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尝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将自己的手塞进机器内，然后海基转动了手柄。叶片开始迅速旋转，而我的指尖被其中的一个叶片削掉了。当我将手抽出时，我的指端悬吊着一块皮，血液喷流得到处都是，于是我便像着了魔似的朝家跑去，跑向那个最安全的地方。那是种异乎寻常的疼痛，可奇怪的是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妹妹丽娜那时正在院子里，当她看到血正从我的手指中喷涌而出时，她便开始尖叫。她的喊声远远盖过了我的声音，反倒让我控制住自己的恐慌了。她跑上楼去叫我的父母，我也跟着上了楼，血仍然在大量地流出。我的血液在楼梯周围的墙壁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在跑回家的途中，我的指尖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我父母还曾出去找过但是却没能找到。
在医院里，医生们对这根残缺的手指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55年夏天的那个日子。那一天我懂得了虽然这个世界可能感觉上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如果你想将你整个身体完好无损地保留至生命终结，哪怕是好奇心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
在那段时间，父亲决定为我们家建一座新房子。自从在河岸上游出租公寓以来已经过了足够长时间，拥有自己的房子便可以向世界宣告奥利拉一家已经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从此摆脱依赖。建造自己的房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前年冬天我父亲已经从我母亲娘家的林区里取来了木材。树木是通过手锯砍伐的，之后原木由一辆马拉的雪橇运出，并且在库里卡被砍削成了适于造房子的合适尺寸。我父亲自己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宽敞房屋，他细心地规划了每个细节，哪怕是铸造金属制成的球形门把手都是精美的工艺作品。房屋后面是一个花园，等到冬天还可以在里面溜冰。
记得在建造房屋时，我曾搬运砖块并搅拌水泥，我将1957年的整个夏天都花在了建筑工地上，每当我听见路人们相互低语着说奥利拉的房子将是整条街上最棒的房屋时，心中便自豪不已。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最好的一点在于我们小孩子有了更多的空间，那也正是这个家庭需要的，因为那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我将在秋季入学，需要有地方堆放书本和完成作业。我母亲已经开始在中学教书，她也需要房间以便在家办公。
这是我父亲所建造的第一座房子，从那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进行了建造，最终总共建了七座。他总想搬到新的地方继续生活，想让他的家庭繁荣富裕并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在搬家。每当我开始逐渐了解新同学时，家又搬了，于是我又一次置身于一群新面孔之中。我不得不更加不厌其烦地建立自己的世界，以经受住这些改变。我变成了一个和其他人一起学习和玩耍的男孩，但这个男孩心中却明白他有自己要走的路。
【自信来自哪里？】
对于一个七岁的男孩来说，关注世界时事或许还太年轻。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对处在20世纪50年代中的每个孩子还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那时芬兰正在世界中寻找一席之地。赫尔辛基本应在1940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战争却介入了，最终1952年才举办了这场运动会。毫无疑问，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升了芬兰的形象。伴随着这场运动会的举办，可口可乐和黑人运动员首次来到了芬兰——这些运动员本身几乎就是一道具有吸引力的风景。我甚至还有一张在运动场边拍的照片，我摆着一副黑人田径运动员的奔跑姿势，那是在奥运会几年之后拍摄的，那时大概是五岁。
为了奥林匹克的举办，国家专门进口了一整船的可口可乐，并在芬兰退伍军人的协助下进行销售。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可口可乐便销声匿迹了几年，并且在我已是青少年时，可口可乐也仍然是一种珍贵的饮料。这种饮料很贵，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通常共享一瓶饮料。并且要小口小口地慢慢喝。
我自己开始逐渐产生了自信和自尊，这是自然而然的。虽然我们家是个适于成长的安全之所，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变化需要与之抗衡。正当我们刚在新家安定下来的时候，父亲却决定让全家搬到图尔库去，那是一个位于芬兰南部海岸的城市。他已经决定放弃在我祖父电气企业中的工作。这令我的祖父很失望，不久之后祖父便关闭了企业并找了别的工作。而我父亲则在图尔库的一家更大的电气企业中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希望获得更大的挑战和更好的生活水准。他与芬兰的工业化保持着同步前进。那时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对电力和电气设备的需求与日俱增。在当时的芬兰，仍然有些地方在等待着它们的第一条电缆。
我的父母在谋求一种新的生活和更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也渴望自由，希望从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被预设的未来中摆脱出来。我父母想自食其力地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变化并谦恭忍耐。家里的钱不多，必须得尽量赚取每个便士，因此我父亲每天都在工作。而母亲则重新开始照顾家人。我们于1959年搬到了新家，一所位于图尔库的木房子。我们在库里卡的房子被卖掉了，于是我也不得不再次开始适应新的学校和班级。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库里卡的朋友，也仅仅收到过其中几个人的来信。我们不写多余的话，至少在我们仍然上小学时不会进行过多的通信。
在图尔库，我是一个普通、勤奋且行为端正的男孩。但我感到孤独，很想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和自己了解的人身边。我骑着自己的脚踏车在新城镇中走街串巷，尝试去理解同学们的奇怪口音。这个城市比库里卡要大很多，我曾经的家似乎已经离我远去。
我的同学们已经确定我是个来自乡下的男孩，他们都叫我乡巴佬。我发现很难交到朋友，主要是因为我在十岁以前已经换过三所学校。但我不能因频繁的更换学校而闷闷不乐，我必须去结交新朋友并通过努力学习和优秀的成绩来克服自身缺乏的自信。
有时我会翻看那段时光的校园照片，我记得当时的情形：你至少得尝试微笑。摄影师带着他的大相机和黑色幕布来到学校，他会讲一个能把孩子们逗乐的笑话，与此同时按下快门。每个人坐着并望向镜头，确实有好多人都笑了，然而老师则始终一脸严肃。我不确定地看着照片里的自己，我的脑袋陷入肩膀，我似乎在寻找自信。我已决心向每个人表明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我并没有微笑。
我们家里最小的孩子在图尔库出生了，她便是我的小妹妹希尔库（Sirkku）。如今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我（生于1950年）、丽娜（生于1952年）、哈利（生于1954年）、伊尔琼（生于1956年）和希尔库（生于1959年）。我母亲把时间都花在了照顾我们兄弟姐妹身上，特别是此时家里还有一个婴儿。尽管如此，家里却总是一尘不染。虽然有小孩子要照顾，但家里还是常常能够闻到刚出炉的面包香味儿。我们的房子是半独立式的，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另外还有一层屋顶阁楼。房子是在战争刚结束后建造的，品质很差，似乎要倒塌似的。我们从外部取水，在屋内用原木生火加热作为生活用水，废水被倾倒在屋外。我和妹妹丽娜住在顶层阁楼的房间里。
后来我们搬到图尔库的西部，这意味着生活得到了改善。现在我们拥有三个房间和集中供暖系统。房间通过烧油产生热量，因此我们再也用不上原木了。窗户在寒冷的早晨不会再被冻住，房间都在楼上，一楼是一家乳品店。在20世纪50年代，城镇和乡村仍然混杂在一起，我们房屋的正对面就是田野，长辈们在那里种植菠菜，而我会帮着采摘。
在我大约十岁时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脖子上长出了一个小的增生物，需要通过手术进行切除。手术并不存在什么风险，那只是一个常规的手术，并且我并不害怕流血或者住院。我父母刚刚给我买了一辆成人脚踏车作为礼物，它在我身边待了好几年直到被偷走，那时我还是个学生。那天早晨，我收拾好我的背包，跳上脚踏车从山上出发，之后又沿着狭窄的街道骑了几英里，最后抵达了大学医院，那是一座白色的大楼。我进行了手术登记。手术很顺利，我在医院住了一周进行康复疗养，我父母曾来看望过我一次。我的邻床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用她的图尔库口音向我提问，听上去就像在说“难道不是很难忍受吗？”。在后来我才明白她在问我是否有咖啡，而并非是对生活发出感慨。当我于几天后离开医院时，我像来时那样回到了家里。这是一次生动的经历，但并没什么可怕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十岁的男孩自己去医院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1961年春天，我父亲宣布要再一次搬家。他已经在图尔库重新找了工作，他的新公司将他派去了瓦萨，因此我们要返回奥斯托波斯尼亚。
出于经常搬家的缘故，我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兴趣和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网球。这对我而言是来自更好世界中的一缕清新的气息。相比于遥远的村庄，网球运动则更常出现在较大的城镇中。网球运动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族，在那里精明聪敏的人士会身穿纯白色网球服参与这项运动。芬兰的运动生活包括滑雪、溜冰、跑步、跳高、棒球、举重、摔跤和铅球，但却没有网球。然而我父亲却是一个例外：就像他决定自己建造房屋来构筑一个世界一样。他会打网球，我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或许是这项运动的体型要求抑或是所需的技术技巧。无论如何，他把对网球的热爱遗传给了我，网球成为了我一生的挚友，它是我的治疗师和减压良方。
当我11岁时，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那时在城镇的家里，而我整个夏天都在祖母的农场待着。我精心措辞的一封封信件是很容易读懂的，但为此，我却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了解到我们又要再次搬到瓦萨，便进行了调查，并发现瓦萨有网球运动。“那里有为初学者开设的网球课程，今天就开课了。”我写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参加网球俱乐部，它的名字是网球-61。”我一本正经地写道。我将信纸折好装入信封，小心地写下母亲的住址，并将这封信送到了商店旁边的邮局。母亲第二天就收到了信，她看着我送来的消息满心喜悦。网球并不是我乐于搬到瓦萨的唯一理由。正如我所写的：“重新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确实令人高兴。”
【小鸟和披头士乐队】
我的学校瓦萨高中，主要培育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和工程师。许多男孩子沿袭了他们父辈的职业，但我在那时并不清楚未来的路在哪里。我们也不会在家讨论这个问题。我父亲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电气设备知识，并且成为了一名工厂厂长。就我自己而言，我仅仅下定了一个决心并会坚持恪守：我决不会进工业这一行。工厂和车间看上去肮脏不已，工作内容也单调乏味。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父亲每天都在工作，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从事如此艰难的职业。
我父亲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陪我，并且其他人似乎也都时时刻刻在忙碌。生活中充满了工作和忙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旅程中或起或伏，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开玩笑、感慨或苦恼。出于父亲新工作的缘故，我们有了新家，一幢位于工厂旁边的轻型木制大房子。家人对我的唯一期望是我在学校表现良好，这不存在任何问题。另外，父母在设法使我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工作和研究才可能应对初看似乎毫无可能的挑战；只有通过准备和仔细的考虑，才能够战胜对手。知识就是力量，借助于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知识的协助下，一个人能够不断前进并做出伟大的事。在知识领域中，人们可以相互竞争，并且没人能够超越它的极限。
我确实不是很清楚这种乐观的世界观来自哪里。或许我的父母仅仅将他们自己的失望投射在了孩子们身上。他们均在年轻时被迫中断了学业，两个人都是各自家中首个被大学录取的孩子，但却都没能从大学毕业。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学习并且最终毕业。
对我母亲而言，曾经那个放弃学业以便组建家庭的决定一直令她感到痛苦。我们从没有公开地谈论过这件事，因为这会使母亲深感难过。正是因为我外祖父的过世，母亲才有幸进入中学学习并且考上了大学，但是她却再也没能有机会继续施展她的智慧和天赋。我认为她本来会大有前途的。母亲对自己的命运耿耿于怀，这种苦涩之感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灰色云雾。这团云雾作为一种无声的要求，敦促着她的孩子们去学习以及去抓住曾经与她失之交臂的机会。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又想起母亲的这些经历，那是在2002年我会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时候。我母亲当时已经去世，因此我无法对她讲述我与江主席的谈话。江主席希望了解我对在中国设立证券交易所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确实需要设立证券交易所，为了保持竞争性，国家需要优秀的工程师、律师和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