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宫始祖得深公
宋朝有个青年，姓陈名得深（1091—1153），又名仲和，字中各；祖上本是福州建宁松溪瑞令乡人。年方弱冠，考中秀才，上游太学，被选为临安县丞。那时，其父任绍兴府台，不料时值国力衰微，奸桧专权，遂退居禹陵之下，不幸于建炎丁未年（1127）四月十五日去世。得深料理完丧事后，就迁徙到新昌暂时立足。
可是金军南下入侵，烽火再起。得深穿戴着朴素的衣帽，带了个家丁，挑着铺盖和书箱，避乱闲游。访至龙溪，停下休息。见此地中央低平，风景幽静雅致，东有千丈之岩，俨若狮子捍门；西有崔嵬之山，状如白象高踞；后有发族之脉——第一尖；前是大泄潭，似镇水口的关隘；四面群山围绕，峰峦起伏，蜿蜒如龙，顿时心生欢喜。
过了些时日，天下太平。他羡慕龙溪山灵水秀，景致幽雅，便在六龟墓的右边建屋为家，并娶了一位何参政的女儿为妻。不意何氏早逝，后续娶中湖胡氏，生二子，陈姓就此定居下来，到现在已有四十多代，近九百年。
这得深公便是龙宫村的始祖。
搜集整理：陈扬廉男1919出生农民
1985年8月
义府太公传说
龙宫陈氏第28世祖名陈璇，字宏挺，文若公嫡侄，为清康熙年间受业进阶大夫。十八岁那年，他上京赴考，路经绍兴东港码头，想乘船北上，却见港里虽停泊着很多船只，但均已被包定满客。然而吉人自有天助，正当他忧心苦闷之际，举目观望，只见远处一船渐来靠岸，一问，无人租定，璇公马上出金定租。即将开航时，只见不远处一五十开外的老人快步赶来乘船。各船已陆续启航，单璇公的船尚未开，老者求问可否搭船，璇公急人之急，忙说可以同船，并热情相待。途中闲谈时，老者见璇公仪貌出众，英姿秀发，谈吐珠玑错落，蔼然可亲，无一丝凌厉之意，就问道：“君北上何为？”公说：“上京赴考。”老者说：“真巧，我也上京，难得十世修来同船渡。”
山环水绕，不觉已过数日，到达京城，老者自去。公日日复课攻读，不觉也已过半月。在这期间，公乐善好施，义救贫苦，但在世事纷扰的大社会中，人有善也有恶，防不胜防。一日，公囊中之银为歹人所窃，生活日趋艰难，又举目无亲，只得百思筹金之路。猛然想到自己能书会画，遂去人潮似海的城隍庙租借一桌，又购置文房四宝，手书出展，公的一手好书法博得众人喝彩。人越聚越多，不时有人取银购书画，公赚得不少银两。
一天，老者突然来到，公忙殷勤让座。老人亮明身份，原来他是朝中大臣，为皇上访求人才。即日，二人欲去拜见皇上，公又想自己无一官半职，怎能上朝面君？老者说：“陈君真是精细之人也！”就叫公作书画一幅，由老者带去见皇上。老者一并将陈公平时处处帮助老百姓的义举奏报皇上。皇帝龙颜大悦，遂封陈公为“义府”。
一日，堂上面试，监考官以石鼓、古柏为题，璇公思路敏捷，脱口成诗，出口成章。这时太监传来番书，结果两班文武官员瞠目结舌，无一人能看懂番文。皇上问陈公能读解番文否，陈公说：“略知一二。”陈公接文阅毕，当场读解番文，并略加思索，提笔回书，为大清争得了脸面。
皇上因陈公立了大功，遂授官“州司马”，管苏宁二府，其间又因其为官清正，加封护国公。后陈公因几十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急病暴亡。
义府太公墓位于村北西岙口（也有说葬于月山），“文革”时遭破坏，至今墓址残痕尚存，有荷花柱遗物为证。
口述：陈和富、小科整理：陈扬茂
2003年9月
新昌太婆
咸丰年间，新昌有一位姑娘张氏嫁到龙宫。姑娘娘家是大户，受过良好教育；夫家姓陈，耕读传家，虽然称不上名门望族，但在龙宫也算是富户人家，且辈分很高，所以族人就称呼其为“新昌太婆”。
张氏从来没有一点富贵人家娇贵的架子，新婚没几天就开始下厨房、搞卫生，不但自家厅堂收拾得几案明亮，而且家外的墙弄大路也清扫得干干净净。说起这搞卫生，她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不断延伸，把整个隔坑都扫得清清爽爽的，邻里乡亲见了，人人称赞，个个叫好。于是全村村民纷纷效仿，从此龙宫就有了“整洁墙弄清亮河”的美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闻名四方。
新昌太婆虽为富户，但为富有仁，胸怀慈善。她继承祖上遗风，续办育英书院，让全村子弟都能够接受免费教育；造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也总是带头捐助，济苦救灾责无旁贷。一次龙宫发生火灾，烧了许多房子，好多人无家可归、无米下炊。她敞开门户，接收灾民，还赠衣赠物，帮助他们共渡难关。在自家已经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她奔赴娘家，借来银洋八十块，按困难程度分发给灾民以助重建。如此义举，好多村民不解，她自己的子女有时也不解，于是问：“姆妈，你自己穿粗布，给我们吃粗粮，为什么待人家这般好？”太婆说：“你们要知道，有灾共救、有难同当，是村风。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再说穷来不会穷到底，富来不会富到头，所以为富要有仁，只有仁能行天下。勤俭节约是家风，勤能养性，俭能修德，无德之人常常富不过三代，只有勤俭之人才能聚沙成塔，光大家业。”这番话被子女牢牢记住了，并作为家训代代相传。确实，她的后代善举不断，代代富裕。
新昌太婆不但仗义疏财，而且经常照顾病残或孤寡老人，为他们洗衣洗被、递茶送饭。她家对面住着的一位瞎眼公就是由她一直照顾到过世的。鉴于新昌太婆的义举孝行，经乡县官府上报，朝廷为表彰她特钦赐牌坊、匾额，由宁海县令徐为打造。树牌坊这天，怪事发生了，打好合过的牌坊竖起时怎么也合不拢。县令也觉得奇怪，于是问新昌太婆：“你一生是否做过亏心事？”新昌太婆想了想说：“我自来龙宫，一生无亏心事，只有一次货郎撞怀擦身，未声张。”说完之后，牌坊不知不觉就自然合拢了，且无缝。众人无不感慨称奇，都说：“人不是没有完人，新昌太婆就是个完美的人。”县令徐为当即挥笔写下了“妣节怀清”四个大字。从此之后，龙宫就有了“妣节匾”与“孝义坊”。后来牌坊和匾额虽然被拆除了，但新昌太婆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搜集整理：陈宝相
2015年2月
克襄先业
昭鼎公，字立堂，号绍南，太学生，誉举人职别；出生于咸丰五年（1855）六月三十日，卒于民国廿一年（1932）七月廿七日。
昭鼎公自幼丧父，以长持家，勉子勤耕，课第苦读。对长辈唯言是听，惜娣贫，每年馈粮救济。对聘用的长工以礼相待，与其称兄道弟，同桌吃饭，并将其衣物交由太婆清洗、缝补，对贫苦之人也是同等相待。昭鼎公善身教，教育子孙从不打骂。孩子们不知种粮苦，好挑食，残菜剩饭撒落得满桌都是。昭鼎公看后，当着儿孙面，用自己的双手把撒落的菜饭掸入手掌，送入口中吃下，儿孙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从此之后，每次吃完饭，桌面都清洁如洗。这样的美德，龙宫人一直传承到现在。昭鼎公一生勤俭节约，从不乱花一文钱，对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却从不吝啬。那年族里造桥修路急需用钱，他一次性就资助族里六百元银圆。按当时银圆的币值，一般小户农家一年到头也赚不来五十元银圆，全家生活开支也花不了五十元。由此可见，昭鼎公的为人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族众赠其匾额一块，上书“克襄先业”，悬挂在宗祠大堂之内，以表彰他一生的美德。
搜集整理：陈成宽
2015年2月
太公陈佐庭的故事
太公陈佐庭，号雅林，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卒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据龙宫村《陈氏宗谱》记载，太公“邑庠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试邑令张公取正案第一名，府宪张公取正案第六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特科本省考提学使录取一等第九名”。其大概的意思是，在光绪年间的科举考试中，太公考了县第一、府第六、省第九，成绩不俗。
生在农家，身居山村，却读书有成，获得过秀才功名的太公，自然成了那时龙宫村的骄傲，再加上老人家人品高洁，所做的好事颇多，以至坊间至今都在流传他的故事和趣闻。
一、当巡警敢判糊涂案
据乡邻们说，太公深受龙宫重教好学传统的影响，读书勤奋，常常是一盏如豆的油灯或一根根燃烧的篾片，一本本儒家经典伴着他度过一个个寂寥的山村长夜。苦读终于收获了“县第一”，但生性淡泊的太公在谈及他所考的“县第一”时，说运气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太公说，他进出龙宫时总要经过一个叫桥畈的小村庄。那时桥畈村建有一座纪念方孝孺的小庙，小庙的一方石碑上刻有纪念方孝孺的短文，太公在小庙歇脚时总要驻足细看，久而久之，便烂熟于胸。是年，县里科试的内容就是写一篇关于方孝孺的八股文，太公结合平时所学一挥而就，竟得了个“县第一”。据说，太公得“县第一”获得了秀才功名，得了府第六、省第九后，本是可以获得举人功名的，但那时推翻帝制的斗争风起云涌，清朝政府被迫取消了科举制度，太公也就与“举人”擦肩而过，其入仕之路也中断了。
为了安抚这些举子和延揽人才，当时的政府也给了他们一条出路。于是，太公于宣统元年（1909）进入全浙高等巡警学堂学习，并以优等成绩毕业，进入巡警行列，还担任过巡官一职。据说，按当时的惯例，太公如果能卖掉几亩水田去贿赂一下上级，就能获得更高的官职，但他老人家不屑为之。当功名不如他，学识不如他，人品不如他，却能花银子的同窗同僚成为高级警官时，他仍是区区一介巡官。做巡警势必要与贫民打交道。每当碰到为生活所迫而沦为乞丐、难民者时，他总是想方设法为其解难。“秀才敢判糊涂案”，在当时颇为有名。当然，不折腰以事权贵、清高、我行我素、敢判“糊涂案”的太公是为当时的专政机构所不容的。没几年，太公只好挂冠而去，选择了传道授业的教书之路。由于学识丰富、人品清高、教学效果颇佳而声名鹊起，聘请太公授业的地方颇多。开课授业若干年后，曾有镇海一望族重金聘请太公为其家族子弟授业。教书是太公一生中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其所教的学生遍布宁海乃至宁波、台州各地。
太公在教书时不仅乐于传道授业，还乐于济困救贫。据太公的学生说，每当穷学生食不果腹，付不起学费时，他不仅免其学费，还要送上一两枚银圆予以帮助，对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穷学生则送五枚或十枚银圆帮其渡过难关。
太公喜欢教书，乐于传道授业解惑，干得风生水起，对自家的孩子却不强求其读书以博取功名和财富。这里既有“耕读传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无奈。太公的大儿子小时不喜读书，太公就遂其所愿，在家里以“耕”为主。因此，一个秀才的儿子的文化水平只是能记记工账而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还能在祖屋堂前黑黑的照壁上看到用粉笔书写的“×月×日，耕田一工”“×月×日，砟灰娘（烧草木灰的柴草）一百四十斤”等工账。太公的小儿子则伴随太公以“学”为主，后来成了一名颇有名望的乡村教师，只是其也秉承了太公淡泊的性格，教了一阵子书后就回村务农了，直至终老。
到了晚年，太公或许意识到无人继承他的衣钵终是一件憾事，故对其孙子的教育抓得很紧。据说，只要太公在家，天一破晓，就会将年幼的孙子唤至床前跪着读诗背经。除此之外，还要求读一些诸如《西游记》《聊斋》之类的小说。太公尤其推崇《聊斋》，认为此书不但故事有趣，而且是经典的文言文。读好《聊斋》，基本就能看懂大多数文言文了。为了培养孙子对文言文的兴趣，他还教他如何吟唱文言诗文。
后来，我在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常常会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太公是否像文章中的老先生一样忘情地吟唱，并将头拗过去、拗过去呢！太公严苛而有效的教育为孙子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后者曾公开发表了不少作品，广为流传的有一首题为《插秧》的小诗：“汗一身，泥一身，姑娘田间绣绿锦。笑声唤来桃花雨，喜看秧苗分外青。”
二、蒲鞋秀才做乡长
太公在教书多年以后，又当了几年“官”。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当了几年“秀才敢判糊涂案”的巡警外，还当了几年乡长。据乡邻说，那时乡长出门大多骑马或坐轿，而太公总是着一袭长衫，穿一双蒲鞋行走于乡间阡陌，跋涉于崇山峻岭。有一日，太公从当时的乡公所所在地深甽回家，因为担心长途跋涉会将其仅有的一双新蒲鞋磨破，硬是臂夹新蒲鞋，腰束旧长衫，赤脚走完十几公里的山路。于是，“蒲鞋秀才”“赤脚乡长”的名声不胫而走。当时有人对太公说：“佐庭先生，现在当乡长了，总要穿得体面些了！”他笑而答之：“不要衣衫新，只要文字真。”这当年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在坊间广为流传并成了家族的“家训”。太公当然是当时官场的另类，他的行为是当时的官场所不容的。再者，按太公的性格，当时的官场对其清誉是有损害的，也是他所不容的。所以，太公的第二次当“官”只是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