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王力、谢富治惹火烧身，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警卫大队荷枪实弹。毛泽东接到林彪派邱会作送来的一封“谎报军情”密信，却笑了。凌晨时分，周恩来亲率200名武装战士，乘两架飞机从北京紧急飞抵武汉接毛主席。毛泽东的吉普车穿过各道关卡，驶往机场。他对我们说：陈再道，他不会反对我的。
毛主席、周恩来为武汉问题的解决本来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原则和策略，核心是不加剧各派之间的矛盾，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处理。做法是领导嘛，就是要多做自我批评；群众嘛，都是好的，都是要革命的；大家要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也就可以了。落实嘛，要靠工作，要各有侧重，分头去做。陈再道、钟汉华着重是做军区指战员和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工作，“工人总部”的工作由中央文革的谢富治、王力承担。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周恩来才于7月18日夜间乘飞机返回北京，在武汉地区留下谢富治、王力，根据拟就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和步骤，委托他们处理那里的遗留问题。为了方便工作，使他们在安全方面也有保障，仍然让他们住在离毛主席住处不远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内。
可是，谢富治和王力这两位“中央文革”的大员，对毛主席、周恩来的安排和指示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另搞一套，他们执行的是林彪、江青他们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的方略。
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不听毛主席、周恩来要他们“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出活动。他们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终于惹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来。
7月19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到“工人总部”那一派的一个据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召开的大会上，接受并佩戴该派袖标，发表了倾向性明显的讲话。他们说，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并宣称该派组织的对立面“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处于少数地位的“工人总部”就将谢、王讲话的实况录音和王力的“四点指示”以开动广播车、张贴大字报等形式大加宣传。
这天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300余名师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
武汉军区按谢富治的讲话要求，对其讲话连夜组织向所属单位传达。谁知谢富治的这个讲话还没有传达完，下面抵触情绪很大，显示了对这个讲话的强烈不满。讲话激起“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还有一部分群众走上街头游行，对谢、王的讲话表示强烈的抗议；另一部分群众足有两千余人，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棍棒等，分乘数十辆卡车和消防车，鸣着警笛，一起涌进武汉军区机关大院，并与武汉军区机关的部分干部、战士和家属汇集一处，要求面见谢富治和王力，质问他们，把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有什么依据？他们高呼口号，要求与谢富治、王力说理，他们情绪激动，怒不可遏。
此时的武汉街头，更有一幕令人震惊的景象。数十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市民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在街头游行，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此时，武汉的街道、汉水河上的交通均已中断。还有的占领了火车站、电台、机场，并在城内的一些要冲地段和重要建筑物等处构筑了武斗工事，设置了据点，两派之间还相互打伤了一些人。武汉，大规模的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与武汉城区形成显明对比的是我们住的东湖宾馆，它花香水清，一如既往，安静异常，犹如世外桃源。可是，这一天也突然来了一大批人，一问方知是“百万雄师”的群众，他们先在门外吵吵嚷嚷，随后有200余人冲进了宾馆院内，聚集到谢富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楼门前，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这时，陈再道也赶到百花二号楼门前，与出来的谢富治一起，与已经冲进来的群众交谈，意在做他们的工作，劝说他们退出宾馆，并答应很快就接见他们。由于猜疑、愤怒、不满所带来的对立和不信任，他们能把群众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应该说花了不少的气力，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那位“中央文革”的王力呢，他钻在百花二号楼的房子里，始终没有露面。
由于陈再道、谢富治再三劝说解释，这批群众正要准备离开宾馆时，又有几百人的群众队伍旋风般地冲了进来。这些人大都是军区机关的战士，有的还带着枪支。他们原在军区大院等候首长接见，可是过了很久，不仅无人接见，甚至也无人理睬，颇有些被捉弄的感觉，加之气候炎热煎熬，他们等急了，失去了理智，便怒气冲冲地赶到这里来，要说个高低。
他们冲进宾馆，不管你是司令还是部长，也不管你是军区的，还是中央来的，在一片混乱之中，凡是阻拦他们的，就是一顿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的愤怒与不平，连他们自己的司令员也未能幸免。最后他们进入百花二号楼室内，找到那个王力，几个人把他拉到大卡车上，带回军区大院要与他理论理论，这就是王力被抓的真相。
他们这样做的本意无非是想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给了林彪、江青一伙以把柄和口实，使人家预先拟好的“兵变”有了依据。
他们这么一闹，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游行的群众到中南海门前或示威或静坐或提抗议的，有的甚至不听劝阻冲进中南海讲道理的。那些人，不是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市民群众，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的非常状况之下，在行动上没有了指挥，他们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
这些人在东湖宾馆，在毛主席住处附近出现，还有广播车的高音喇叭也对准了毛主席的住处，声嘶力竭地呼喊，或是大声宣传他们的主张，或是发泄他们的不满，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和休息，而且对安全也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但是，一想到警卫部队将要对付的是这样的一些人，我的心情则异常的沉重与不安，简直憋闷的叫人喘不过气来。
好在令人担心的形势没有进一步恶化，终于迎来了7月20日的清晨，一夜几乎没敢闭一下眼的我，一早就被汪东兴叫去了。
“老陈啊！”汪东兴以少有的严肃对我说，“周总理来了，在山坡机场，你快派人去接。”
“怎么不在王家墩机场降落，到了山坡呢？”我不解地问道。
我听说周恩来总理要来，却没有想到会在山坡机场降落。在我看来，王家墩机场距市区较近，而且那里的起降条件也是好的，又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地方。山坡机场距市区60余公里，属武汉空军管辖的军用机场，通常民用飞机很少在那里降落。这些，周恩来总理比我们清楚多了，因而我还想问个为什么。
“周总理怎么会舍近求远呢？”
“现在还不清楚。”看得出，汪东兴无心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好再问下去了。他又认真地向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和处理情况的原则，便匆匆离去了。
我从仅有的警卫战士中，组成了20余人的一个小分队，由中队指导员老李带队，一律身着便装，并带了武器，乘了几辆车子，迅速向山坡机场开进。
在这样混乱的武汉，靠这些武力出去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有武汉军区以及各有关方面的配合，于近午时分，终于把周总理由山坡机场平安顺利地接到了东湖宾馆。
周恩来总理依然住在他常住的百花一号楼内。
在这里，周恩来为稳定武汉，以不扩大矛盾，防止造成武斗，确保毛主席安全为目标，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工作，收到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后来我才知道，已回到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听说武汉闹事，他顾不得吃饭，顾不上睡觉，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他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毛主席解围，把毛主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散会后已是7月20日的凌晨了，他亲自率领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干部战士200余人，分乘两架大型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往武汉。在飞行途中随行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做了手脚，谎称陈再道派部队包围和占领了王家墩机场，准备劫持周恩来，因此，周总理的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只能降落在他管辖的武汉空军山坡机场了。
在此同时，吴法宪在林彪的赞许下，以反陈再道“兵变”为名，调空降兵部队占领了山坡机场，并进行了临战部署，处处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好像陈再道真的要到山坡机场劫持周恩来似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意在于制造假象，硬是把“兵变”的帽子，扣在了武汉军区及陈再道的头上。
但是，周恩来总理一见那场面便明白了。对吴法宪等谈的所谓“敌情”，根本不以为然。他镇定自若，果断地让随行的警卫部队在山坡机场待命，他自己仅带两名工作人员，登上了我们派去迎接他的汽车，在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毛主席住的东湖宾馆来了。
在东湖宾馆，毛主席和周恩来交换意见。随后，周恩来又在百花楼一号他的住处召集在武汉的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开会统一认识，研究对策。还找陈再道、钟汉华等谈了话，并给他们布置任务：要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稳定武汉地区局势，不激化矛盾，严防发生武斗。要他们明确表态，要支持两派群众，不是支一派压一派。这些做法，无疑有利于缓和两派矛盾。
为使毛主席安全转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一行动真正万无一失，确有把握。
首先是开通道路。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主席乘飞机离开武汉。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为此，陈再道、钟汉华率武汉军区指战员，做了许多动员和组织工作。
其次，是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主席离开武汉时乘用。
就在这天下午，邱会作受林彪、江青的委派，乘飞机由北京来到武汉，大约下午5时许到达东湖宾馆，要求见毛主席，要求转达林彪、江青对毛主席的慰问和对毛主席安全的担心，请毛主席转移至某个安全的地方，并当面把林彪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把那封信打开一看，不由得笑了。
这封信到底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还专门派人来送？毛主席没有说过，但毛主席那样的笑，是高兴？还是轻蔑？还是另外还有含意？至今也还是个谜。
不过，我认为，这与邱会作向毛主席所谈的，以及转达的林、江的问候与担心有关，也与他们把武汉的“敌情”过分夸大了有关，因而毛主席觉得好笑。另一层意思是，若真的遇上危险，等你们的那些办法来解救，什么都晚了，最多也是个马后炮，这里早有周恩来安排了。
邱会作在东湖宾馆待了一会儿，便走了。
当时武汉的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就在武汉，因而，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毛主席的转移，也要在保密情况下进行。
7月20日深夜，实际已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主席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乘坐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我们的车队顺利地到达王家墩机场，据说，这都是周恩来总理与各派协商达成的一致，才使乱中不乱，顺利通过各派的关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时，周恩来总理已将专机从山坡机场调来，停在王家墩机场等候了。
毛主席登上了一架飞机，我带20余人和毛主席乘坐同一架飞机，其余人登上了另一架飞机，当夜直飞上海。
飞机飞离地面之后，就增加了几分安全感，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才落了下来。多日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我们总算有了几分平静，一时显得十分疲惫。
这次从武汉转移，虽然有些神秘，也有些紧张，也有一定的危险性，特别是那个时候有些说法，诸如什么“兵变呀”、“劫持呀”……这些是真是假，一时也难于考证和澄清，只能是把情况想得严重些，把对付危险的措施准备得更充分些，防患于未然嘛！但这样一来，可把我们搞得好苦啊！在这些复杂、危险的情况下，毛主席很坦然，就像平时外出时那样。不知是他相信我们这些搞警卫的有能耐应付这种多变的情况呢，还是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心中有底，尤其是不认为是针对他的。总之，他仍像平时那样，安详而从容。
到上海不久的一天下午，在一次散步时说起这次从武汉转移的事时，毛主席对我们说：“……陈再道，他不会反对我的。”
随毛主席一起散步的一位领导同志说：“军队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几十年了，他们对你是有感情的……”
“是啊！”毛主席深情地说，“我想，陈再道他是不会反对我的。你想想，他要是真的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事实证明是这样的。
我们随毛主席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在武汉待了两天，处理那里遗留的一些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直到7月22日才率领他带去的那支警卫部队，乘飞机返回北京。当然，在此期间和在此以后，林彪、江青一伙采取了许多非常手段，硬是把武汉“七·二〇事件”说成是“兵变”，把违背毛主席、周恩来所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另搞一套，激化了矛盾，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谢富治、王力当作英雄来欢迎。他们从武汉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受到“中央文革”组织的近万人的欢迎，“中央文革”小组还特别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声讨“七·二〇事件”，要追究武汉军区的责任。驻京三军也被动员起来进行游行，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大会。
林彪出席了这个大会，并讲了话，他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说什么“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还愁没题目做文章……”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