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姥姥家，就扑到土炕上唱歌跳舞，翻身打滚，满炕折腾。舅舅，几个姨姨围着我，说，逗，笑。小小的茅屋里歌声笑声不断。这时候，姥姥总是先铺上褥子，边折开满是补衬的花褥子，边叨咕，“炕上凉，别冰坏了小脚丫”。铺好了，我光着脚踩上去。她粗糙的大手使劲地在我脚上抓个满把，才笑呵呵去忙自己的事。
姥姥居住在偏远的乡下，远离镇里。舅舅和姨姨们散去，她才凑到我跟前，问我在镇上看见卖啥的了。我告诉她，镇里有个市场，有好多好多人。卖猪的，卖炕席的，卖老鼠药的，卖瓜子的都有。姥姥轻轻地叹口气，说，来这屯五十年了，还没出去过呢！
我给她讲，还有卖糖葫芦的呢，一支一支的糖葫芦，通红通红的，像公鸡冠子，插在草靶子上。一个老头扛着，满街走，“糖葫芦贱哪！”我学那老头呟喝起来，把老说成咬。姥姥咯咯地笑起来，说，你妈咋不给你买？我告诉她，我妈没钱。姥姥听了，沉吟一下，说，我这有钱，可惜，没有卖糖葫芦的。我当时确凿地相信，要是来卖糖葫芦的，姥姥一定能给我买。
许是头一天折腾出汗，冻着了，第二天一早，我就感冒了。躺在被窝里，蔫蔫地，不起来。姥姥在屋地走来走去，喊，糖葫芦贱喽！糖葫芦贱喽！我也没反应。她粗糙的大手，往我额头垫了垫，哎哟，不好！小孩发烧了。小脸烧得通红，像公鸡冠子。嘴唇都干裂了。咋办呢？咋办呢？姥姥在地上走来走去，叨叨咕咕，卖糖葫芦的也不来，该死的卖糖葫芦的也不来。拔一罐吧。姥姥给拔一罐就好了。再蒸碗鸡蛋糕吃。行不？她的大脸几乎像大碗一样，快扣到我脸上了。我说，嗯。她便麻利地行动起来。
从柜盖上取下雪花膏瓶，又找来烟笸箩，先将一张卷烟纸点燃，又吐口吐沫把我脑门打湿，待烟纸烧的烟雾在瓶里打旋，便轻轻地将雪花膏瓶扣到我脑门上。我觉得脑瓜门一热，然后，四周的头皮像听见集合号的士兵一样，迅速集中。我咧嘴一笑，有点刺挠。姥姥高兴地说，刺挠刺挠就好了，挺住！挺住！
我双手扶住雪花膏瓶，有些温热。姥姥转身去厨房了。不一会儿，端来了鸡蛋糕，却只有半碗。姥姥奇怪，怎么一转身功夫，鸡蛋糕少了？正叨咕着，却见双学笑嘻嘻地来屋了。他是大舅家的孩子，住在隔壁。
姥姥一巴掌打过去，“没出息！偷吃小弟的鸡蛋糕。”双学哎哟一声，捂住额头，立即蹲下。姥姥一看手指，原来，做针线活戴的顶针还在手上，把双学打疼了。赶紧蹲下，又是揉，又是哄，半天才好。
晚上，姥姥点上煤油灯。煤油灯玻璃瓶做的，满身油腻，灯光如豆，晕黄，上边晃动着筷子长的灯烟。她用托补袜子。那袜子脚后跟出了个大洞。套袜托上，洞更明显了，也更方便补了。我在灯下看小人书《半夜鸡叫》。姥姥问，那书上的小字都认识吗？我便念给她听。听高兴了，就跑到下屋去，拿回一个冻梨，放火盆旁边。姥姥的火盆用黄泥塑成的，又光滑，又温暖，整天摆在炕中间，供来人烤手。冻梨一烤，就化了，软乎了。咬上去，又甜又水灵。里面还有冰楂呢。一个冬天，我天天晚上念书，吃冻梨。一书包花盖梨都给我吃了。双学一个也没吃着。到过年的时候，双学满屋找冻梨。姥姥也不告诉他。
快过年了，姥姥领我去供销社，办置年货。姥姥买了大红纸，说是回家请人写对联，剪大公鸡贴窗上，糊灯笼挂门口。末了，给我买一大包月牙形的糖块，用黄油纸包着。我嘴里含着糖，说，我累了，还蹲下不走。姥姥说，真是个小漱汉。来，我背你。我伏在姥姥宽厚的背上，嘴里倒换着糖块，使劲吸吮着甜水，感觉又温暖，又幸福。其实我能走动。我喜欢姥姥背，姥姥也是喜欢背我。我看出来了。
很快就过年了。按照乡俗，过年要供老祖宗。姥姥从下屋取出一卷黄纸，掸掉尘土，展开。原来上面画些古代的人。戴着高高的帽子，后面还有翅儿，穿着红的或者绿的长袍，看上去有点瘆人。姥姥将那又黄又黑的纸展开，高悬到正面墙上。下面是木桌。木桌上摆满姥姥贪黑做的菜：一大海碗猪肉，一大海碗花生米，一大海碗鸡蛋，一大海碗馒头。姥姥把那些吃的一一摆好，擦干桌子。然后，跪在地上磕头。
“姥姥，我想吃肉！”我馋了。
姥姥站起，转身找来个小碗。从大海碗中夹出几块肉，放小碗里，给我吃，说，祖宗也心疼孩子。这话我听了感到姥姥似乎是安慰自己的。
过了年，很快就开学了。姥姥给我穿了棉袄棉裤，外面又套上她的大棉袄，直拖脚面，像一尊佛一样。她的大手抓着我的小手，领着我，走向车站。她的大手温暖，梆硬。车站叫杏山，离村子8里地。
客车来了。姥姥掏了半天，从兜里摸出五角钱，揣我兜里，说，回去买糖葫芦。然后，又从怀中掏出一个手绢包，那里有四个煮鸡蛋，塞到我怀里，最后，突然伸出双手，捧起了我的脸，说，回去好好读书。咱家祖辈种田，还没出过读书人呢。说罢，抱着我，送上车。我上车，坐好，车就开了，返身一望，小小的后窗上，雪雾弥漫，姥姥还站在那里，望着运去的客车。寒风吹动了她的白发，像一棵老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