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2000多年前的达蓬山东边，尚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很多专家在考据：公元前210年，徐福就是在这里率众人东渡日本，为秦始皇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其渡口就位于如今的慈溪田央凤浦岙村。今天，这个渡口和达蓬山景区，成了人们休闲玩乐的好去处。
徐福是齐国人，居住在现在江苏赣榆一带。当时的齐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徐福是兵家泰斗鬼谷子的高徒，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都是其同窗。在史书中，徐福的身份被确定为方士。何谓方士？即当时崇尚道家哲学思想的“院士”档次的知识分子，并非今天道观中的道士。
本来，徐福的小日子过得很舒坦，读读书，喝喝酒，酒后偶尔发发人来疯，乐哉。不过，秦国的铁蹄，踏破了这种和美的生活。当然，秦始皇看中了徐福的才干，唤其伺候左右。
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但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他将一切企图反抗的力量都镇压下去，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焚书坑儒。徐福确信危险一定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位鬼谷子的高徒开始盘算如何脱身，秦始皇执着寻找长生不老药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些史书称，当时，正值秦始皇再次东巡琅琊，徐福便骗他说，前几次之所以没能到蓬莱仙境，是因为海中有大鲛鱼，受到了阻碍，这次如果派善使连弩的射手同去一定可以如愿。秦始皇再次相信了徐福，让他再率船队，有3000童男童女相伴，以及百工巧匠、武士、射手等各种技术人才，装带五谷种子、器皿、淡水等。
徐福的船队出海不久，秦始皇这老骨头就一命呜呼了，但当时在大陆的徐福的好友，也不可能用手机QQ或微信通知东渡而实际是逃匿中的徐福。徐福的目标很明确，他所寻找的不再是长有仙草的仙境，而是一个可以避难立身的新大陆。他带上的3000童男童女，其实就是未来的1500对夫妻，以此传宗接代；他的百工巧匠、武士、射手就是“徐福王国”的作家、艺术家、警察、军人，当然其间还有文化部部长、公安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农业部部长、美术家协会主席、舞蹈家协会主席……可见徐福之心思缜密和大气。
徐福的这支庞大船队，历经九年，闯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太平洋疾风暴雨后，终于看到了一片理想的“平原广泽”，徐福率领众人登上了陆地——日本。徐福的船队当初究竟在哪里上岸，有很多种的说法，比较占上风的一种观点认为，登陆点在日本的诸富町的一个小镇边。如今诸富町有一块“徐福上陆地”石碑，上面记载着徐福船队在此登陆的故事。其实，在日本有许多地方都留有与徐福有关的各种遗址和传说，和歌山县的新宫市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徐福墓，据考证，其在中国元代时就有了，当地人确信徐福就葬于此。
徐福的海外寻觅，好像是开启了马可波罗之辈东行的先声。只是，他们的目的不同而已：马可波罗是为了好玩而探险，徐福是为了活命而逃匿。再者，马可波罗在找到新大陆后，不一定就留下来，他仍然要去找好玩的地方；而徐福则要在新大陆里，建立自己安宁的自由的独立王国。
徐福到底是不是在慈溪达蓬山启航东渡的，这不是我要考据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明：徐福其实不是一个个体的人物，他是当年移民群体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将中国的文化带向了日本，以及中国周边的区域。比如在日本的一个地方，由于徐福的到来，突然从石器时代跃向了铁器时代，这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质变。徐福以后的很多年，余姚四大先贤之一的朱舜水，也为躲难而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被奉为国师。至今，真正有历史感和有良知的日本人，依然膜拜着这两位虽然是逃难而来的文化使者。
我在鼓楼下生活着
唐长庆元年（821），我刚刚出生。我父亲做着外委把总，是正九品，最基层的武官。在我的哇哇大哭声中，鼓楼的建造也开始了。鼓楼建成后，我父亲和他的士兵们，就驻扎在旁边。小的时候，总听父亲很欣喜地说：“鼓楼是历史上我们这儿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当年，父亲的老大明州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镇迁到宁波“三江口”，以现在的中山广场到鼓楼这一带为中心，建起官署，又立木栅为城，后来又以大城砖石筑成城墙，历史上叫子城，其南城门就是现在的鼓楼。
我在鼓楼边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由于屡试不中，父亲仿佛对我很失望，就叫我在鼓楼边开了一家悦来客栈，兼营酒水行当。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新上任的鄞县县令王安石，曾经来我的店里喝老酒，席间，这位老兄就为鼓楼写了《新刻漏铭》：“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谓属人，嗟汝予铭。自古在昔，挈壶有职。匪器则弊，人亡政息！其政谓何？勿棘勿迟。君子小人，兴息维时。东方未明，自公如之。彼宁不勤，得罪于时。厥荒懈废，乃政之疵。呜呼有州，谨哉惟兹。兹惟其中，俾我后思。”那天夜晚，王安石就住在我的店里。次日醒来，我亲自给王太爷做了一碗海鲜面，他吃得满头大汗，连连称好。我没有收他的钱，王太爷就有些不好意思了。趁此机会，我就恳求他为我写几个字。“笔墨伺候——”王太爷很爽快地给俺的店写了四个大字——“勿棘勿迟”。我虽然不太懂得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不过，我隐隐地明白，做人为事，需要持之以恒和步步为营，需要从小事做起，坚持不懈，不怕干扰。
王安石们是很忠心耿耿的官员，可惜挡不住宋朝的衰退。传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杀，逃到了明州的鼓楼藏匿。其实，那时的赵构，都躲在我店里的地窖。他躲在地窖的时候，我总是变着法子做好吃的。
后来，老百姓知道王安石和赵构都来过我的店，纷纷前来照顾我的生意了。由此，我的经营就不断地扩大了，还从事过海鲜捕捞、运输、金融、服装等行当。人们私底下评估我为明州的首富。这个，确实不敢当。
元初，统治者害怕百姓起来反抗，下令拆除全国重要城池，宁波鼓楼也遭拆毁。后社会平定，才又允许重建鼓楼，取名“明远楼”，含义为高瞻远瞩的意思。至元末，方国珍起义大军打到宁波，明远楼又遭大火烧毁。明宣德九年（1434），太守黄永鼎在唐、宋旧址上重建鼓楼，楼上正南面题名为“四明伟观”，北面悬额“声闻于天”。万历十三年（1585）倾圮欲坠，太守蔡贵易重修时，采用了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中“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之句意，改“四明伟观”为“海曙楼”，意取海定波宁，沧海为曙。这些，我都是见证人。
那天，解放军进城了，清晨我起来开门，战士们都和衣躺在店门口，我叫他们进店吃一碗热乎乎的海鲜面，他们就是不肯。稍后的某天早上，有一辆汽车开过我的店门口，那时宁波汽车很少，所以我印象很深。事后有人传说，是毛主席来过了。哎呀——我怎么就不拦下那车，敬请毛主席来我店里尝尝加辣椒的海鲜面呢？
前几年，鼓楼步行街开通了，我的店就融入了其间，我也兼营着过桥米线、石锅鱼、涮羊肉什么的。现在，鼓楼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之一，而鼓楼步行街则熔文化商贸于一炉，集购物休闲于一体，已成为宁波市内的游乐胜地之一。2013年的中秋节，在这里举行了“海派非遗宁波行”的活动。中秋之夜，很多人默默地对着月亮许愿，希望亲人平安，爱情长久，友谊常在，全家团圆。
当然，我的寿命不可能有1000多岁，只是我的灵魂不愿意离开鼓楼。所以，我觉得自己一直活着，活在时代前行的每一个流程之中。
男人的围裙
虽然还没有奏响轰隆隆的春雷，但是气温好像已经是属于春天的了。于是，那些小草，就探头探脑地从土地里冒出来，不甘寂寞地要去迎接一场场的春雨。举目望去，这里已经是满眼的绿了，有桑园、果园成批连片。绕过西江古村北侧，但见一座独特的“人”字形建筑出现在眼前，大坡屋顶，两重坡顶的组合，塑造了一个展翅飞翔的形象。宁波服装博物馆的青砖驳墙，就这样融汇于田野村落之中。
走进服装博物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红帮裁缝创造的“五个第一”。不过，里边有一件服饰，倒是引起了我少时的记忆。那是一条男人的围裙，老土布做成，腰部有褶皱，以腰带束之。曾记得许多年前，每逢过年的时候，乡下的亲戚，会来我家送一些年糕、芋艿、番薯、枣子什么的土特产，我们会回礼豆酥糖、白糖、桂圆。我有一位叔公，来的时候，总是穿着一条隐格的老土布围裙，他个子不高，所以穿着那条围裙，看起来很别扭的，蹲下去的时候，还时不时地要撩起裙边到大腿上，我就很为他感到吃力。后来，有一年他没有来，他的儿子来了，这位身高估计在185厘米以上的汉子，也穿着一条褐色的围裙。他很能喝酒，三斤黄酒下去，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他离开我家时，有一些风吹动着他的围裙，很飘逸的样子，有点古代侠客的范儿。同样的一条围裙，穿在不同的人身上，效果怎么就不一样呢？
这种用余姚老布做成的长围裙，在20世纪40年代的宁波农村是很常见的。渔民或者山民，捕鱼劳作时会穿上这样的围裙，易于脱卸，方便劳作，而且还可以把裙边兜起来装东西。直到现在，我估计在一些偏远山区，依然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穿着这样的服装。
由此，我也想到了苏格兰男人的方格裙，这种叫“基尔特”的古老服装，在苏格兰人看来，是民族文化的标志。军人穿上了这样的短裙，倒是有着孔武风度，但是小沈阳穿上了，就很娘娘腔了。
窃思，服装有自然意义上的物质标志，包括体现环境、性别、体型、年龄的意义；又有人文意义上的文化标志，它传达信仰、阶层、礼仪、政治、审美的信息，服装产生与运用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从御寒遮体到表达复杂的思想，从功能性到装饰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劳动催生了服装的需求，交流延伸了服装的功能，现代生活中精密复杂的社会生活交流，服装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承载和传递个人、团队乃至于社会态势风貌。比如男人的围裙，最早是御寒，后来为了劳作方便而改良了，随之，附加上了不少政治和美观的含义。
现代着装有着约定俗成的严格规定，叫TOP原则。TOP是三个英语单词的缩写，T（Time）时间、O（Occasion）场合和P（Place）地点，即着装要与这三者协调。假设一下，一个中学教师上穿西装下穿围裙，学生们一定哄堂大笑；而一位染着金黄色头发的潮人，这样穿着游走于宁波的天一广场，那就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春天就要来临的预告。
阚泽后裔可安好？
《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王勾践城——勾（即“句”）余……”这是慈城最早的古名，后改称“句章”，县治在余姚江畔城山地方，作为越国的屏障。为什么叫“勾余”？是不是勾践多余的地方的意思？之所以这样瞎想，是缘于“余姚”地名来历的推断。据说，余姚是“舜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曰余姚”。而舜的内弟觉得余姚是一个贫瘠之地，乃多余的封地，遂称之。如果慈城古称为“勾余”，那么余姚的古称好像应该是“姚余”了。
贫瘠也好，富裕也好，慈城和余姚其实皆非多余之地，在古代乃战略要地，也是勾践卧薪尝胆密起大事的练兵场地，更是勾践抵御吴国军队的天然屏障。
源于此，慈城必然出现谋士和战将，阚泽就是其中之一。某日去慈城，很想找到一个阚泽的后裔，或者找到一个姓阚的慈城人。然而，没有如愿。不过，我相信现在的慈城，一定住有阚泽的后裔。
虽然，慈城进行过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但是，那些古色古香的老宅，依然倔强地傲立在绿荫之中。穿行于幽静的小巷，叩响斑驳褪色的朱门那发锈的门环，“吱呀”的开门声中，有一位老人慈祥地看着我们微笑，他也许就是阚泽的后裔。那个挂着红领巾在油菜花间放风筝的小朋友，也一定与阚泽、房琯、杨简，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关系。悠久的文化底蕴，使慈城人才辈出，甚至一度出现过“满朝朱紫贵，皆是慈城人”的说法。不过，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官场的风浪里大起大落之后，历代的名人贤士们顿然醒悟，便向往起辞官归隐过悠闲的田园生活来了。于是，他们就在家乡建堂立祠大兴土木，为慈城留下了许多高大豪华的官邸和精美雅致的院落。高翘的马头墙显示着以前主人的显赫与荣耀，深深的庭院又蕴含着藏而不露、露而不显的士大夫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如此，现在的慈城人，似乎显得很是低调，甚至有些木讷。他们在走过大江南北之后，回到小巷深处的古宅里，静谧地开始自己“小桥流水人家”的平凡人生，全然没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张狂和落拓。但是，这个不能表示慈城人甘于寂寞、甘于井底之蛙的小气，他们可以退则孝并孤灯苦读，更依然可以进则忠而挥剑沙场。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有着运筹帷幄的高妙计谋，以及刚正不阿的铮铮硬气。这是因为，他们都跑过三关六码头，见识过风云激荡乃至腥风血雨，也能够静观云卷云舒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具有一种诗书万卷而盈满于胸、官场沉浮而不乱于怀的定力。而即使是那些未曾出过远门的年轻人，也能够从长辈的血脉中传承过这种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