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大院，比一般人家的院落显然要大得多。
门口是两根粗壮的圆木做门，四周围着高高的土墙。院里，正房是一排长长的土坯房，那是社员们经常开会的地方。东西两侧，有碾房、磨房、羊圈、牛圈、马圈，还有山一般高大的谷草垛，那是牲畜们冬天的饲料。宽阔的院里，散乱地停放着几台胶皮轱辘马车。角角落落里堆放着犁杖、锹、镐等农具。空旷的院里地上满是牲口的粪便。
墙上贴着白底红字的大字标语“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字迹红得耀眼，内容更让人触目惊心。
刚刚实行三年互助组，个人积累一点点生产资料，现在又要被强制归公了。动员大会刚刚开过。公社书记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之后，社员们便纷纷上交了牛、马、车等生产资料。已经领教过土改的阵势，爷爷不敢怠慢。
刚才走进大门，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程虎子和吴可怜，他们两个人多皱的脸上笑成了花朵。1948年土改时，他们分得了爷爷的青砖房，一直住到今天。现在，十年之后，他们既无牛马，也无车，仍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心态，看着社员们将牛马车送进生产队的大院。在潜意识里，他们知道，凡送进院里的生产工具，客观上就有他们的一份。穷人有理，懒人有理。这好事十年来一次，让他们高兴不已。爷爷讨厌他们胜利者的微笑，仿佛没有看见他们一样，从他们身旁走过。在马厩，爷爷将两匹马、一匹骡子、一辆胶皮轱辘马车，交到生产队。那匹老白马竟不肯进生产队的马厩，费了好大的劲，才被牵进去，安顿下来。爷爷转身离开，那匹老白马竟咴儿咴儿地高叫起来。爷爷听懂了它的叫声，那是依恋、不舍、反抗和斗争。爷爷返身回去，把粗大的手掌放到马嘴下，瘦骨嶙峋的马头顿时低落下来，肥厚的嘴唇几乎是颤抖地在爷爷的手掌上舔来舔去。那温热的气息，那柔和的舔舐让爷爷怦然心动，两滴眼泪竟不自觉地滴落在胸前。
这匹老白马是八年前，爷爷用两麻袋黄豆换来的。那时，它还是刚成年的小伙子，伴随着爷爷春耕秋收，生活了八个春秋。八年来，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爷爷喜欢在马吃草的时候，端着碗边吃饭边看着马吃。晚上马不吃饱，他本人就睡不着。马厩与爷爷的住处仅一墙之隔。即使在万籁俱寂的半夜，爷爷也要给它送来草料。直到看到它吃饱了，安详地闭眼小寐，爷爷才放心地睡去。
晚上，马的嘶叫声、蹄子的蹬踏声、啃槽帮的响声，从土墙那边传来，爷爷便能准确地感应到马的呼唤。啃槽帮是缺料了，爷爷便出去用簸箕送点咸黄豆。蹄子蹬踏，是渴了，用柳罐斗送去一桶水，老白马开心地痛饮之后便安静了。老白马竖着耳朵嘶叫，多半是看到狼或狗，感到威胁了。爷爷走过去，摸摸它的耳根告诉它，不要怕，狗是你的好伙伴，是忠实的看家狗，老白马便低下头来，放心地安静地吃草了。
爷爷清楚地记得，前年春天，在下洼子那片自己家的土地旁，老白马在林带里揽着嫩草吃，爷爷蹲在地头修理耲耙，感觉两只手突然搭上来，从后面抱住了爷爷，低头一看，爷爷吓了一大跳，是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意识到自己遭遇狼了，以前多次听老人说过，狼爪搭在人肩上，人一回头，狼便会咬断人的喉咙。爷爷慌了，急了，慌急之中，他大喊一声“啊——”。不远处吃草的白马听到了，看到了，它竟高高地站起，扬起前蹄，咴儿地大叫一声，然后，快步跑来。那是一匹马调动全身力量，即将进入战斗状态的动作，它的耳朵像两根尖刀一样直立起来，它的眼睛像喷出了怒火，尤其是它的铁蹄，要山一样压下来，将老狼的脑壳蹋得粉碎。那狼被一人一马高亢的叫声，特别是白马那高昂的战斗姿态吓破了胆，它竟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
白马撒开四蹄，追了好远，直到那狼没了踪影，才打着响鼻走到爷爷的身旁。惊魂未定的爷爷搂着瘦骨嶙峋的马头，脸贴在长长的马脸上，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此后，爷爷跟马的感情更深了，上街里，在三匹马里，爷爷总是牵着老白马，让它到城里见世面；驮盐或者驮粮，爷爷总是将盐或者粮袋均匀地放置在马背两侧，不让老马有一头重一头轻的感觉。铲地，趟地，爷爷总是将老白马放到外套上，而不在川套和里套上，里套像车的方向盘，拐弯的时候，经常受鞭子的抽打，川套夹在两匹马中间，干起活来燥热。外套则自由度大一些。劳动之余，爷爷总是领着老白，到附近草甸子的水泡去，洗去老白的一身尘土，梳理它那光洁的毛发。每到这时，老白马便顺从地听从爷爷的摆弄，直到洗得干干净净，容光焕发了，它才精神抖擞地晃晃脖颈，抖落身上的水滴，对着长天，咴咴地叫几声，宣泄心中的快乐与舒畅。
再见了，老白马。爷爷倒背着双手，恨恨地走出生产队大院。爷爷今年48岁，是个成熟的男人。过去他从不背着手走路，屯里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反剪着双手走路。有心事，低头，驼背才会背手，这是一个男人驼背和有心事的动作，中年的爷爷竟有老之将至的感觉。
走出生产队的大院，爷爷没有回家。他顺着生产队前面的路不知不觉地走到村外，来到了西下洼子。这是一大片低洼的庄稼地，四周圈种着高大的杨树。此刻，初秋已过，齐刷刷的苞米茬，整齐的垄沟垄台上，都铺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连同那高大的白杨树，都挂着银白色的糖葫芦一样的白霜。薄雾蒙蒙，远树近地都在一层白纱似的轻雾中笼罩着，周边是宽阔的水渠，那上面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挂着霜花。
这块地足有二十垧，它打的粮食足够一家人吃一年的。望着这块养育了自己和家里多年的土地，爷爷的眼睛湿润了。连同刚送到生产队的牛、马和这块地，也将属于生产队了。爷爷有种被剥夺、被扒光衣服的感觉。这块地是自己家的祖地，祖坟就在地的中间，那里有先前死去的祖太爷等先祖。
四十年前，爷爷才8岁，在祖太爷的带领下，从山东走到这里。当时这块地地势低洼，长年积水，水草和野生芦苇遍地，野鸭子横飞，野兔奔跑。祖太爷说，这是一块好地，泥土黑，只要把水排出即可。于是一家人贪黑起早地挖壕沟。很快，地里的水顺着壕沟流到草甸上去了，油黑的土地露出了真容。当年种上倭瓜、向日葵（毛磕）就喜获丰收。第二年种上黄豆，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于是，一家三十几口人就在这里住下来，春种夏锄，秋收冬藏，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1948年，土改工作队来了，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军服，肩上挎着三八大盖，走家串户鼓动穷苦农民，自己觉悟起来，翻身闹革命。
那些穷人本来就对富人财富红眼，哪想到有打土豪、分田地这等好事？村里五十多队员，只有两三家地主，穷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多数人行动起来，一夜之间，将地主的房屋、土地都查封，把地主及家人绑着双手，送进农会。第二天，全村开斗争大会，几个老地主威风扫地，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到主席台前，在一片打倒和控诉声中，有的吓得面如土色，有的瘫坐地上，纷纷认罪。于是，他们几代人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土地、房子等其他家产，都用“抓阄”的方式分给了贫苦农民。
那时候划分成分是按地多寡。凡家人没地或人均一垧地以下者，均为贫农，人均一垧地或以上者，且有雇工者为富农，人均二垧地以上，且有三个以上雇工者，为地主。土改前两年，太爷抽大烟，缺钱就卖地，卖牛卖马。到土改前夕，家只有四十多口人，只剩近四十多垧地，包括下洼子这块，其他的都卖光了。家里没有长工了，只有三个做饭的女工。因祸得福，划为富农，躲过了批斗。批斗大会那天，太爷领着爷爷在下洼子这片地上，坐在壕沟的土坡上，听着村里斗争大会上一声声的呼叫声、哀嚎声、鞭炮声，听到对中农的土地不予分配，也不参与分配的消息，太爷爷乐得直翻跟头。“他妈的，你们天天劝我戒烟，戒烟，老子不抽烟，今天就是地主，斗争对象。抽烟败了家，才保住了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爷的笑声久久地在下洼子这片自家的土地上空飘荡，听上去很瘆人。
从那以后，全家人过上了单干、互助组的生活。基本上是自家地自家人种，没有雇工，没有剩余。政府断了鸦片小贩的生意，这样自给自足的艰苦日子里，没用人劝，没采取什么措施，太爷不抽大烟了，戒了。
现在，1958年，爷爷48岁了，按照当时的说法，已经成家立业了。这片已经耕种和养育了几代人的土地，却拱手交公了。爷爷的心情很坏，全家人今后靠什么生活呢？那人民公社，据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大家在一起干活，打下的粮食先交公粮，剩下的平均分配。表面上看，干的多，记的分多，分的也多，可是，总量呢？总量要是少，工分多也多不哪去呀，公粮呢，公粮交的多，剩下供分配的就少哇。命运交给别人，由别人摆弄和支配的被控制感，让爷爷自觉前途渺茫。
他拿眼扫视这片土地。太阳升得老高了，秋日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这片土地，四周的白杨树，早已脱去夏日的盛装，干枯的枝杈在清风中轻轻摇曳，低矮的苞米茬一看就是正经庄稼人割的，一般高，茬口倒向一面，黄格央央的，排列整齐。垄台的初露逐渐融化，油黑的土地，经过霜打后，呈现浓黑的土色，仿佛底下有油，就要岑岑地渗出。
爷爷神情抑郁地独行，向村里走去。那里有太爷领他们建的七间茅草房。这七间茅草房，苫房草是清一色的芦苇，用了一个星期时间从黑龙江一个叫下坎的地方运回来，看上去整齐、雪白，在全村清一色的茅草房中十分显眼。墙体全是用土坯垒的，外面抹着黄土与麦秸混成的黄泥。墙体直立，墙角线绷直，与周边的其他东倒西歪的茅草房形成鲜明的对照。房檐下面少见地用厚板挡着，防止鸟雀们来做窝，损伤房脊。窗户是少见的实木，刷着天蓝色的油漆，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窗子中间的黄泥墙上，高悬着一串串白色的大蒜、红色的辣椒。房檐下，挂着已经烀熟的一串串嫩黄的玉米，甚至还有金色的腊肉。
爷爷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吃饭的时间了。土坑上，饭桌上，放着冒着热气的小米干饭，还有一盆土豆炖酸菜，炖豆腐，还有盘金黄的炒鸡蛋。围着饭桌，坐着老伴，三个半大孩子。还有一位客人，一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老头。
“我说老太婆舍得吃鸡蛋了，原来家里来客人了。”爷爷坐下，客气地打招呼，并给那老头倒上一小盅白酒。那老头姓赵，是家里的常客。穿着打扮很洋气，一看就知道不是庄稼人。
“老伙计，人民公社了，把马和土地都交给生产队了，心里不是滋味吧？”老赵一年四季南来北往地做生意，见识多，一眼就看出了爷爷的心事。
“半个村子的人组成一个生产单位，能搞好生产吗？”爷爷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老赵头搔搔短发，滋滋地喝口酒，酒盅往桌上一顿，说道：“过去，种什么，怎么种，谁说了算？是家长，家长是谁，是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在你家是你爹，在我家是我爹。他们都是五十岁往上的人，种了一辈子地，有经验，有组织能力。现在不一样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穷人翻身做主人了。生产队长肯定是那些扛活的长工。长工过去是听东家的，东家说干啥，他就干啥。现在长工成地主了，要组织生产，论经验，论能力，那肯定是不行啊。”
爷爷将一大块鸡蛋夹到老赵头碗里，又给他倒满酒。老赵头一番话，说到他心里去了。
“再说了，一帮人聚到一起干活，能卖力气吗？你过去种地卖力气，地上有个高粱穗你都会哈腰捡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是给自己种地，你不卖力气，地不打粮，不打粮你吃什么？掉在地上的高粱穗，你捡起来，明天就进你的碗里了。进了生产队，情况不一样了。干一天，你出力或不出力，干多干少都记十分。这种情况下，傻子才会卖力气。地上有高粱穗，你捡起来，你猫腰费力，最后属于生产队，分到你手里也许只有一粒，你还会捡吗？”
“生产队搞不好，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好办，混呗。苦了我这五个孩子了。”爷爷伸出酒杯，与老赵一碰，然后仰脖喝下。
“老哥，你这五个孩子。”老赵头越说越兴奋，“别让他们在屯里混了，出去混去。”
“他们长这么大，都没出过村。”对于出去混，爷爷从来没想过。
“外面世界很大。就说我吧，南边，最远，我去过大连，那里家家都有苹果树，小孩吃苹果像我们这里小孩吃土豆一样方便。”
“我这几个孩子，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苹果呢！”
“我秋天去大连弄一筐苹果回来卖掉，就能买一件毛料上衣。我从西荒弄一筐大蒜去双鸭山卖掉，就够买一条裤子了。人挪活，树挪死。你家这么多小伙子，在家干啥？”
“北边，最远，我到过双鸭山。一过山海关，顶属双鸭山啊。那双鸭山可真是好地方，地上长粮食，地下有煤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顿顿吃馒头，天天喝牛奶。做饭烧煤，上班坐汽车，还有电影看。在那里干活的人，一个星期休一天，一个月一开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饭桌上，三个孩子谨慎地吃着饭，陪着家人，记住了老赵头的话。
酒足饭饱后，老赵头走了。临走留下了一句话：“过一段时间，我还去那里卖蒜。那地方的钱，好赚。”
没想到，老赵头一席话，说的大伯和父亲三叔三个年轻人眼睛明亮。更没有想到，这一席话，在三个孩子的心里生了根，三个孩子从此走出村子，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