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七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1977年的高考经历与大家既相同，也不同。
1975年5月，我从山东省曹县第十中学高中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表示要“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但是，当背起行李卷，回望学校的大门，想到这辈子也许永远和学校再见了，当农民将是我一生的宿命，深刻的悲伤与凄凉弥漫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
回乡以后，尽管希望很渺茫，我要上大学的心始终没有死。那时虽然年轻幼稚，我也能看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是实在话。在农村有没有作为，还有谁比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子弟更清楚呢？读书让我看到了天地的广阔，从小学到高中又一直是全校有名的优秀学生，我不甘心、也不相信一生的出息就是做一个农民。现实告诉我，下乡知青可以通过招工、病退再回到城里去，庄稼人的子弟要改变命运，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可走。毛主席不满意解放后17年的教育制度，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大学招生不再通过考试，而是采取推荐的方式。要想被推荐上大学，首先要在农村锻炼两年，再看在劳动中的表现。用电影《决裂》中主人公的话说，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家兄在上大学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我懂得，要想上大学，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先安心在农村坚持下去。1975年大学招生时，我哥哥已经过了推荐这一关。但是他高中时的班主任一封告状信送到县里，说他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不够两年，结果被取消了上学的资格。哥哥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强烈地刺激了我。回乡近3年中，再苦再累，我从来也没有动过中途离开农村的念头。
家乡父老有一句挂在嘴上的话，叫做人有闲死的，没有累死的。我父母也教育我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投机取巧。既然人在农村，就要比农民更农民，汗要比农民流得更多，脸要比农民晒得更黑，手上的老茧要比农民更厚。由于在劳动中的表现好，高中毕业生在农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再加上我父亲在当地有一定影响，1976年8月份我开始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常委，9月份入了党，10月份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村里的二把手。我们村里有个孩子叫双印。老少爷们开玩笑说，你怀揣四块大印，比双印还多一半呀。老实讲，按照我当时的“政治条件”，即使不恢复高考，清华、北大不敢奢望，进入菏泽师专当个工农兵学员还是有可能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轰然倒台，不久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清算极“左”路线流毒，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我自认我这个人不是绝顶聪明，但还比较理智。当时我问自己，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后谁能上大学还会像现在这样，大家比脸黑茧厚吗，会不会恢复高考制度？不管大学招生办法变不变，我坚信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我向父亲谈了我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1976年年底，我把尘封的课本翻出来，开始复习功课。1977年夏天我在县城做了一个小手术，住在父亲的办公室复习了一个月。到1977年11月份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把数理化课本复习了两遍。这样说，似乎我有先见之明。其实是我要读书的愿望太强烈，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努力，哪怕是无用功也要做。这种心情，只有乡村孩子才会理解。
正式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虽然我对考试已经有所准备，但丝毫也不敢松懈。那时我白天或者在大队、公社开会，或者要参加劳动，晚上10点以后才能复习功课。1977年的夏天多雨，冬天就格外的冷。窗外北风呼号，屋里呵气成霜，每天晚上我都要熬干一灯油才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擤出的鼻涕都是黑色的。
回想当年报志愿的情况，真是荒唐。10年来第一次恢复高考，没有比较，没有参照，既不知道别人的水平，也不了解自己的水平。抱着撞大运的心理，我准备冲一下几个名牌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年在山东招收两人。由于我父亲在县里干公安工作，回家时腰里挎着一把手枪，走在村里威风八面，我对政法这一行从小就崇拜。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在山东招收两人。辽宁财经学院，在山东招收10人。再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父亲商量时，他认为北京那些名校根本不要考虑。东北离山东太远了，天寒地冻，还要花一大笔钱买皮大衣、皮帽子。山东大学在本省，也是全国名牌大学，建议报考山东大学，但不要报中文系。学中文将来要舞文弄墨，容易犯错误。当然，当年的招生情况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实实在在是按成绩录取的，今天的作家也不会因为写一篇小说而获罪。但是，父亲是从当时的情况考虑的，人的认识毕竟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环境。当年山东大学哲学系也在山东招生50名。但我没有考虑。回乡后，我曾仔细研读了毛主席的5篇哲学著作、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小册子，有时还和父亲交流学习的体会，竟然天真地以为已经懂哲学了，不用再学习了。我在农村时还读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是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种。20世纪70年代中期，“四人帮”发动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发表的文章我都读了，知道了商品、货币、等价交换、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经济学概念。这使我认为对政治经济学是有一定了解的。当年山东大学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后改为经济学系，现在已经发展成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在山东招生50人。于是，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填写第二、第三志愿就比较务实了，我报考了聊城师范学院和菏泽师专。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只要能离开农村，成为公家的人——窝头变成馒头、布鞋变成皮鞋就满足了，上什么学校是次要的。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谢父亲帮助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山东大学校风严谨朴实，强调学生要打好基础，使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选择经济学而不是历史、中文专业，也使我能够为国家做一点更实在的事情。
考试结束后，就是焦灼的等待。因为考试的情况既使我抱有希望，又使我感到没有多少把握。语文、政治和史地没有不会做的题，整个考试时间我都在紧张地书写，而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一直无所事事，我写字时的“笃、笃”声，使他更加烦躁不安，鼻尖不断地出汗。走出考场，听到居然有人把“鱼肉人民”解释成给人民鱼肉吃，把蒋介石说成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对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但是，由于我的功课文理不均衡，考数学时又赶上发烧，一道关于如何才能在一块土地上建造尽可能多的猪圈的大题目没有做出来，情绪十分低落。一个多月后参加了体检，给我带来了一线期待。1978年春节前，我的同学张增奇收到了长春地质学院推迟入学的通知书，而我到底是否被录取了，迟迟没有音信，一时变得寝食不安。接到通知书前的那段日子里，心情类似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既盼望被录取的喜讯，又害怕等到的是名落孙山的坏消息。春节后，我的初中老师到公社打听他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结果老师当年没有考上，却带回了山东大学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很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当晚，我和张增奇买了一斤地瓜干酿造的烧酒，也没有下酒菜，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我们两个酒量都很浅，那天居然都没有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过这样多的酒，超过二两就会醉倒。
1977年的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在国家历史上的意义，别人写文章谈得很多了。我想说两点想法。第一，一个社会一定要让普通老百姓有点念想。有了希望和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人生的苦难就会减轻。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生活中最可怕的是绝望。1977年恢复高考，尽管能上大学的仍然只是少数人，尽管这是一条独木桥，但毕竟给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前方有一抹亮光可以追寻，远比一片漆黑、无路可走好。现在的情况就很让人担忧。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城镇，农民子弟不能挤到城里上学，就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上得起，举全家之力或借债上了大学，毕业后也不一定有工作。现在农民子弟辍学的越来越多了，读了书也没有用呀。以后农民子弟除了出去打工，希望在哪里？当政者该想一想了。第二，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太重要了。后来从报纸上的文章中了解到，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决定要恢复高考。当时的国务院文教领导小组负责人刘西尧等汇报说，要到1978年夏天才能作好恢复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邓公说，不行！年轻人已经被耽误了10年，不能再等了，1977年高校招生就要恢复考试制度。当时纸张紧张，据说那年的考卷是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的。邓小平一生跌宕起伏，前七十几年做了多少事对我来说是间接知识，最后一次复出，做了多少决定国家和几代人命运的功德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求真务实，心系苍生，多谋善断，举重若轻，静如深潭，动如雷霆，这才是大政治家风范。权力掌握在伟大的政治家手中，是人民和国家之福；掌握在无耻政客手中，国家和民族就要遭殃。在中国尤其如此。由此观之，好人中的精英还是应该出来做官、做大官。
（2007年11月）
当年我做“九品官”
我还不满19岁时，就在老家的村子里当上了“九品官”。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那年月取消了高考，田野里来，泥土里去，回乡当农民是我的宿命，没有知青文学里那么多的不平和委屈。一年下来，老茧磨得厚厚的，脸皮晒得黑黑的，学会了像老农民一样卷“大炮”，抽旱烟，说带有荤腥味的笑话——生活已经把我打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76年7月的一天，支书来到我家，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怎么不愿意？那时的年轻人谁不想进步，说不定入了党，当了干部，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接下来一段时间，写入党申请书、填表，一个月后我成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常委。又过了两个月，我清楚地记得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那一天，成了中共正式党员（那时候取消了入党预备期）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村委会主任。
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他们肯定觉得可笑。那几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不少“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类的豪言壮语，很有一点“当今之世，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但是，很快我发现这个官不好当。
我敢说村官是中国最难当的官，因为要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在机关事业单位，有组织纪律、规章制度管着，还有职务、职称等帽子管着；在工厂，工人有工资、奖金管着。在这些地方当官，我看都不难。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既不拿工资，也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你还能不让他当农民吗？除非开除他的球籍。不要相信对农民理想化、牧歌式的描述。农民固然淳朴老实，但也不乏精明狡黠；农民善良厚道，但有时也很势利和欺软怕硬；农民没有文化、外表木讷，但也拥有来自泥土的生存智慧。与那些已经成了精的老农民相比，20岁左右还是个大孩子，要给他们当领导，对我来说，是拔苗助长，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不仅过早地结束了我的青少年时代，也使我患了“官场厌倦症”。
每年秋收秋种结束，不知道是真不愿意干，还是要拿一把，几个生产队的队长都要撂挑子不干。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就要挨个做工作，动员他们继续干。话就是那几句话，说完了大家就相对无言，只能不停地抽旱烟，人都隐藏在烟雾里，变得面目模糊，一耗就是夜里两三点钟，眼皮沉重得像拴了磨盘，等的就是一句话：“那我再干一年试试，明年你们可得换人。”拖着双腿迷迷瞪瞪地走在村子里，月光清冷，白霜满地，万籁俱寂，不闻鸡鸣犬吠，村庄完全睡熟了。这时，我对那些困了就可以上床睡觉的普通社员，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
70年代“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每年秋收冬藏忙过，县里、公社里就要组织修水利。革委会主任分工抓生产，有到外地修水利的任务，自然是我带队。在家里，大家都是本家，一切都好商量，外出修水利就不同了。100多号精壮的汉子，带出去就是100多头老虎。有一点不周到、不细致，“老虎”就要伤人。挖河修堤，累死人的活，一顿饭吃不好，有的愣头青把饭碗一摔，跳着脚骂祖宗。骂就骂吧，反正大家都姓马，一个祖宗。挖河修堤实行包干，分配任务时，地面上差一铁锹，几十米挖下去，劳动量差别就大了去了。稍有差错，山东人好勇斗狠，耍起绿林脾气来，抄起铁锹敢往你头上招呼。一次水利修下来，人瘦了一圈，一下子好像老了几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