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8岁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波及了我们村。先是生产队的土墙上连续出现了让人看不懂的白灰刷的大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电线杆上也出现红纸黑字的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然后是村里不少孩子时兴改名了，前院的二狗子改名叫卫东了，后街的拴柱改名叫卫青了，就连偏脸子也改名叫卫旗了。一见面再像以前一样叫他们，就会翻脸，嚷着要找家大人去。新名字不好记又别扭。真不知道叫什么好，有时候指着人半天也叫不出名来。
后来，大哥哥大姐姐们便打着彩旗上街游行，或者舞着大红绸跳忠字舞。整天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小小的村落里突然热闹起来了。
再后来，村支书被剃了阴阳头，戴着高高的帽子游街，队部里天天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那些地主富农，白天一个个低眉顺眼地干着淘厕所、起马厩等肮脏劳累的活计，晚上在队部里，与村支书一起撅在那里做“喷气式飞机”状，接受控诉和批斗。
这些大人们的事，我们看不懂，也不感兴趣，顶多凑跟前看看热闹。却不料，几件小事将我卷了进去，我竟成了村子里小有名气的人物。
3月份，地面上的积雪已经被污泥、尘土糟蹋得不成样子，完全不像冬天那样通体洁白，一望无际。阳坡的雪白天缓慢地融化，夜间再次冻上，大地一疙瘩一块地呈现黑色褐色等斑驳的色调。西北风不似严冬那样寒冷和凛冽，然而仍然像小刀子一样刮扯着人们的肌肤。
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母亲给我戴上她亲手缝制的狗皮帽子，帮我挎上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色帆布书包，送我去学校上学。临走前，母亲站在我的面前，用爱抚的眼神将我从头看到脚，又掸了掸我的衣角，将它拉直，又将我卷进上衣口袋的兜盖儿扯出，抚平，然后说了句：“去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走出家门，一抬眼，却见房顶积攒了一个冬天的积雪像雪糕一样正在融化，雨水顺着苫房草的斜坡不停地向下流淌，在房檐处被冻成一根又一根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
鸡窝里，两只老母鸡被打湿了羽毛，像落汤鸡一样，无精打采地伏在那里。
老母鸡，从今天起，我要上学了。我停住脚步，在心里默默地跟老母鸡打招呼。两只老母鸡仿佛听懂了我说的话，咯咯地叫了两声，算是回应。
黑猪像个老贼一样，扭着蠢笨的身体，挤进门来。每天早晨，听到人声，它总是先有反应。我抬脚踢它肚子上，它并无反应，趁着门没关严，扭身挤进去了。
我欢快地跑出家门。
走出村西头，看到有两人多深的一条大壕沟。沟底长年的雨水冲刷，形成地面径流，像小河一样经年流水。水边随意地生长着扁猪芽、灰菜、苋菜、水稗草、野蒿等野生植物。没人饲养，也没人铲除。它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这里随意地生长和蔓延。沟帮裸露着难看的黄土，像没穿衣服的人体一样，赤裸而又丑陋。随着风化和雨蚀，那壕沟上经常有大片的泥土随时会坍塌下来。它让行人对这上面的小路，充满了不安全感。壕沟上沿，来往的行人踩出了一条灰白的小路。走上去，随时都担心，一旦沟帮坍塌，泥沙俱下，连人带路就会跌下深沟。沟沿上面，生长着造型奇异的榆树。分布没有规律，或远或近。它们遥相呼应，互相守望，日夜守卫着这个大壕沟。可能是榆树感到了自身处沟沿，和行人一样面临着危险，于是都弯着腰，缩着脑袋，伸着胳膊，一副恐惧和惊慌的模样。
往沟里望望，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沿着沟沿上的小路，走向学校。
学校坐落在村西只有2里地的西十三号村。我从两旁栽着小榆树的土路上走过，便直接进入校园。小榆树修剪得像土墙一样，齐腰高。树墙后面是一汪浊黄的池水，那里有鸭、鹅在洗涮、游弋和嬉戏。
学校由南北两排起脊的土坯房组成。那两排土房和大多数家庭的住房一样，土坯垒墙。起脊，上面覆着白刷刷的苫房草。由于年代久远，房脊上长满了野草和野蒿，在早春的寒风中，簌簌发抖。土房中间是宽阔的泥土压平的操场。各班级教室有的镶着玻璃，有的糊着焦黄的窗户纸。这一点，也和当时的民房没有什么不一样。操场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榆树、杨树。风一吹，随风舞动，哗哗作响。
一个睡眼惺忪的老头，慢慢地踱到歪脖子的榆树下，随意地拿起半块砖头，轻轻地敲打挂在树枝上的半块犁铧。于是，校园内外响起了沉闷而单调的响声。
从不同的方向，走来的学生匆匆赶往教室。
新生班的教室里，人声鼎沸。
新来的学生们吵吵嚷嚷地挤在教室里。不是你踩了我的脚，便是他压了我的书包。这边说，你个子小，占的地方太大，那边却喊男生欺负女同学。这些不讲纪律、不讲秩序的孩子在家庭和室外散漫惯了，集中到一起，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口角与喊叫。教室里连喊带叫，乱作一团。
老师表情严肃地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拿眼睛扫视下面，大家才逐渐安静下来。
“好，同学们，现在开始发新书。”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老师桌上放着一摞新书。
说罢，老师抱着书，走到同学中间，每个桌上扔上两本。
我坐第一排，自然第一个拿起书。那书板板正正，散发着油墨的芳香。我拿手在裤子上狠狠地蹭了两下，翻开了新书。那字我居然都认识。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三面红旗万岁！
不由自主地，我念出了声。
“小同学，你认识字？”老师十分吃惊。他停止发书的动作，转身向我。
“我认识字，认识好多字呢。”我献宝一样从书包里拿出毛主席语录，“这本书我都能背下来。”
老师饶有兴趣地接过毛主席语录，随意用手一翻，书页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
全班同学都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们。
“那么，你背几条。”老师站在我身边，用满怀希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站起来。我知道，全班的同学都盯着我看，我还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呢。我有点心虚，有点恐惧，甚至喘息都有点不均匀了。
“你会不会？会就背几条，我听听。”老师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我。
我紧紧地盯着黑板。那黑板是木制的，刷着浓黑的油墨。好像用久了，黑板上一疙瘩一块深浅不一。阳光像手电筒光柱一样直射进来，那油亮的板面上竟反射出一片白光。
我的心脏怦怦乱跳，手心仿佛也出汗了，我平静一下，终于使自己冷静下来。我轻轻地背诵道。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
我一口气背诵了十多条。
全班同学都停止了其他动作，老师仿佛忘记了发书。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有的人还大张着嘴巴。
老师显然十分高兴。他没有想到，一个刚来上学的孩子能认字，能背书。那时的小学生刚入学都是从1234学起。学握笔姿势、基本笔画和认字。大部分人认识的第一个字，都是在小学一年级。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
“谁教你的字？多大开始学的？”
“我妈教我的。我家的四面墙壁上、天棚上都是用旧报纸糊的。每天晚上睡觉前和早晨醒来，妈妈都教我念。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就认了好多字，记下好多语录。后来，生产队每家发一套毛主席语录，妈妈就天天教我背语录。从六七岁开始，现在这一本小书我都能背下来了。”我略微喘着粗气，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由于紧张，脸涨得通红。
“噢！”老师若有所思地摸摸我的头，“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知道，我的头发有些乱蓬蓬的，那上面常有虱子出没，有虮子滋生。他的大手的抚摸，使我感到痒丝丝的舒服和温暖。
不久后，在选举班干部时，老师拿出的推荐名单中，将我推荐为副班长，大家画票的时候，老师让我走上讲台，像老师一样，手拿粉笔，写上候选人的名字。唱票人念一个人名，我便在那个同学名下画一笔，直到画出一个正字，原来正字正好是5笔代表5票。那次，我以高票当选。全班42个同学，我得了40票，我的名字下面，方方正正地画着八个正字。
当上了副班长，我的地位不一样了，上学的劲头也更足了。二狗、拴柱和偏脸子都不嫌我埋汰了，主动找我玩，约我上学一起走。基本上不欺负我了。有时候，还把自己兜里的爆米花、瓜子之类的零食分给我。早晨，我早早地吃完饭，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晚上，往往在学校还没待够，就放学了，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师，离开学校。放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排着队走。我便将我们屯里的七八个人组织起来，排成一队，往家走。有时还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有时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有时走在队伍的最后边。还可以不在队伍里，像老师一样，看着同学们排成一排长队，唱着歌走。如果拴柱或偏脸子捣乱，系鞋带、抢书包之类的动作，搞乱了队形，我便高声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迅速归队。别看拴柱人长得高我一头，偏脸子拳头硬，打架厉害，只要我一喊，他们立刻就停止手里的动作，跑步跟上队伍。有一次，拴柱踩了小珍的鞋，小珍骂了他一句，拴柱不依不饶地骂了小珍好几句，还凑上前去，要打人家小女孩。我跑过去，严厉地说：“你们要是再骂人，明天我可要告诉张老师。”他们立刻谁都不吱声了。小波有一次感冒了，发烧，三天没来上学。再来上学，课程就跟不上了，老师让我帮助他。我天天放学上他家去，没有两天便将落下的课程给补上了。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我不自私，肯于帮助别人，号召大家学习我的优秀品质。我帮助落后的同学的劲头更足了。扫地、擦黑板这些活儿，总是抢着干。
后来，老师组织我们学习金训华和戴碧蓉的英雄事迹。金训华是上海知青，下乡到黑龙江省逊克县。当山洪暴发威胁国家财产的紧急关头，他毅然跳进洪水中，为抢救两根电线杆，光荣牺牲。戴碧蓉在火车冲过来的危急关头，毅然挺身而出，挽救了两个小学生的生命，自己却被飞驰而来的火车扎断了一条腿。这两位英雄，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才这样做的，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一晃儿，上小学四年级了。又发生一件小事，使我更加出名了。
那天傍晚，太阳像患了感冒似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白纸一样的苍白。天空的云朵也仿佛患病了一样，脸涨得古铜一般，反射出猩红与金黄掺杂的陈旧色彩。
放学了，我兴冲冲地往家走，脚下生风一般。匆忙中，书包带刮掉了别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摔在地上，竟像车轮一样，轱辘出去好远。我跟着就追过去。恰巧生产队的马群从这里经过。原来是郑大叔赶着马群去井房饮水。眼看着那枚红色的镶着金边的印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半身像的金色徽章，已经滚到马蹄下了。那匹黑马的大蹄子，正嘚嘚地走来，很快就踏上像章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在马蹄子即将踏上像章的一刹那，将像章捡了起来。当我手捧像章，正要拂去沾上的尘土，看看伟大领袖的真容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匹黑马感受到近人的威胁，竟飞身一脚，向我踢来。我潜意识里感到了威胁，心里说声，不好，便迅即躲闪。飞来的马蹄子还是当的一声踢到了脑袋上。我啊的一声，扑倒在地，额头上立刻涌出了鲜血。
郑大叔怒吼：“兔崽子，不要命了！”见马已伤人，便赶紧跑过来。他扶起我，问道：“怎么样？”
我笑了笑：“没事。”
“你不要命啦？辛亏刚刮点边。要是踢正当，你可就没命了。”
“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神圣画像，怎么能让马蹄踏呢！”我认真地说。
郑叔叔什么也没说，沉静了一下，说：“快回家包扎一下。”
第二天，我额头上缠着白色纱布，出现在班级老师和同学面前。老师问我受伤的原因，我原原本本地向老师讲述了受伤经过。老师听后，感叹道，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啊。不久，老师组织同学们推荐全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老师自然地提议要我当典型。同学们一致举手通过。我就成了班级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学校组织的讲用会。会后，学校奖励我《毛泽东选集》1-4卷。我回家交给母亲，母亲用画报纸将书皮包好，打着好看的蝴蝶结。厚厚的四卷本毛选装进我小小的书包，书包立刻鼓起来了。每天我都早早地上学，利用晨读时间，逐篇朗诵《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虽然意思不太明了，却也大体很快读完了第一卷。
不久，老师通知我，由于事迹突出，我这个学毛著积极分子被推荐到公社。学校里只有校长和我参加公社的学毛著讲用大会。老师要我好好写发言稿。我贪了两个黑，写了十页的发言稿，交给老师。跟老师说，感觉没啥可写的。老师说，你没上学就会背毛主席语录，上学后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1-4卷，平时关心同学，热爱集体，特别是为抢救毛主席像章光荣负伤。怎么没有事迹可写呢？写作的重点，一是要写清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二要写清学毛著之后，如何提高了觉悟，即思想上行动上的变化。我有些不解。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我，确实理解不了这么多。
老师以我写的稿子作蓝本，几番修修改改，终于定稿了。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稿子熟练地背下来。老师告诉我，头上的纱布不要拆。其实，伤口已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还是按照老师的意见，头上缠着纱布。
我跟着校长，第一次走出家乡的村屯，走向公社。
5月，太阳暖暖地照着，微风轻轻吹拂。蓝天高远，白云朵朵。刚刚完成春播的一垄垄的田地，一望无际，像排列整齐的队伍。林带里，高大的白杨树已经翠绿，水绿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动。
走上一带高岗，回望村庄。小小的村庄历历在目，一座座土坯茅草房，散散落落地分布在缓坡上。村里的土烟囱像炮口一样对着天空，朵朵烟雾随风飘散。家家门前都有小山一样的苞米秆子垛。土墙环绕院落，形成一片方格似的菜地。家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菜园。鸡鸣，狗叫，马欢，人嚷，声声传来。
转过身来，镇上的情况也看得一清二楚。红砖白瓦的房子整齐地排列着。初春的绿树蓊蓊郁郁地夹杂在屋脊之间。中间有高高的大烟囱耸入云霄，冒着白烟，像蓝天上正在写字的一支大黑笔一样。一条灰白的公路，从镇里延伸出来，通向远方。那里不时有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和红色的客车走过。旁边的辅路上，尘土飞扬。我知道那是一条泥土路，专供手推车和马车通过。不远处，一列绿色的火车喷着白色烟雾，正轰轰隆隆地驶过。
公社在三岔河镇东边，穿过窄窄的街道，走过百货、副食品商店，来到了公社的大院子。
公社的礼堂里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是各生产队、各学校派来的代表。主席台上，写着大大的红底白字“新安镇公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下面摆放着方桌，方桌上放着话筒。人一说话，嘶嘶的电流声划过，说话声被放大若干倍，每个角落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我平抑住怦怦乱跳的心，头上缠着纱布缓步走上主席台。悄悄往台下望去，仿佛秋天的大头菜地一样，全是黑黑的脑袋。我声音嘹亮地念了一遍老师给我写的稿子。念罢，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走下主席台时，发现手心里已经汗津津的了。
校长低声告诉我，声音响亮，感情饱满。只是太快，要是慢点就更好了。
中午，我跑到副食品商店，用妈妈给我的5角钱买了两个面包、一瓶汽水。面包又软又白，用一张巴掌大的黄纸包着，透着猪油一样的油彩。一口咬下去，不等咀嚼，便咽下去了。边吃边掉渣，我小心地用黄纸兜着。吃光了面包，我仰起头，张大嘴巴，将散碎的面包渣倒进嘴里。这是我第一次吃面包。汽水用玻璃瓶装的，打开瓶盖，无数气泡便从瓶底喷涌上来。喝一口，又甜又冰又刺激。喝到最后，我把瓶子侧过来，将瓶底最后一滴也滴进嘴里。这是我第一次喝汽水。
抹抹嘴巴，心满意足地走回村里。
当年，我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并且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副大队长。一枚菱形的红色塑料臂章上，印着“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几个金黄大字，别在我的左臂上。我每天都用吐沫把它擦得锃亮，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显示我非同一般的特殊身份。
由于我的事迹不够突出，没能成为典型推荐到县里。推荐到县里的典型，叫兰浪，是镇上的一名女同学。她看见火车疾驰过来，便飞速跪上铁道，奋不顾身地抢救下来一枚5分的硬币，却被压断了左胳膊。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回答，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上面有国徽。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怎么能够容忍火车轮子从国徽上碾过去呢？
她的先进事迹后来还上了报纸，供老师和同学学习。对比那位叫兰浪的小英雄，我有些不服气。我觉得她能够做到的，我也能够做到。只不过是，她的运气好，遇到了火车碾压硬币的危急时刻，而我没有遇到而已。我悔恨自己没有运气碰上这样的事情，白白地长着两只胳膊，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当上了县里的典型，成为远近闻名的小英雄。
晚上，家里点亮了煤油灯。它豆一般大的昏黄火光，将小小的茅屋照亮了不少。人的黑影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在四面墙上晃来晃去。母亲照例坐在炕上打袼褙，纳鞋底，父亲则歪在炕上随意地休息。我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述公社礼堂之宽，人数之多，讲用之成功，面包之好吃以及汽水之好喝。
父母都很激动，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你是1961年4月16日出生。1961年，那是什么年代，那是饥荒和饥饿的年代。原野上，孤零零的老树上，落着铜浇铁铸一般的老鸦。树下，走动着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的人们。全村全家都没有粮食，小米卖到5元钱一斤，还买不着呢。家中积攒多年喂猪的豆饼也让人吃光了，白菜帮子和白菜根都被人挖回去吃了。人们甚至剁碎了玉米叶子、玉米秆，熬出淀粉用来充饥，连树根树皮都有人挖回去吃。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1天给记10个工分，年末核算10分连5角钱都核不到。年终结算，连自家的口粮都领不回来，还得把养的猪卖了，钱交到生产队里，才能把全家口粮领到家。贫穷和饥饿威胁着一家人。
恰在这一年生下了你。生你那天，按照咱农村的惯例把炕席卷起来，将土灰洒在上面。孩子一生下来，就落在土灰上。当时你又黑又瘦又矮又小。掉在土灰上，像个小土猴子。刚来到人世的孩子，老牛婆（屯里对接生婆的俗称）捡起来，一拍后背，孩子就会哇哇地哭出声来。你倒好，老牛婆拎着小腿，倒提着，拍打后背，都不会哭。眯眯着一双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人，看周边。连接生婆都说，这孩子先天营养不足，长得太小了，怕是活不过来。
哪里有鸡蛋呀，哪里有粮食呀。母亲吃不饱，自然也没有奶水。幸好你奶奶预先知道儿媳妇要坐月子，私存了半袋子小米。每天就用小米熬上稀粥，用小勺喂米汤喝。没想到，小米汤真把你喂活了。只是身体弱，半岁了不会爬，两岁了，还不会走。幸运的是，你竟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
父母没有想到，一个压根没想到能存活下来的孩子，不仅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上学后就赢得了荣誉与掌声。真给他们长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