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本新文艺丛刊。上海书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影印本的说明就称之为“综合性文艺丛刊”，书话家姜德明亦如是说。姜把原载于《书边草》里的《〈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一文，编入后来出版的《丛刊识小》中，恐怕也是此意。（姜德明：《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122页；《丛刊识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第4页。）这份丛刊，本拟一年出一册，可惜只出了两册，刊期不长，期刊丛书化的特色不彰。故俞平伯后来回忆此事时，称之为同人刊。这也对，O·M社本是同人性质。他们不同于古代文人单以雅集以至诗文荟集为基本运行方式，而是用现代传媒为运作载体，获得发表园地，并加以传播。此为现代文学社团区别于传统文会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也由于它以出版物为中心运行，与现代传媒结盟，这就使得它在人员构成上外延模糊得很。其人员的测定较难，构成形式较为松散，而团体意志倒很集中。这也是一种生机、特色之所在。这种特点基于作家文艺性格（比方说，为文的“清新俊逸”）与文化理念之共同性（比方说，同属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所标举的为人生与写实）的作家群体。
然则《我们》含有“同志集合”之意，这一点则是彰彰明甚的。刊物声称“所载文字，原O·M同人共同负责”，说明O·M是“同人”，是“同志集合”。“同志集合”早先是夏丏尊说及的，夏此时忙于他事，未及参与《我们》的编辑与撰稿，只是从旁照拂，乐观其成。朱自清寻求“同心人”的结合，更向往“同心人”在一起，他说：“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尤在五四落潮时，“在狭的笼里的惟一的慰藉，自然只有伴侣了”。朱欲呼朋引伴——“我的同类”，于是结社为刊。朱自清的这种心境，其实代表了当时一班个性主义作家的普遍心态，他们选择教育岗位与文艺创作，乃至同人结社，倡行“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便有了《我们》这份新文艺丛刊，有了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进而有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白马湖文派。
《我们》问世后，朱自清自赏“甚美，阅之不忍释手”。他认为这个刊物“并不随便”，觉得在文坛有其价值，将它比作“优美的花草”。然文学史著作对其评述不是很多，唯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对其作了一些记述。（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版。）王的资料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他在论及朱自清和俞平伯时云：朱自清“与俞平伯都是O·M团体的同志，所以在O·M团体所出的《我们的七月》及《我们的六月》里可以见到他的文章……《我们的七月》里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那么美丽活泼的文字，在新文学创作上，实在是一种稀有的收获”。书的附录《文艺刊物调查一览》有《我们的七月》一目，说是一种不署名不定期的杂志，于1924年7月出版，文字很优美，由O·M同人编辑。O·M社是他们的一种兴趣的结合。《我们》是他们抒发情趣的场所，内容偏重文艺，兼登载其他学术著作，并附图画，每册五角，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该社于1925年6月又出《我们的六月》一册，已各署名，撰稿者有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刘延陵、叶圣陶、刘太白、丰子恺、金溟若等。作为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为何如此关注并重视《我们》，值得深思。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于1933年9月出版，几乎在同时（1933年10月），赵景深编了《现代小品文选》，在其篇幅不长的序言中，说到了《我们》。赵景深说：“小品文作家除了周氏兄弟外，最努力的我想要算是朱自清和俞平伯了。他们俩有密切的友谊，倒不仅是两人同作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有一个O·M社，译音为我们社，出版了两次年刊——《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他们俩的初期小品差不多都可以在这两本年刊里找到。”叶绍钧（圣陶）和丰子恺也都与我们社有密切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则是《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里都有叶、丰两位的文字和图画。我觉得这两本书在历史意义上与《诗》刊有同等的价值。我们讲到诗，不能忘记《诗》刊；同样，我们讲到小品文，也不能忘记上举的二书。（赵景深著，陈子善编：《新文学过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92页。）1935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为郑振铎所撰，陈说了这么一段话：北平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在《晨报》上附刊一种《文学旬刊》。广州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出版一种广州《文学旬刊》。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等又在上海创办《诗》杂志及《我们》。（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726页。）郑言及的《我们》，即把《我们》目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他是着眼于社团，在他看来，O·M社的《我们》与北京的《文学旬刊》、广州的《文学旬刊》性质一样。王哲甫之《我们》，为朱、俞并说张目，着意于创作上的“声应气求的合作精神”。赵景深之言《我们》，其视野在散文风格上，即《我们》里的朱、俞乃至叶（圣陶）有同样的清秀，好似一个系统。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在其著述《教育小说家金溟若》一文的注解里也提到了《我们》：《“我来自东”》，《我们的六月》（O·M社、亚东，1925）。《我们的六月》阿英列入“特别专号”类，同期有朱自清、俞平伯、顾颉刚的作品各多种。早一年，O·M社出了本《我们的七月》。（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95页。）夏文1974年8月11日写于纽约。
时间按着自己的步伐行进，到了新时期，姜德明最先述及《我们》。收录于他的《书边草》里的《〈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是篇详细介绍《我们》的专文，落款时间为1979年3月。姜厚爱该作，《丛刊识小》又录此文，再题“1979年3月作”。姜还在《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揭载了《我们》的书衣，说明文字云：“以漫画手法装饰书衣，丰子恺先生为首创。1924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文学丛刊《我们的七月》，1925年6月出版《我们的六月》，即丰先生的成绩……《七月》以简化景物取胜，《六月》创造了意境美。丰先生吝用颜色，两书各用一色即营造出强烈的装饰效果，这对滥用色彩者诚为一大讽刺。”（姜德明编著：《书衣百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1版。）
发现《我们》之价值的，是现代散文研究专家吴周文。他的专著《朱自清散文艺术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朱自清这种现代散文中新古典主义的“漂亮缜密”，与其信实真挚、隐秀清逸的风格，与其整个风格所指归的人格品藻的内涵结合起来考察，我们才能最终认识一个完整美学风格的创造……这种新颖而出的民族风格，实际上代表着一个由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丰子恺、刘延陵、潘训等人组成的散文流派（以1924年、1925年朱自清主编的书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为标识的作家群）——如强立名目可以称之为“我们”派或“新古典主义”派所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创作主张和艺术风貌。因此，我们深入研究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对认识这一鲜为人知，却实际存在的散文流派创作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低估的影响，无疑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吴周文、张王飞、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艺术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214页、第209页。）
几乎在同一时间，拙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选编后记中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我们》丛刊，并且把O·M社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的正能量纳入到白马湖作家群的描述，以确认“白马湖流派”的历史存在。（朱惠民：《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49页。）诚如吴周文在《O·M社的钩沉及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一文所言及的，“朱惠民的结论正是以O·M社成立之前的‘隐在’与成立之后的‘显在’作为根据的”（吴周文、张王飞：《O·M社的钩沉及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这就突显了《我们》对于新文学史所具有的补正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它表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多种风格和流派的迭起与涌动，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取得突出成就的标志。这种现象在浙东一隅的我们派与京城的语丝派散文形成南北呼应之时（即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得到充分体现和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