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塑造了推理小说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面角色。D先生出现的意义不亚于杜宾的登场。试想，如果推理小说是一种侦探独大的类型文学，还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吗？有了等量级的对手，侦探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地体现，推理小说中才会出现一幕幕经典的斗智斗勇。对于反面人物的着力刻画，在今天依然是文学创作的必修课。这一点，坡同样走在了前面。
五篇，只有五篇。埃德加·爱伦·坡只用了五篇游戏之作，便为推理小说确立了这么多无法超越的模式。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或者说，为什么是坡而不是另一个人创造了推理小说？性格即命运。某种程度上，推理小说就是埃德加·爱伦·坡性格最好的写照。
在序言中，笔者曾经说过，推理小说是一种充满了矛盾的悖论。把这样的评价放在埃德加·爱伦·坡身上，同样是恰当的。
一方面，坡是个极度自信的天才。这种天分和自信使得他乐于创作这样的“小游戏”，用以验证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带有很明显的炫耀成分。只要看看杜宾对于当局的蔑视与不屑，就不难理解坡是何等的骄傲。另一方面，爱伦·坡因为种种悲剧经历和刺激，产生了很强的自卑心理。父母的离去、养父的轻视、社会的否认、工作的挫折……种种遭遇让坡觉得自己已经被世界抛弃，甚至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种证明和宣泄的途径，一边证实自己的头脑依旧正常（不但正常，还远比那些轻视自己的人更聪明），一边将所有挫败感发泄出去。于是，推理小说就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途径。
我们会看到，坡的小说中充满了喋喋不休的论述——论述逻辑学、论述犯罪学、论述法医学、论述文学、论述神学……毫不夸张地说，坡的每篇推理小说都可以衍生出若干篇学术论文。读者读起来非常吃力，但创作者却乐此不疲。其实理由很简单，坡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这些作品，他只是在证明自己的头脑依然非常缜密，没有出任何问题，并以此掩饰极度的自卑。有人说推理小说是一种略带病态的小说类型，这可以从它的创造者身上寻出蛛丝马迹。
除了以上提到的五篇作品，埃德加·爱伦·坡还创作了《厄舍府的倒塌》《威廉·威尔逊》《丽姬娅》《红死魔的面具》《黑猫》《泄密的心》等不朽作品。这些作品并不是推理小说，却从方方面面为推理小说提供了基础元素，包括气氛的渲染、叙述的技巧、人物的设定、情节的逆转等等。坡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作品大多不具备现实性，而这恰恰是推理小说一个最重要的标识。
在今天，我们将埃德加·爱伦·坡视为推理小说的鼻祖，但在当时，这五篇作品并没有为坡带来什么特殊的荣耀，更没有改变坡的性格和命运。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842年，爱伦·坡离开了费城，职务被一个叫格里斯沃尔德的朋友接替。他四处辗转，换了几份工作；他继续文学创作，并四处推广自己的理念。但是，在冷酷的命运之神面前，这些挣扎都是徒劳的。
1847年，坡挚爱的妻子弗吉尼亚在与病魔抗争了五年之后，终于离他而去。和母亲与哥哥亨利一样，妻子只活了24岁。作为坡在世上最后的亲人，妹妹罗莎莉却是个先天智力低下的孩子。坡非常疼爱妹妹，因此内心无比痛苦。坡去世之后，妹妹继承了他的部分遗稿，从此，变卖坡的作品成了罗莎莉唯一的收入来源。1879年，罗莎莉猝死。最后一刻，她的手里攥着一封来自出版商的回信，里面装着50美元。
终于，埃德加·爱伦·坡支撑不住了。1849年10月3日，又一次喝醉的坡陷入昏迷，被送进医院。10月7日，他高呼“上帝保佑我”，之后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40岁。
埃德加·爱伦·坡死后，前面提到的那个格里斯沃尔德成为了他的遗产执行人。坡很信任这个人，却不知道因为业务上的分歧，对方一直怀恨在心。这个人修改了坡的手稿和遗嘱，还撰写文章诬陷坡，把他说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嫉贤妒能、嗜酒如命的小人，甚至还是个瘾君子！这些谣言给埃德加·爱伦·坡的名誉造成了重大影响，以致很多年后还有人不能公正地看待坡和坡的成就。
这就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生。他是推理文学的鼻祖，一个为艺术而生的矛盾体，一个从头到尾充满了争议的天才。
正是他诸多天才的创造，推理小说的星星之火才渐成燎原之势。我们甚至可以说，推理小说的“气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埃德加·爱伦·坡的性格和气质。当今推理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就是以这位天才命名的“埃德加·爱伦·坡奖”。“在推理小说的小路上，我们总能看到埃德加·爱伦·坡的脚步出现在前方。”创造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这样评价坡，足见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我们必须铭记，推理小说带给我们的所有乐趣，都是从埃德加·爱伦·坡开始的。
【3 进化论】
无可否认，推理小说的创造者埃德加·爱伦·坡是一位天才；不过，天才往往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而这一点在他创作的小说中体现得非常彻底。这些作品固然可以被称为经典，但就阅读效果而言，似乎并不能令每位读者满意。
上一节已经提到了，推理小说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坡的“炫耀贴”，里面充斥着大量“令人发指”的内容。比如，《莫格街凶杀案》一开头，坡就针对“逻辑推理”这个概念展开了长篇大论，一系列纯理论的阐述枯燥无味，而且很难被理解。坡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举了一个下棋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但问题在于，这个事例比理论更加晦涩，令读者更加崩溃。
来到故事中，神探杜宾俨然是一架冷血的推理机器，没有情感，不食人间烟火。本来并不复杂的推理，到了杜宾先生那里，就会被蒙上一层高深莫测的外衣，让人读来有一种想要撕书的冲动。总之，与其说这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一篇学术论文，里面的推理故事仅仅是坡引用的一个事例。
毫无疑问，埃德加·爱伦·坡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但站在读者的角度，有多少人会买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耐心地把它读完，然后怀着受益匪浅的心情期待下一本“著作”的上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推理小说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几乎谈不上什么发展。
在这个截点上，大洋彼岸的几位推理小说爱好者站了出来。他们各尽其能，不断进化着埃德加·爱伦·坡的创造，让这一类型文学避免了在诞生伊始便被唾弃的命运，进而迸发出了新的活力。这批爱好者人数众多，这里没有空间和必要一一列举，我们只关注其中最知名、也是贡献最大的三个人。
第一位的名气如雷贯耳。他是一代文豪、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查尔斯·狄更斯。他对于推理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从思想性、文学性和人文主义层面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升华。
很多读者并不知道，这位大师对于推理小说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同时，因为所处位置和创作角度的关系，狄更斯对于推理小说有着更深刻的思考，不断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并改造推理小说。因此，在他的一些带有推理色彩的作品中，体现出了更强烈的思想性和文学性。
在狄更斯之前的很多作品里（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罪犯往往具有传奇色彩，而警察往往愚蠢又腐败。随着体制的发展和健全，这种模式的作品几乎消失。侦探作为正义和秩序的守护者，逐渐取代了罪犯，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
狄更斯对侦探这个新兴行业大加赞扬。他在《家常话》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将现实中的几位侦查员塑造成了英雄。对于犯罪，狄更斯则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可以说是既着迷又抵触。这种情感延伸到对罪犯心理的关注。他认为，描述犯罪，对心怀恶意的人有着很深的吸引力，而这种人在所有读者中占了绝大多数——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阴暗面。
狄更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于犯罪有着深层思考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仅仅把推理小说当成一场“猫鼠游戏”，这使得作品难免变得肤浅；狄更斯则把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思想融入其中，一下子让这种文学体裁深刻起来。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典型的通俗文学，创作者和阅读者都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推理小说的深刻性，但是，“不过分”不等于“不需要”。推理小说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没有适度的深刻，没有“灵魂”，必然不能长久地存在。对于这一点，埃德加·爱伦·坡没有（也不想）意识到，而狄更斯的尝试无疑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