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克尔年轻时体胖背圆，脸色苍白，像个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丰满的脸庞上刻着真诚的线条，额上的皱纹像弦乐器指板上定音的档子。满头的黑发全是展示着雄风的鬈发，沾着他每周去五百英里外的印第安乡间的尘土。塞克尔不常洗澡，也不常换内衣，但那个爱他的女人并不在乎。她是荷兰人，叫珍妮·鲍士马，身背装着书的帆布包。在我记忆里，她戴苏格兰式便帽，穿齐膝袜，半裸腿，在威斯康星的冬天看上去像火焰。与塞克尔同床时，她的喊叫声特响。我们的小房间没有门，只有隔帘。塞克尔急得团团转。他的腿肌和臀部非常结实，白白的，肌肉很发达。我弄不懂这个家族如何会产生如此一流的肌肉组织。
我们租的是机车工程师寡妇的底楼，整幢房子为古老的框架结构。
那年塞克尔唯一读的书是《最后的莫希干人》[37]。他只读第一章，用来给自己催眠。就理论而言，他自认是多元论者。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他否认历史学——他在这点上立场非常坚定。他将自己说成文化传播论[38]者。所有文化都是一次性产生，并以单一的文化源传播。他还真读过G.埃利奥特·史密斯的书，坚信凡事凡物都起源于埃及这一理论。
他睡眼蒙眬，很能迷惑人。那迷茫的目光掩盖了他对语言学永不停息的耕耘。他的酒窝具有双重作用，因为有时它们起着批评的作用（我这里指的是现代危机，悬虑不安状况的根源）。1947年我在墨西哥城邂逅塞克尔，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当时在给一队不懂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带队。由于墨西哥行政机构里无人会说他们的方言，塞克尔就成了他们的翻译。毫无疑问，他怂恿他们诉苦。这些沉默的印第安男人，戴着阔边帽，穿着宽松裤，嘴角上蓄着黑胡子，他们从阳光里走来，离开他们的生存环境，走进有廊柱的政府大楼。
这些都历历在目。唯一想不起来的是我自己因何事去的墨西哥。
我通过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从塞克尔那里了解到，瓦尔德马·乔基尔森（也许结婚后成了亲戚）写了关于科里克部落的书。在妇女备用品市场上，我买了一本颇具诱惑力的书，名为《地球的两极》[39]，发现其中有一章写了东西伯利亚的部落。于是，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初次见到的专著，便到雷根斯坦图书馆借了两卷本杰瑟普。我在书中读到，科里克传说里的女人，必要时能够卸下自己的生殖器，高高挂在树上。还有那个雷文，传说中该部落之父，一个非人间的小丑。当他从妻子身后进入妻子体内，探索她内部时，竟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在思索这种创造或幻想时，应记住科里克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在挣扎中求生存。在酷冷的冬季，渔夫得在坚硬的冰河上打出六英尺深的洞，然后将钓鱼线放下去。过了一夜，打出的洞又结冰封冻。科里克人住的小屋拥挤不堪，而女人却庞大无比，传说中的部落之母如宫殿一般雄伟。
我的助手罗丁逊小姐很同情我（我肯定，她并不只是爱管闲事），走进我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在窗口趴了一个小时。显然是在看下面的门罗街。其实这只是因为从雷根斯坦图书馆借来的灰绿色的专著太大，难以捧住，于是，读时我将它放在窗台上。罗丁逊小姐迫切表达她的关心，也许希望进入我的思想，帮些忙。可是，她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最好不要进入这个毫无诱惑可言的绿色书卷里，它只是了解野蛮时期的西伯利亚的途径，而那个西伯利亚早已不复存在。
两周后，我将被派往欧洲参加一个会议，重新安排债务支付计划，她希望确认旅行安排。我先在巴黎停留吗？我模模糊糊地说，是的。在蒙阿朗贝尔酒店住两夜。然后到日内瓦，再途经伦敦返回。这一切都是日常事务。她意识到，这些没有对我产生影响。于是她将从《先驱论坛报》剪下的材料递给我，因为我曾与她谈到过江渡东京让卫（自从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被暗杀后，我对这样的消息兴趣陡然增加）。两个残杀江渡东京让卫的人，自己也遭到杀害。他们的尸体是在停在内皮住宅区的一辆别克车的行李箱内发现的。车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苍蝇在箱盖上飞来飞去，密密麻麻，比红场上五一劳动节时的人还多。
尤妮斯又给我打来电话，但这次不是为了她兄弟，而是为舅舅莫迪凯。他是我父亲的“头”表兄弟。就家族而言，有家族就得有个头，而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头。莫迪凯——大家都称他莫迪舅舅——在车祸中受了伤，由于他已年近九十，这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与尤妮斯通话时，我站在黑暗公寓一个黑暗角落里。我真说不清我怎么会让它这么黑的。我喜欢柔和静谧的光线，喜欢线条简洁的轮廓。可是，东方地毯买得太多，是从马希·菲尔德店赫林先生（他近日退休了，一心一意扑在他的马场上）那里买来的，还有那些装帧老式的书，这些书早就不读了。因此，我显然创造不出我喜欢的光线和轮廓，相反却弄得像圣墓[40]一般黑暗。连续几个月，除了经济学和国际银行方面的书，我只读杰瑟普的远征报道。我也读海德格尔[41]的书，但读海德格尔时不能掉以轻心，他的书很难读。有时，我也读读奥登[42]的诗歌，或读奥登传记。还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猜想，我创造这些令人厌恶的黑暗，是为了强迫自己进行内省或重新整理思想，使自己集中于事物的本质（为了消除这种悬虑不安）。事物的本质都显现在眼前，所需做的只是恰到好处的整理。
在美洲超级大国的一个大都市，竟有人探索这样的问题，这同样也很有意思。尽管我从没与别人谈过，但我的同事却对我说（感觉到我在思考一些怪僻的问题），在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发生着许多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在外部世界，事情层出不穷；这座城市本身满是进行真正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它是财富、权力、戏剧性事件的中心，同时也滋生无尽的犯罪和罪恶、疾病以及固有的而不是偶发的暴行。因此，沉溺于自身是愚蠢的，是一种自怜自哀。普通的日常生活比人的内心深处更值得关注。是的，而且我想我的内心深处与大多数人相比，缺乏浪漫的幻想。可憎的内心幻想潜伏于无形，当你审视这些幻想时，自觉的思想以模糊的形式仁慈地显现出来。另外，我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雄心勃勃和别出心裁。再说，我孤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孤独，而是我似乎找不到我所需的同代人。
我马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莫迪凯舅舅与这些关系密切。
尤妮斯正在电话里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当时是莫迪的妻子莉瓦开车，莫迪的执照几年前给吊销了。太糟了，他开了五十年的车，刚发现后视镜的作用。尤妮斯说，莉瓦的执照也早该没收。她一直不喜欢莉瓦（沙娜与莉瓦长期不和，这种不和延续到尤妮斯身上）。莉瓦制伏了每一个人，死活不愿放弃她的克莱斯勒。她人变得很小，无法摆布那么个庞然大物，最终她还是将它给毁了。
“他们受伤了吗？”
“她一点也没伤着。他受了伤，鼻子和右手，伤得不轻。他在医院里又染上了肺炎。”
听到这，我心头一紧。可怜的莫迪，出事前，他的身体就不好。
尤妮斯继续往下说。从科学前沿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现在对肺炎有办法了。这种病过去常常会很快置人于死地，因此被医生称为‘老人的伴侣’。现在他们已将他送回了家……”
“哦。”我们又获得一次延缓。不会延缓很长，但每次延缓都让人感到轻松。莫迪凯是他这一辈人里最年长的幸存者，也快临终了，感情上必须做好准备。
尤妮斯还带来消息说：“他不愿离床。她这一辈子天天与他同去店里。她说莫迪这么钻被窝，太不可思议，是行为失常。于是，她强迫他到斯科基[43]的家庭顾问去看看。那个女人心肠很好。她说，他一辈子都是清晨五点起床到店里，不必奇怪他那么嗜睡，他是想补回失去了的睡眠。”
“我现在告诉你最新情况，”尤妮斯说，“他肺里有痰，所以非得让他坐起来，他们强迫他这么做。”
“他们怎么做得到？”
“将他绑在椅子上。”
“我看我这次还是不去看望他为好。”
“那不行。他过去一直最宠你。”
那不假，当时的行为仍历历在目：声称莫迪爱我，也给予他我的爱，敬重他，留意他每一个生日，用爱自己父母之心爱他。为了这些，我没有机会去了解过去数世纪的一些革命性的发展、启蒙思想的进步观点，以及塞缪·巴特勒[44]诱人而又尖刻地说明如何表示对父母的蔑视。他说人出生时最好只有一个人，尿布上别一张两万英镑的钞票。为了这种爱，我耽误了许多经典课，有米拉波[45]与父亲、腓特烈大帝[46]、高老头[47]与他的女儿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骨肉相残的故事。那振聋发聩的内容就是海德格尔向我们展示的“恐惧”，用古希腊的话说就是deinon及deinotaton，意思是说恐惧是通往崇高的门槛。大众正在逐渐背弃家庭。天真的莫迪舅舅没意识到这些变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及其他混合因素，我才不愿去看望莫迪舅舅。而尤妮斯说得也不错，她提醒我，这会使人怀疑我对他的爱。我进退维谷。这些关系一旦产生，就必须坚持到底。我不能背弃他。坦基是莫迪的外甥，却二十年没去看一眼这位老人。这完全合理，始终如一。我上次看望他时，老人说不出话来，或许不愿说。他怕见我，对我转过身去。
“他过去很爱你，艾扎。”
“我现在还爱他。”
尤妮斯说：“他一切都清楚。”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点。”
撇开理性思维不论，扪心自问，我是爱那老人的。我承认，那是不完美的爱。但毕竟是爱，而且始终不渝。
尤妮斯早已发现我完全受亲情左右，便加码施加她对我的影响。于是我开车去接她，带她到了林肯街，莫迪和莉瓦住在那里的一幢平房里。
我们进门时，莉瓦伸出已弯曲的双臂，做出高喊“好啊”的姿势说：“莫迪不知会多高兴……”
说是这么说，可她机敏的蓝眼睛里的神色却表示了另外的含义。她不喜欢尤妮斯，而且五十年来对我也一直抱怀疑态度。这不是缺乏理解，而是等待我变得正常可信。在我看来，她倒是成了一个可爱的老太婆，只是仍非常固执。我记得，莉瓦曾身材很高，满头黑发，体形丰满，两腿笔直。现在浑身几何线条都发生了变化。双膝像汽车千斤顶一样下坠，变成钻石样外形。她仍然想快速行走，似乎在跟着过去的莉瓦学跳舞，但她毕竟不再是过去的莉瓦。圆脸蛋拉长了，出现了伏尔泰式的严肃神情。她那蓝眼睛的目光本身在对你说：向我解释一下，这些荒谬变化、白发以及粗哑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变化，还有你的。你的头发哪去了？你为何佝偻身子？或许存在着某些普遍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形体上的变化似乎是对大脑的解放。我觉得这里存在更多的含义：社会秩序杂乱不堪，存在了几百年的枷锁废弃了，历史接合缝打开了，墙壁四角裂开，束缚消失，于是，我们的自觉思维得以解放，只要我们能找到不失良机的勇气，就能从裂隙中逃脱，不再软弱地哀悼往日，而是超越废墟，登上顶峰。
儿孙满堂，莉瓦无疑是满足了，但她不是你奶奶，她是一个商人。她与莫迪从一个只有两辆送货车的小店起家，最终创办了一个大企业。六十年前，莫迪舅舅、他的兄弟希曼、我父亲——他们的第一代堂表兄弟以及一批波兰面包师，一起给几百家移民办的杂货店供应面包、凯撒卷和各式各样的糕饼——煎饼、夹心蛋糕、咖啡蛋糕、奶油松饼、俾斯麦饼、巧克力泡芙。这些全靠三只大烤箱烤出来，燃料是工厂的废木料——上面留着树皮，靠墙堆放——沿墙还堆放着一袋袋面粉和糖、一桶桶果子冻、一盆盆糕饼松脆油、一箱箱禽蛋、面浆桶状的揉面桶，还有十四英尺长的长柄铲。这些长柄铲不时在烫手的烤箱里伸进伸出取面包。人人粘满面粉，只有莉瓦例外。她在楼梯下的办公室里，记账、开票、给大家发工资。我父亲在店里的头衔是经理，听起来似乎这些烤箱以及弥漫于整条街的面包香与“管理”有什么联系。他从来不管理。给他“精神焦虑中心”的头衔更合适。他的眉心是焦虑的中心，犹如第三只眼，留神夜间他当班时可能会出现的差错。他们的生意做大了（没我父亲的份，他自行辞职，从未做成过大点的生意），而且不断扩大，直到受到时代的局限为止。超级市场兴起，冷冻食品长途运输，产品规格统一（一订就是百万打的凯撒卷），他们的面包房适应不了这样的形势。于是，公司清账停产。这不是谁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