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小镇】
我的旅程要从1950年8月中旬的南奥斯托波斯尼亚开始讲起，那是芬兰西边的一个乡村省份。这个时间和地点有着重大的意义。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是奥斯托波斯尼亚人，我深深地扎根于那片平坦的土地中。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养活了无数坚持不懈的农民、顽强的商人和狂热的传教士。
20世纪50年代之初，芬兰还在从战争时期中逐渐恢复。我们没有被侵占，国家没有被夷为平地，最主要的是我们仍然保持着独立。然而，情况也并没有那么乐观。芬兰失去了十分之一的领土，战争的伤痛回忆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被迫向苏联支付了一笔巨额的战争赔偿，国家毫无财富可言，实际上饥荒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虽然工业在快速发展，但是大部分人却仍以农业和林业为生。没有人想沉迷于过往，相反人人都在展望未来。在这里寄生虫毫无立足之地，每个人都得做好分内之事，并且多多益善。国家的形势似乎还相当不稳定，没有人能对未来满怀信心，可是当下的每份努力却都是在进行建筑之中。战争结束的时间还不长，和平能否延续仍处于未知。我们的政治领袖尝试在这个毫无安全感的世界中使芬兰尽可能安全。
整个国家成了建筑工地，新的房屋、公寓、小型商店和工作坊拔地而起。在经历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和随之到来的乏味而了无生机的时期之后，每个人都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出生率居高不下，贫穷与对未来的信念共存。所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奔忙着，以致孩子们仅能自娱自乐。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或手机，我们的生活被上学、运动、家务和家庭作业填满。我们的世界只有村庄那么大，人们彼此了解，生活充满了安全感。
奥斯托波斯尼亚的地形是广袤的田野和草原，其上散布着许多谷仓，并且被不同的河岸分隔开来，如今仍保持着此番地貌。冬天，大雪将覆盖田地，那里的树丛像黑岛般矗立着。春天，积雪融化时，河水将会涌出并大量流入田野和道路。在芬兰人看来那里的林木并不算多，但是其土地产量和畜牧繁殖量已足够当地人民繁衍生息。如果你的小块耕地无法养活你，你就得尝试些其他的事情。因此，在奥斯托波斯尼亚还存在很多小型企业，在我们居住的库里卡，有锯木厂、纺织工厂、金工车间、乳品店以及各种其他的工厂。这个平凡的小镇中大约生活着1万人，城镇中心由一座教堂和许多学校、运动场、银行、商店以及一家有高烟囱的工厂组成。在白天短暂的冬日里，灰色的烟雾会从烟囱中升起，在明朗的天空中凝结成朵朵小红云。
我出生在一个不算穷也不算富的家庭，我的祖父卡埃罗·奥利拉（Kaarlo Ollila）在库里卡建立了一家电气产品企业，他的曾祖父曾在韦海屈勒的村子里买下了一家名为“田鼠（Hiiripelto）”的农场，随后变成了奥利拉的农庄。我祖父的父亲并没有留下来接管这家农场，而是去了加拿大铜崖（Copper Cliff）。他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唯一活着的那个便是我的祖父卡埃罗·奥利拉。他重返芬兰并进入一所位于拉赫的商业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坐落于波的尼亚湾北海岸上的港口，他在那里名声很大，能够通过心算来完成复杂的计算。
我的祖父是个瘦高结实且固执倔强的人，不喜欢聊天。他在年轻时丧偶，之后再未结婚，这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在一个孩子看来，祖父似乎是一个严厉并有点儿神秘的人。卡埃罗曾参与过三场战争：芬兰内战、冬季战争和继续战争。他于1918年参加了坦佩雷的围攻战，以维护白军的利益。这是内战中最糟糕的一场战役，也是那时在北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战役。然而，直至今日，我仍然未能找到我祖父在这些战争中的更多信息。坦佩雷围攻战在我的家庭中是一个被极力守护的秘密，我是在近十年中翻查已故父亲的文件时才了解到它的。在我祖父的葬礼上，孙儿们来翻查他书桌的抽屉，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把上膛的手枪。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卡埃罗·奥利拉依然留着武器，但是至少表明，他在去世后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种人格气质。
我的父亲奥伊瓦·奥利拉（Oiva Ollila）从战场上回来后，便完成了学业并从技术学校的工程系毕业。父亲在赫尔辛基遇见了母亲，她名叫塞玛·伊丽莎白·卡里奥（Saima Elisabeth Kallio），人们常叫她丽萨。她曾在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农业与林业学。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组建家庭，我母亲为此中断了学业，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奥斯托波斯尼亚。
我母亲样貌迷人、美丽聪慧，有着一双大而温柔且满含好奇的眼睛、高凸的前额和波浪起伏的深色头发。她灿烂的笑容简直能照亮整个世界，但有时也会充满渴望地望着远方。她看上去不像芬兰人，似乎融合了少量意大利人的血统和些许高加索人的暖意。由于我年龄最大而且还是男孩儿，因此无须向母亲争宠，我会一直是她的掌上明珠、母爱的焦点以及她信任的帮手。我的妹妹丽娜（Leena）两年后出生，但我没必要和她争宠，因为她是个女孩子。直到母亲死去，我自始至终都是她的挚爱之子。
作为长子，我自然而然地集权利与义务于一身。我不但需要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年幼的弟妹们。我父母常常没什么时间管我。我肩负着家庭责任：我得安排其他孩子去做他们的家务活儿，还得在父母面前替他们讲话。大人们希望我树立一个好榜样。
我的母亲散发着一股领袖气质，这使我近些年来开始越来越钦佩她。我意识到她希望我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因此我努力去达到这些期望。尽管她从未明说过这些要求，但我能够从她的举止和关怀中很好地理解这些。而我母亲终究实现了她的愿望。她支持我的学业，尊重知识和教育，并且她对此有自己的理由。
我母亲的家庭来自于伊索屈勒，那里离我父亲家不是很远。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直居住在这里，因此，追溯到远至16世纪，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奥斯托波西尼亚人。我母亲成长在一个有节制的环境中，她有七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伊萨克·伊萨吉尼博伊卡·卡里奥（Isak Isakinpoika Kallio），一个异常固执的农民，他憎恨贵族及其所有的工作。他决定不让他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中学上学，因为孩子们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我母亲的年龄在孩子们当中排行第六，她父亲在她长到上学的年纪之前便去世了，由此我母亲才得以去学校接受教育。她是家里第一个从高中毕业的人，如果不是遇见了我父亲并和他结了婚，她毫无疑问会从大学毕业。
我的父亲个子很高、消瘦且勤奋努力。他不太寻常之处在于讲话很多，除了战争——对战争这个话题他一向保持缄默。他是一名战争英雄，曾因参加塔培利战役而被授予勋章。他曾担任野战炮军官，但却几乎不谈论那段岁月，当然也从没有夸耀过。直到他的孙子——我的儿子——出生时，他才翻开了自己的战争历程。战后几十年的如今，他谈到的也绝非丰功伟绩，因为这么做并非我父亲的本性，他已经在前线履行完了职责，无须再多加评判了。
我父亲不停地工作、计划和建造，他总是要同时做许多事情。受其影响，我开始对千百种不同的事情感兴趣，而这种习惯在随后必须专注于一项事务的情况下，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男人有权利对他们喜爱的事物产生兴趣，而女人应当做的则是为他们料理身后的琐事。我母亲包揽了全部的家务，这在50年代的芬兰是司空见惯的。我出生时，我母亲24岁，父亲28岁。我们全家人一起住在我祖父在库里卡的房子中，我们家的人口不断增多，却不得不挤在两间屋子里。我家和别的亲戚共同住在一楼，祖父则住在二楼。我父亲开始在家族的电气企业里工作，祖父当时一定希望父亲能最终接管这家企业。
这是种实实在在的使命感。我的家庭背景教导我，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那么他必须要工作，而且一定得努力工作。祖父为他的企业尽心尽力，我父亲也是每周工作七天。母亲则在家辛劳地照顾我们逐渐壮大的家庭，不久之后也开始在村里的学校教书。除了电气企业的工作之外，我父亲还将许多时间花在他自己的项目上。他为其他人的房屋设计电气布线，还会建造房屋和夏季别墅。每天一醒来，他便被各种各样的工作占据，日日如此。
工作就同呼吸一般自然而然地进行着，若是哪天没有工作或是突发奇想地享受了悠闲的时光，那就不正常了。这是种懒惰，是对自己放纵的开始。我因而可能会对伏特加开始贪杯，这可是致命的罪恶。奥斯托波斯尼亚的生活也混杂着一些村庄争斗事件和家庭暴力。“一名优秀的员工”，是你对某个人所能作出的最佳赞美。良好的工作表现也与另一种价值观息息相关，即自主性。人们应当自食其力地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人们认为一个人做再多的工作也不为过，而闲暇时光则是种潜在的致命威胁。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才使得芬兰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这同东南亚许多发展中的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我从童年时期起就知晓一种观念，工作能够使人继续生活、实现繁荣致富并且能够教导其子孙后代更好地生活。我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这些。当生活中充满了有待完成的事情时，至少这并不会令人感到乏味。
我母亲信仰上帝，她家庭中的某些人是虔敬派教徒，他们身穿黑衣并吟唱赞美诗。我记得自己还是个男孩时，曾穿着短裤参加虔敬派教徒的集会，尽管在家里并没有人真正提到过上帝。我们在圣诞节那天去了教堂，看到了洗礼仪式和葬礼。相对宗教而言，我的父母对自然史更感兴趣。在我们家的书架上摆着许多关于地理和自然史的书籍，还有一些百科全书和地图以及一些自然奇观的插图本。我们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才开始阅读小说作品的，会读一些文学名著，但觉得阅读科技图书更有意义。
我们每天一定会读一些算术和数学书，我家人将这些书视为思想境界极其崇高的作品。我父母总以为他们的孩子会很容易掌握数学，他们甚至不关心我们数学课的考试成绩，因为他们确信我们一定是得分最高的。我祖父将其在数字方面所具有的技能传授给了我父亲，之后父亲又传给了我和我的弟妹们。我母亲也有着卓越的数学才能。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喜爱数学了，并且我对自己在精确性方面要求很高，后来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我会对那些在报告结果时弄混数据的下属说：“当然，你的数据你最清楚。”
数字呈现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数字可以来描述事物，而事物在实际中可以相当大。如果我理解了数字，那么便会理解事物。如果我理解了事物，那么便能控制世界。当数字足够确切时，我可以专注于它们所代表的事实，之后我便能够收获某些新的东西。这些在以后的日子中使我更加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没有我父母对数学所怀有的那份尊敬，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
在我四岁以前，我们全家一直住在祖父房子中的那个小套间里。之后我们搬到了更大的住所，一个位于库里卡中心河岸上游的公寓。这里就是我童年记忆开始的地方。我们租到了新家，在这里我们有了自己的房间。这栋陈旧的石砌公寓楼里面空间充足，公寓楼距商店和学校只有一小段路。这是后来许多次搬家中的第一次，在17岁以前，我至少辗转过七个住处。
这便是我四岁时在库里卡所拥有的专属世界。它包括河岸上游的新家、我的父母和弟妹们以及在楼房周围存在的许多有趣事物。河岸房屋的旁边有一座造型规则的木质建筑，在我们的观念中，房屋应当鳞次栉比，每样事物都应该规划得恰如其分。
夏天自然是最美妙的时节。我可以骑上脚踏车去河里游泳，因为我们住所周围实在没有什么好点的湖泊。另外，我也在竭尽所能地养活我的家人。我会在河里捉些河鲈和鲤鱼，并且还会帮祖母照看牛羊。我母亲能做美味的三明治和小圆面包，她调制的热巧克力也是无人能及的。
由于父母没什么时间陪我玩，因此我得以安安心心地去“探险”。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离家几百码的一家商店，那里存放着农用机械：用来打谷的、粉碎稻草的、犁地的以及割草的机器。这些机器都是崭新且闪闪发亮的，我完全被它们吸引住了。这里有被漆成红色的金属零件和用来保护机器核心机构的明黄色木板，它们包括电机、叶片、传动带和车轴，每样东西都使我感到兴奋。
与我的朋友海基·西兰帕（Heikki Sillanp??）一起，我发现了一台特别令我着迷的机器。海基抓住了机器手柄，在另一侧有一个孔，穿过它我可以看见用来切碎谷仓稻草的如尖刀般锋利的叶片。这是一台新型且性能极佳的机器，我们一定要立刻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我决定让海基尝试着旋转手柄，而此时我则从另一侧观察机械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