯利是图，过于功利主义，缺乏精神层面上更高的追求，境界明显太低。三是管仲过于追求个人享受，生活奢侈，不知俭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四是即使齐桓公不想称王统一，完全可以借你们的威望和力量，帮助周王室实现复兴嘛，管仲你竟不为。管仲一生恐怕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尊王”也只是为了“攘夷”的目的，而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恢复周礼。
后人有将管仲归之于法家，其实管仲什么家都不是，勉强要给其安一个家的话，只能称作“实用家”。管仲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什么理论、学说、思想，在管仲这里都绝不会教条地照搬或者生硬地套用，——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改良者其败因均在拿一种理论当做灵丹妙药。管仲因人而异、因事而变、见机行事，以达目的为总原则，他从不会为了所谓的“主义”而横刀齐砍，牺牲既得利益。他留下的一部《管子》，几乎全部是在教你怎么做而非教你怎么想和怎么说。诸葛孔明以管仲为师，不是欣赏他的学说如何高深而是叹服他的手段何等高明。“夫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性，不为名即为利。在管仲的人生哲学里，目标一旦确定，可以声东击西，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偷梁换柱，可以阳奉阴违，可以卖友事敌，可以拉大旗作虎皮，你说是奸诈诡计，我认作机敏睿智。这就是管仲，一个精神层面与奸佞之徒几无二致，但执政实践中做得天衣无缝的大政客。
孔老夫子讲人可以饿死，但不能失节、失义、失礼，要力求做个信仰和精神上的完人。管仲不这样认为，管仲可以沾友便宜，可以临阵脱逃，还会叛主事仇，最终借圆滑世故成就治国牧民之大业。那我们不妨也实用一回、实事求是一回，纵观管夷吾的一生，我们甘愿送给他一顶“千古第一能人”的桂冠，但无法奉其“春秋第一贤相”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