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生。祖籍山西省榆次。1953年参加工作，个性落拓不羁。1957年被错划右派，时年方19岁。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退休前为尖草坪区文联副主席。1955年在《山西文艺》发表的处女作《新星（外一首）》，获1956年山西文学三等奖，成为当年唯一获奖的诗作。1955—1957年，先后在《山西文艺》《火花》《山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20余篇，其中部分作品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文选集。1956年成为参加全国第一届青年文学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的名字
我是逾天命而近花甲，却别说知命，竟连自己书写了几十年的名字也是稀里糊涂。
早些年，有人问起我的名字的含义，我信口胡诌：“儒家将诗、书、礼、易、春秋谓之五经。父赐此名，只不过是想让他的儿子略通一二而已。”
近日闲得无聊，翻检古籍，才突然发现我的名字赫然写在《汉书》上——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谚出汉韦贤及子玄成，俱以《明经》而位至宰相。故而曰之。
看来，古人看文才远比金钱重得多，这也许是因为才和地位息息相关的缘故。
我死去的父亲绝未读过《汉书》，却从那里为我打入“市场”捡来了一个如此精致而典雅的“商标注册”。
想我蹉跎一生，嘻酣东流。贴着如此招人的商标，竟盛白水一瓶！真愧对先父，羞回江东！
所幸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和我同名的第二个人；不幸的是，世上有多少人和我的命运相同！
◎难老泉（一）
你曾是一位窈窕少女，披一身轻纱，舞动腰肢，伴着春风吟唱。
你还是一位人间织女，云霞为料，阳光做线，为北国织出锦绣江南。
而今，你变得如此憔悴，岁月的风雨竟冲洗了你当年的全部容光。
我俯耳贴近你枯槁的胸膛，听着你的呻吟，心里好不凄凉。
难老泉，老了。如果青主有灵，不知他老先生作何感想。
◎难老泉（二）
难老泉枯竭了，因为人们的贪婪！
我的诗泉也枯竭了，因为我的淡泊！
于是，我想通了为什么拥挤的地球两极竟荒无人烟。
圣人所以为圣，是因为在几千年之前就悟出了人生之真谛，所以力倡“中庸”。
然而，我见路上，匆匆行人，不是右行，便是左往。那宽阔的柏油路中是修剪得十分齐整的丛林小树或争芳斗艳的花卉，并无路可行。
走了一辈子路，居然不知如何走；做了一辈子人，依然不知怎么做！
呜呼，悲哉！
《城郊报》1994.9.26
◎我曾在太岁头上动过土
我准备请人翻修一下院门以壮家威，一位颇通阴阳的友人闻讯赶来劝阻。说这土是万万动不得的，正在太岁头上。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件往事。
那是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红本本。干部的必修读物是老大哥的《联共（布）党史》。每学几章，便测试一番，而且测试成绩必张榜公布。这便苦了我们的一位老粗田科长。他考一次，焦一次。不过，田科长生性豁达，他常自我解嘲说：“我这把红交椅是没人争抢的，不会发生火拼王伦的事。”
娼妇的嘴贱，文人的手贱。我的手一时瘙痒就以此写了篇讽刺小品登在了省城一家刊物上。不想，这寥寥千把字，竟掀起茫茫万顷浪！
原来，我讽刺的这位科长打游击时还曾领导过卫恒书记。幸亏那是50年代，还幸亏多方为我这个冒失鬼斡旋，更幸亏老科长资深大量，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事后，朋友们都说我吃了天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其实，我当时真不知道成天和矿工们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助的劳资福利科科长竟还有那么一段辉煌得足以吓人的过去。不然，即使我把整个天都吞进肚里，也不敢触动他老人家的。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在我以后的生涯中，还是屡屡冒傻，顶撞了不少本不敢也不该顶撞的人。这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至今我敬畏冥冥中的太岁未敢妄为，残门依旧，倒失去了贤妻内助，而我屡犯现实中的太岁，却还落了个一生清闲。看来，太岁头上的土动动何妨。
《城郊报》1994.10.31
◎人生悟语
孙子好
儿时，每遭父亲责打，便盼着自己也当爸爸；又见父亲被爷爷训斥时，又觉当爷爷更好。
而今，我步入爷字辈，才恍然领悟：还是当孙子好。他既不用为日渐上涨的柴米油盐着急，也不用为嫁娶住房犯愁，更不用因纷杂的人际交往困扰。
然而，人啊，人！还是想当爷爷的多，愿做孙子的少！
对象
小女儿要领对象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不能向女儿讲，但我很欣赏一首歌中的话：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只有曾经拥有的，哪怕是短暂的一个朝夕，也才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
当然，天长地久，永远拥有更好。但瞧上一眼，谈上一宿，或恋上几秋，便可预卜终身，我想，即使大圣人孔老夫子也未必做得到，而况我辈这凡夫俗子。
一辈子的事，需要一辈子去体察照料。这正像敦煌精美的壁画，如不经常修复维护，也会毁于一旦。也如我院中的那架葡萄，如不年年修剪、施肥、浇灌，定然不会结果的。即使零零落落挂上两串，我想也不会是甜的。
小狗
糟糠走后，邻居为我送来一条小狗，我精心喂养，实指望它长大后为我照看门户。谁想，早晨起来，小狗竟僵死窝中，好不令人痛心。
我一边掩埋小狗的尸体，一边傻想：它为什么有病不告我一声，或者我睡了后，给我托个梦，也好让我尽尽主人的责任，为它灌点药，或者请人给它打个针。可它竟叫都不叫一声就悄然而去了！
看来，缘分也绝非只是人和人的事情。
《城郊报》1995.1.9
◎奇谈怪论一、二、三
一
作家孙涛在一个创作座谈会上告诫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一定要经得起仕途、金钱的诱惑，而且以切身经历为证：不是当年经得起这些诱惑，也不会有今日的孙涛！言凿凿，意切切。这确是为文学青年送来的一剂良药。不过，我想，是不是还要加一个色的诱惑，不然，贾平凹为什么要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写《废都》呢？
然而，细一想，这些诱惑也太强烈了，常人怎么能抗拒得了。试想，那时的爱，那时的钱也像今天这样绚烂得令人眼迷心乱，你孙老弟能抗得住吗？
我有一位年轻时的朋友，就因为现时做了不小的官，以至在京城养病时，竟有那么多的豪华轿车每天穿梭于太原——北京的路上；我还有一位朋友，就因为他成了大款，以至在他的生日时，引来了那么多的艺术名流为他祝寿。
作为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要抗得住这些诱惑实在太难了。不然，为什么连诗仙李白在仕途上已完全绝望了，却还要向帝王表白，愿意“输肝剖胆效英才”呢？
二
辞源释“官”为职也，谓：各守其职。
我想，这种解释并不贴切。因为像和我一样混迹于政府机关的人，虽然也各守（不，是恪守）其职，但绝入不了“官”之流的。且不说三公九卿，就连曹魏以后一直沿用的九品十八级也是够不着的。
世上物以稀为贵。做官的总是少数，于是一做官便尊贵起来，这实在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管”是竹和官合成的，于是历代的官总是将竹板对准老百姓的屁股，想来，也在情理。
不过，这毕竟已成为过去。
共产党的官，不论职位高低，用毛主席的话说：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因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了的。
于是，我想到一个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有志于为人民服务的人。既如此，为什么要去抗拒“官”的诱惑呢？
做官吧，越大越好！因为人民需要！
说了官，就想说钱。自从人类进入了商品社会，钱便成为财富的象征。我们实在穷得太久了，好不容易赶上了叫人发财致富的好时代，为什么又要去抗拒金钱的诱惑呢？
也许，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由得就联想到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然而，我们为什么不去读读历史的教科书，书上分明写着：穷则惰，惰则愚，愚则衰，衰则亡！
文学固然是圣洁的，但金钱也不是污浊的！
挣钱吧，越多越好，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
如果我不是曲解孙涛的话，至少孙老弟的意思是想做官、想发财的人是搞不成文学的。
且不说发财，单说想做官，我看未必就搞不得文学。
写出《离骚》《九章》《九歌》以及《天问》的左徒屈原不仅是官，而且是仅次于宰相的大官。而一代奸雄曹操更是官显位尊，却和他的儿子开了一代文风，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瑰宝。我常想，如果刘邦不是统率千军万马的汉高帝，也绝不会写出那气势磅礴的《大风歌》。无须去翻文学史，我可以排出一串文学巨星，他们的头上都顶着乌纱帽！看来，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大可不必敬官而远之。因为对于搞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不仅需要点，而且需要面；不仅需要钻到一个人心里，而且需要走进一个群体；不仅需要熟悉低层的一二三，而且需要了解上面的ABC。
就是因为这三个“而且”，所以我要告诉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文学和官不是水与火，而是水和鱼！
◎谈情说爱ABC
A
到了这般年龄竟然写下了这个题目，不禁觉得有点滑稽而且荒唐。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二百年前，在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卷头写道：“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洁至纯。”
歌德分明在说，爱情这枚至洁至纯的蜜果是上帝独赐给年轻人的。
然而不然。
我国当代大诗人艾青在他历尽磨难复出诗坛后不久，就写下了：这个世界/什么都在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于是，他接着写道：失去了爱情/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
艾青写这首诗时已年届古稀，想必他是有体验的：老年人最怕寒冷，因此，也更需要爱情。要不然，法国文学巨匠雨果怎么会这样吟唱：你流吧，尽管流吧，我再也不会衰老/我灵魂有朵花儿是谁也不能摘到。
B
这朵花便是爱情：一支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永远唱不完的歌！
范兄给我打来电话，说家中失“火”，向我呼救。从他颓丧而无奈的声调中，我知道，他正在爱的炼狱中备受煎熬。
范兄长我十岁，却和我有着不是相似而是相同的命运。四十年前，我俩一起舞文弄墨混入文坛，几年后，又一起双双被打入另册。当我俩一起拥抱着春天贪婪地沐浴着人间温暖的时候，我俩的妻子竟又双双病入医院，而后又撇下我俩于前年结伴而去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两个女儿远在异国他乡，或者是因为他身边唯一的儿子无暇也无法去填充他心中失去的那份空当，他终于难耐不得寂寞，匆匆地和位年轻而姣美的女士相恋相爱而后相伴了。
这是今年春天的事，当时，我着实为他琴弦再续高兴。兴头上，我还涂了一帧条幅为他致贺：勿羡朝霞拥旭日/情深还是夕阳红。
一番好意，不幸竟被我言中：夕阳是短暂的，新嫂子和老兄闹翻了。
我携一瓶酒去，本想把他们的不快全都溶在这浓浓的酒中，谁想，当我敬了他们一杯消气酒，再敬和睦酒的时候，俩人竟不约而同地说：“一经小弟，不要费心了！”
新嫂子确实受不了委屈，人家跟了你个可以做父亲的人，是想得到比同龄人更多体贴的爱。可我那位傻老兄，做了一辈子文章，竟然不懂得女人的心，他见了稿纸远比女人更亲。这怎么能不叫新嫂子伤心呢。
可我的范老兄的心又何尝不苦呢，他已走到了人生尽头，他多么希望能有一双温柔的手臂搀着他，扶着他，鼓励着他，在这桑榆晚景中实现他孜孜以求了一生的事业的辉煌。而我年轻的新嫂子却并不理解，只期望丈夫搀着她的腰肢到花前月下。
于是，我想到了莎士比亚的格言：草率的婚姻少美满；我也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句：应当将男人同女人的生活，用一个字联结起来，那个字就是“同志”。
C
从范兄那里出来，在电车上不期遇到了D女士。我知道，几年前，她的前夫E君已与她分手，和他们一个学生另筑起新巢。而她也和一位比她大了一轮的工程师结伴而行了。
我不知他俩现在是否各自过得都很幸福，可知道几年前，为了他俩分手的事，竟在一个不小的圈子里嚷嚷得沸沸扬扬。D女士被同情的人们说成了80年代的秦香莲，而E君自然成了80年代的陈世美。
E君是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我和他虽未深交，却也有过一些往来。且不说他的才华、机遇能否和舞台上的陈世美相比，单就他那一脸坑坑洼洼，也绝不会讨得公主欢心的。然而，有一个姑娘就是死去活来地爱上了他，当然，他也爱上那位姑娘。
人们谁也不肯去探究他们分分合合的缘由，却只是说E君不该抛下（是不是抛下）结发，而去爱那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姑娘。
原来，在不少人看来，爱情并不是像别林斯基大师所说的，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和谐的交融。
然而，我又想到了许广平与鲁迅，想到了廖静文与徐悲鸿，进而又到了燕妮与马克思……
人言确实可畏，E君为此竟羞于见人，蒙头钻在他的新巢里做他的学问去了。
伟人的忘年恋被视为真正的爱情，而蚁民的忘年恋却遭人非议。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不公。这使我不得不相信道德的尺子原来就是一柄可伸可缩的魔杖。
《崛<山围>山》1997.1
◎杂七杂八话往昔
——请不要抱怨老年人总喜欢叨叨过去，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未来。
在云成刚上任的一次酒席宴上，我答应为他筹划的新刊物《傅山》写个东西。可秋去冬来冬亦去，依然还是个承诺。虽然，时下酒后的话是从不算数的，可那是指官们的，而于我，只能证明我是一个多么不立言的人。
不立言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我这一辈子，文没搞成，武没弄成，其所以还能滋滋润润地活到现在，也就是靠那么一、二两陈年老醋在一个与时俱变的啤酒瓶子里摇来晃去。
我真不是马，更不是“千里马”。因此，我和伯乐无缘；而看中我的，是那些拉着平板车，沿街吆喝的拾荒者。然而，他们喜欢的是我这个一毛几分几的瓶子，绝非瓶子里那点已经泛着白沫的老醋。
云成，你也是个拾荒者吗？即便是，我也感到了欣慰。因为，我活着，还有价值——一毛几分几！
人，不能不识抬举。既然，人家投来桃，自己理当还以李。于是，我涂下了一个杂七杂八的标题，又随意写下了几个小标题。
先写第一个：昔人文友今何在？
1956年，我有幸作为山西省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后，中国作协决定恢复文学讲习所。每省、市和中央直属系统、解放军选送二至三人入学。
对于文讲所，我早有耳闻。我国一大批土生土长的老作家，如马峰、陈登科、刘真……都曾在这里充过电。
我做梦都不敢想，这个好事竟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们是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这期学员，汇集了（我除外）当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群“牛犊”。其中，也有少数像我、天津阿凤这样的年龄稍大的中年人。为写这篇短文，我又认真地翻出我们的合影。数了数人头，也不过六七十颗。六七十个人，按自己的兴趣和擅长分成了诗歌、散文、戏剧三个组。文人历来就是散漫（因为是个人劳动），我们有组，而无组长。如果真有点什么事，需要个人出来张罗，便临时指定一个召集人。事情一完，官帽自卸。
未入学前，我曾写过几首歪诗，而且还获得省文学奖。但我心知肚明，自己没有那个才气。于是，便跟着咱省的李逸民混到了散文组。
这里说的散文，是大散文的概念。和我同室而宿的胡万春、阿凤以及左邻右舍的达木林、乌兰巴干等都是写小说的行家里手。当然，他们也能写一手真正意义上的优美散文。像后来收入中学语文课文的《珠珍赋》，便出自我们组的谢璞之手。
讲习所在北京鼓楼东大街的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房不多，只够公木、蔡其矫、沙鸥他们一伙所里的工作人员用。我们散文和戏剧组住在偏院里，而诗歌组则安排在离所很近的炒米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可别轻看这个小院，在这里却藏着不少当时诗坛大蟒。
由于既不同班，又不同院。除了听课和食堂见面，点一下头，问一声好外，我和诗歌组的人很少接触。以至今天都淡忘了。但有一个名字和他的影子却让我时常想起、念起。这，就是流沙河。
流沙河，一副典型的书生面孔，白白净净、温文尔雅。我怎么也不会想到，1957年被当政者多次提到的“大毒草”——《草木篇》，竟出自他手。一个文弱如女姣的他，居然写出了那么辛辣的状物讽刺诗，直刺得那些坐轿子的人暴跳如雷。这不禁使我想到了火山。别看它平时沉沉稳稳，一旦喷发，便惊世骇俗。
火山喷发后，便是沉寂。一沉寂，就是二十年。
喷发后的火山口，不是自然凝固的，是被一张“右派”的封条堵住的。
在流沙河沉默的二十年里，有圈里人给我递过他的一些讯息：离开了《星星》诗刊，贬到了广阔天地。但他并不孤独，有一位漂亮的川剧名伶，忍辱负重地陪伴着煎熬岁月。
我常想，如果没有那个毒汁四溅的《草木篇》，更不是冰封大地的二十年，流沙河——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巴蜀小溪，一定会汹涌奔腾像黄河一样，被测绘学家用亮丽的蓝色，弯弯曲曲地勾画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
可我又想，如果没有1957年，没有那个该死的《草木篇》，也没有漫漫长夜二十年，还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人间真爱吗？
仅此足矣！人生一世，难得知己。特别是难得任静、付笛生唱的那个“知心爱人”。
鼓楼一别，已近半个世纪。十多年前，我和俊杰几位同行一起随省民协去西双版纳采风，途经成都，真想去看看老学友流沙河，可一想到，既是文友，就该以笔相会，而我蹉跎几十年，莫说舞文，连那几千个汉字也快认不得我了，有何老脸去见复出后依然叱咤诗坛文苑的他呢？
也许，不，是一定，流沙河早已忘记了我，因为那个“我”早在文坛死去了；而我，却还在想着他，这是因为——
“草木”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崛<山围>山》2005.1/2
◎从这个信皮说起——怀念胡正
这是我翻检旧笈时发现夹在扉页中最近离世的老作家胡正1955年前写信给我的信皮。尽管信瓤已不知何时失落，然信中内容，我却永烙于心。
那时，身为省文联秘书长兼《山西文艺》主编的胡正，为何写信给我，缘起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召开。
1956年刚进3月，我接到省文联的通知，要我于8日到文联集中，准备参加定于15日在京召开的会议。一个刚走出校门不久，初涉文坛的毛头小鬼，竟要和许多在国内已享有盛名的青年作家们一起参会，那心情，岂止是激动。我兴奋地拿着通知去找主管人事的科室和矿务局领导请假，却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不准。理由：不务正业。
不错，我的正业是一名煤质化验员。业余写点东西，只是为了圆我还在童年时就孕育着的一个文学梦。
我不想放弃难得的机会。于是，又拿着通知去找局党委赵青书记，请他出面，玉成此事。谁料，书记打电话给主管局长，也被顶了回来。事情放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分管人事的副局长，竟敢对堂堂党委书记说“不”，岂不是秸秆儿捅天！可别忘记，那正是新中国成立初学习苏联老大哥（厂长负责制）的年代，厂长就是天，书记也奈何不得。
书记毕竟是书记，政策水平总比那些业务领导高出一筹。他没给我泼“不务正业”的冷水，却微笑着递给我一杯半烫不烫的茶水，劝我放弃，说：“别去了。以后还有机会。”至于通知，他们会向省里说的。
书记没失言，他真的给省里讲了，而且还真的给了我机会，不是以后，而就是那次。
3月7日一上班，书记就打发通信员到化验室通知我，按通知到省文联报到，人事部门的事，不用我管了。
大会定于15日召开，13日报到。12日下午，省文联邀集了十几位活跃在本市的文学青年，在小会议室里以座谈形式，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就在这个座谈会上，从郑林书记和高沐鸿[1]副部长的言谈中，我隐约察觉到他俩已知道我参会受阻的事。我纳闷，省里领导是怎么知道的呢？
当晚，在赴京的火车上，我便问起既是代表又是领队的胡正。他闻我打探此事，先是一怔，接着便是他那标志性的一阵爽朗笑声。他告诉我，就在我找了赵青书记之后，赵青便向省委宣传部打电话请示。
真的不是文人们喜欢诌书捏戏，世上的许多事就那么巧。赵青的电话，正好被到宣传部汇报参会准备工作的胡正接住。
电话里，赵青先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请省里另派他人，此招被胡正婉拒后，竟使出撒手锏，说什么正在审干期间，我还有些历史问题，尚待审查。
一个太原解放时脖子里还戴着舅爷给挎的长命锁的孩子，竟然有了历史问题？亏他能想得出，也能说得出。使我今生难忘的是一向平和大度的胡正在电话里这样回敬了赵青书记——我带他去开会，就算他是反革命，今后我也会负责送回！
大会期间，我将窝在心里的一肚子怨气，统统撒在了全总（工会）组织的一个由大会工厂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被修竹[2]书记记在了本本上。后来听说，我的事反馈回局里。大概，这就是我自己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埋下的祸根。
扯远了。还是说这个信皮。
大会结束后，作协决定恢复停办了两三年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要求各代表团推荐一到两名代表留京学习。老实讲，在我们八个人中，我年龄不仅最小，就资历、水平也数我最弱。这个学习的机会是我想也不敢想的。胡正却给了我个意外，决定留我和晋南的李逸民在京学习。
我知道，中央文学讲习所是培养作家的摇篮。当代许多文学大家，如马烽、陈登科、胡正……都曾是丁玲任所长时一、二期的学员。能获得这样的学习机会，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胡正对我的提携和偏爱。
这封信就是讲习所开课不久，胡正从太原用蝇头小楷写给我的。信中，他告诉我，留京学习的事，已通过组织渠道和矿务局疏通了。他要我安下心好好学习，还顺便开个玩笑，说我别老想姑娘。他嘱咐我要虚心、要刻苦，希望我别辜负文联的希望，用作品说话。
然而，命运之神早已注定，文学对于我只能是一个彩色斑斓的美丽泡影。
1957年，共和国的天空骤然乌云密布，一场急风暴雨即将来临。鉴于当时形势，文学讲习所只得暂停。回省后，胡正知道我正划拉着一篇小说，便让当时负责通联工作的剧作家张万一向矿务局给我办了创作假，留在文联。
谁想，椅子还没坐暖，反“右”的风暴已席卷而来。矿务局命令我，立即回局参加名为“整风”，实为反“右”的群众运动。
在我的书橱里，有一本由韩石山主编的报告文学集《新城新星》，这本书集中有胡正的大作。文章开篇就说在北郊见到了我，接着，他写道：1956年，他（指我）曾和我一起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那时，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初露才华的青年诗人。可惜，第二年受到那股政治寒流的影响……
胡正没说我以后的事，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以后的事：我在曲沃浍河水库的大坝上抬硪夯土；又到古交的大山里砸矿炼钢；还在繁华闹市的建筑工地上抹灰砌墙；最后发配到偏远的山野乡村教书育人。在山村的寒窑冷舍里，我成了家，有了后。
反“右”的风暴，把我高高地卷起，又狠狠地摔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漩涡中。我醒了，梦碎了。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保住手里那个养家糊口的饭碗，我磨掉了身上所有的棱角，摇尾颔首，低眉折腰，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避过了“四清”“清队”“文化大革命”……一场又一场的劫难。活下来已是万幸，岂敢他念。
看着1955年前胡正写给我的这个信皮，不禁眼泪充盈。自我戴上“右派”帽子后，再无颜去见胡正。1980年后，虽偶有相遇，也只寒暄，不及文事。因为文学于我已像一个失恋的情人远我而去。想到胡正曾经对自己的一番苦心，关怀和期待，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再过几天就是胡正仙逝百天的祭日，我写这些，遥寄天国，以表我对他的愧疚和感激之情。真情实意地望我尊敬的前辈一路走好；也请胡正老师见到他的那四位战友后，告诉他们，那个他们曾寄予厚望，却不争气的一经好想他们！
2011.4.25
注释：
[1]郑林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沐鸿为著名诗人，时任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1957年也被错划“右派”。
[2]修竹，时任全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