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绝户坟，踢寡妇门”在农村是最缺德、最得罪人的事情。计划生育是农村干部每年要完成的硬任务。这件事，国家宣传起来意义比天大，在农民看来却是缺德事。高中刚毕业，连对象都没有处过，却要去做育龄妇女的工作，要她们上环、流产、做绝育手术，老娘们脸皮厚得像城墙，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正经：“计划生育俺们拥护，只要你支书带头”，“计划生育有啥好，要是早20年搞计划生育，还能有你吗？”面对这些胡搅蛮缠，每次都搞得我面红耳赤。我跟支书说，这些事，还是让妇女主任去干吧。
工作累和难且不说，当村官时间长了，我发现在政治上极“左”盛行、经济上实行计划命令的年代，农村基层干部辛辛苦苦做了许多无用功，甚至干得越多、管得越多，造的孽越大。比如，那时候上边要求生产队集体干活时，田间地头必须插上红旗和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知道这样做既花钱又费工夫，不会多打一粒粮食，死活不愿跟着上面搞形式主义。但是，公社三天两头进行检查，主要就是看这些表面文章做没做。大队干部整天为这事磨破嘴皮说服动员，真是不胜其烦。
有一年，菏泽地区新来了一个地委书记。他在徐海地区“支左”时（“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间内地方工作由解放军“支左”代表主持），在当地推行旱地改水田，大面积推广种水稻，结果那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去了，群众生活也得到不小的改善。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菏泽地区推广徐海地区的经验。菏泽是个缺水的地方，历史上农民没有种水稻的习惯和经验，农村干部想不通，农民群众更是抵触。但是，上面的命令必须执行，大小会动员加上强迫命令，当年种了不少水稻。到了秋天，老百姓没有吃到大米，倒是从地里弄回不少稻草，生产队牲畜过冬的饲草问题算是解决了。老百姓见不到当大官的，看到我们这些大队干部，嘴里就不干不净，什么话难听就说什么。
有人说，在中国能当村长，就能当县长，甚至还能当更大的领导。也许吧。由于有了当村官的这段经历，我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材料，1982年初大学毕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虽然都有机会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我却选择了到高校当教师和去杂志社当编辑。由于在北京工作，消息比较灵通。近两年，不断传来这个同学当了科长，那个同学当了局长的消息。按“威虎山”上的话说，同学们都“弄了个师长、旅长干干”，我还是一介书生、布衣卿相。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反应是云淡风轻，不为所动，没有羡慕嫉妒，也没有自轻自贱。皆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了两年“九品官”，我这辈子的官瘾已经过足了。
鞋子是不是舒服，只有脚知道。哪一种职业更适合自己，只有本人知道。有道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路朝天，大家各走一边就是了。
（1992年6月）
从红楼到红墙
从我大学毕业“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尽管我上大学前就入了党，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填干部履历表时却不算参加革命工作)，除了有两年多时间在高校当教师，其他时间的工作与生活都与红楼、红墙有关。
1986年夏天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几个工作单位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政协、《红旗》杂志社。由于我曾经当了两年“九品官”，那段经历很不快活，又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央机关工作和在村子里当干部一个样，就选择了去《红旗》杂志社求职。当时的经济编辑室主任李光远同志接待了我。他问了我的年龄、经历，要我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理论问题谈谈看法，谈话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老李说，你和我儿子同岁，学术基础挺扎实，你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都是不错的年轻人，你准备下个星期来报到吧。事情就这样简单，几天后我到位于北大红楼后面的沙滩大院报到，成了《红旗》杂志社经济编辑室的编辑。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是1958年成都会议上中央决定创办的，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以及各省省委书记任第一届编委，邓小平是主任。
我到《红旗》工作后，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知道他为《红旗》题写了十多种字体的刊名，最后圈定了后来采用的方案，并说这个刊名的字体借鉴了陕北的彩绸舞。担任过《红旗》总编辑、副总编辑的，有的功德圆满，有的身败名裂，但都是党内最有名的理论家，如陈伯达、姚文元、胡绳、范若愚、邓力群等。《红旗》创刊后不久，就连续发表了“九评”，展开了与苏共的理论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两报一刊”社论，曾经是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据说比现在的中央文件还管用。到了我去《红旗》工作时，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但当时的领导也不是等闲之辈。担任总编辑的是当过新华总社社长的熊复，副总编辑有王忍之、苏星等。我记得王忍之当时是中央委员，转年就到中宣部当部长去了。苏星是党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和于光远共同出版了国内经济学家编写的为数不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经济学术界地位很高。除了杂志社的领导，沙滩北街甲2号这个大院内可谓卧虎藏龙，一个普通编辑，当年都可能是名满天下的风云人物。我在沙滩大院经常看到一对60岁左右的夫妇散步，同事告诉我，男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关锋。还有一个当哲学编辑的，是江青当年的秘书，不知道什么原因“文化大革命”中被关了好多年。他在监狱中把马恩全集和毛泽东选集通读了许多遍，成了我们单位的活词典，只要你说出一句话或一个观点，他就能告诉你马恩、毛主席是在那篇著作中讲的。
1988年夏天，当时的中央决定《红旗》杂志停办，创办《求是》杂志，由中央党校代管。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又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据说最初的方案是撤销《红旗》杂志，中央不办机关刊物了。由于党内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给中央写信反对，采取了折衷方案，仍然撤销《红旗》，但另办一个刊物。据说，《求是》杂志由党校代管后，校长高扬开始时还审读校样，过了一段时间，就决定不看了。后来这个刊物还是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再后来才归中央宣传部领导的。
从《红旗》到《求是》，我在红楼后面的大院工作了15年。有的朋友说，你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这个单位。我说，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固然有付出，也有巨大收获，学会了独立工作，学会了做人，使我终身受益。
在《红旗》和《求是》，领导不摆架子，大家不相互称呼职务，对总编、副总编、主任直呼老张、老李等。单位不仅用人，也注意培养人。杂志社要求编辑不仅要会约稿、编稿，而且要会搞研究，会写研究性文章，起码要成为某个领域的“半个专家”。刚入职时，社里举办了编辑培训班，总编和各位副总编、编辑室主任亲自讲课，传授工作、研究、读书经验。苏星同志在授课时告诫年轻编辑，中国现在还很落后，成名很容易，但也容易为名所累，真正的专家并不多。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时刻警惕浮躁心态，注意不断学习，打好基础。社里规定，新到《红旗》工作的年轻编辑，必须到基层单位蹲点一年，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比如，我到单位工作后，就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一年，对我以后从事工业方面编辑工作帮助很大。杂志社的领导鼓励年轻编辑为杂志写文章，并亲自动手修改，有时几乎是重新改写，但发表时领导绝不署名。比如，我在《求是》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苏星同志亲自出题目，亲自修改过的。他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文字干净简洁，深入浅出，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字风格。在《红旗》和《求是》工作不长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写调查报告、理论文章、社论、评论等多种文体，能够独当一面，先后主持过经济编辑部和国际编辑部的工作。现在回顾起来，国务院研究室之所以愿意调我去工作，并能胜任直接为国务院领导服务的工作，与那个时期打下的基础有直接关系。
在中央机关刊物当编辑，我处理了大量国家领导人和国内顶级专家学者的文章，多次担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和陈岱孙、厉以宁、吴敬琏等学者文章的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向作者学到了理论和知识，也学到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我编发某位领导同志一篇文章时，作者对一些修改有意见，把我请到办公室讨论，当我讲了修改理由后，作者表示赞成编辑部的修改意见。我编发的另一位领导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作者给我写来了亲笔信表示感谢。依我看，那封信本身就是一件很出色的书法作品，可惜被我遗失了。有一次我约王梦奎同志写文章，很快作者亲自打来电话，表示这个题目他不熟悉，能否下次有合适的题目再写。这些作者谦逊、严谨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对我以后为文、为人都有很大教益。
有人讲，人到40岁以后，很难再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也许是年龄和受教育背景不同，我和杂志社个别领导同志在理论观点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工作起来总是别别扭扭，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甚至存在重大分歧。我到《红旗》工作前研究了社史，深知在中央机关刊物工作必须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能犯政治方面的错误。因此，在我主持经济编辑部工作时，对有些领导批来的明显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文章，我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采用。这样一来，有的领导对我成见很大，以致我以副主任身份主持工作3年才变成经济编辑部主任。2001年4月份，当国务院研究室愿意调我去工作时，我离开了《求是》杂志社。
我去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前，魏礼群主任就告诉我，机关收入水平比较低，思想上要有所准备。到新单位两个月后，我领到了4000多元工资。我说，一个月4000块钱，公务员收入还过得去呀。管工资的同志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我当时心就凉了半截，这只相当于我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后来我对别人说，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是实践。后来，在朱镕基总理和以后的国务院领导推动下，公务员工资收入有了不小幅度的提高，但那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加班是家常便饭。有的人形容我们的工作状态是“5+2”（一周7天都工作）、“白加黑”（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同事们有时调侃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既没有权力腐败，也没有时间腐败，这是组织上关心我们，把我们这些干部保护起来了。周末走在从红楼到红墙的路上去加班，大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和车辆；午夜加班后回家，城市已经熟睡，只有北海大桥上的哨兵伫立在灯光下，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工作着是快乐的”，心情十分复杂。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确实苦，确实清贫，但可以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实现个人价值，感觉自己对国家社会有用。比如说我自己，一直以来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理论、经济问题。一个人学习和研究经济，所欲何为？最高境界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影响国家经济决策。从事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直接为国务院领导服务，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进领导讲话稿中，变成国家的经济决策，直接推进经济改革和发展。一篇两三千字的研究报告，就有可能推动一项经济政策出台，而过去发表洋洋万言的文章、出版几十万字的书，往往像石头扔进海里，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正所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在红墙里面工作，最大的优势是在国务院领导身边工作，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做人。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后，过去那些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报纸上读到的人就在眼前。我发现，他们也是普通人，有喜怒哀乐；但又不是普通人，确实有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