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她是个什么样的朋友呢？
刘晓庆：她特别细心。我曾经买过的所有化妆品的牌子、衣服的牌子在她那里全部都有记录。我经常会问：“明明姐，我那个唇线笔是什么颜色？多少号？”我不知道，但她那里全都有资料。另外，她很大方，这个跟我比较像，我也很大方。我如果有五十块钱的工资可以有五千块钱的风度，明明姐当然不是五十块钱的工资了，但更有风度。有时候看到她的一些化妆品，我说这个挺好的，她就说“拿走”，于是我每次都大包小包的拿好多回来。我很粗心，有时候常常忘记带钱，但不管到什么地方，每一次演出首场的第一排，明明姐都会在那儿。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演《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到了机场在休息室坐下来，才想起来我忘了带钱，一分钱都没带，既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人民币。后来突然一想，没关系，反正明明姐要来的。于是我就给她打电话，她说：“没关系，我带了，你要什么信用卡我全带来。”
鲁豫：太够朋友了。
刘晓庆：我还是要还的，先说清楚。
郑明明：每次到世界演讲也好，私下里跟朋友聊天也好，我都要提到没有刘晓庆，就没有今天的郑明明，是她把我带到了内地，并且在这里有了我喜欢的平台。我是印尼华侨，生活在香港，内地的很多政策都不懂，晓庆便给我介绍很多朋友，帮了很多忙。真的，晓庆，非常非常谢谢你。
刘晓庆：她来内地的时候，我胆子好大啊，当时我给她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因为当时我比较狂嘛。
鲁豫：不叫狂，叫率真。
刘晓庆：那时候我特别不喜欢记者，跟记者一见面就要吵架，所以就恶名远扬。当时为了明明姐，我们两个联名发请帖去请记者。那天记者别提多多了，都来了。我那天表现特别乖、特别好，一直在说：“谢谢你啊，一定要好好宣传明明姐”，若搁在平时，一看到记者我的脸马上就转过去了。后来她在北京办了一个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可是内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商业气候，所以办的过程很辛苦。对香港人来讲，北京又是很冷的地方，但她一直坚持了下来。
郑明明：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还是要再讲一句，晓庆，我真的要谢谢你，我很珍惜跟你的友谊。
刘晓庆：你再说我眼泪就要掉出来了。
郑明明：真的真的，谢谢，谢谢。
鲁豫：我觉得女人之间的友谊是很特别的。
刘晓庆：明明姐的“艺人之家”也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在香港遇到一个官司，是我妹妹惹的一个官司。明明姐既管我们住，又帮我们出律师费打官司。我认识明明姐的时候尽管很有名，但一分钱都没有，每个月就五十块钱工资。后来打官司，“艺人之家”为我们集体祷告。同样的案子，别人前十分钟刚刚被判了十八个月，而我妹妹就无罪释放了。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时候外人的帮助尤其可贵。虽然我不是“艺人之家”的成员，但是我是“艺人之家”的朋友，经常去参加她们的活动。
郑明明：邓萃雯现在是我们“艺人之家”的主席，跟晓庆的关系也特别好。刘晓庆：明明姐她们一家都是很幸福的，她的小女儿跟初恋男友拍拖十一年之后结婚了。明明姐还非常努力，特别周到、细心。她请客的时候，来很多人，但是每一个客人都不会觉得被冷落，这也是一种技巧。认识她之后我开始做生意，很多地方应用“郑明明法则”，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鲁豫：明明姐你应该写一点东西，或者开一些这样的课，不仅告诉女性外表怎样美，还教她们该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对她们会很有帮助。
从不遵父命的“叛逆女儿”，到“国际美容教母”；从怀揣三百美元东渡日本学艺的小女子，到“世界杰出女企业家”，这是郑明明至今的人生轨迹。
郑明明以美丽的仪容、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家庭，代表了东方女性另一种美——坚韧、自立以及灵魂深处的温柔和悲悯。她的成功自然如水地奔流，并传递出一条信息：只要用灵魂去经营，没有什么做不到。
张兰 放牛女儿俏江南
人物小传
张兰，1958年出生于北京，俏江南集团董事长。1989年张兰在“出国热”中随舅舅到加拿大，通过日夜辛劳的餐馆打工，完成人生第一笔财富积累。
1991年，张兰从加拿大回国，开始进入餐饮业，经过为期十年的餐饮经验与资金地积累，2000年创建俏江南公司。2005年起，张兰接连在上海、北京打造针对高端奢华人群的881会所和兰会所，并于2007年10月起启动新概念时尚健康餐厅SUBU。
在2008年的“胡润餐饮富豪榜”中，张兰以财富十五亿元排名第三。
一个曾经受父亲熏陶想当教授的女孩，一个随母亲下放在农村放过牛的女孩，一个在加拿大留学时扛过猪肉的女人，一个创业成功但毅然选择重起炉灶的女人，一个带领企业打造“餐饮界的LV”的女企业家，一个想在长城脚下开一家文化博物馆的梦想家。这么多身份背后的她是俏江南的创始人、董事长张兰。
张兰出生于北京，父亲原本是清华大学的教师，然而在她出生那一年，父亲却被打成了右派。1968年，10岁的张兰跟随被下放的母亲从北京来到偏远的湖北山区农村。
“我小时候没有感觉到过温暖，因为父母天天挨批斗，我就像个野孩子，根本没人管。”就是从那时起，小小的张兰知道了“责任”——父母每天在外面受苦，自己应该给爸爸妈妈做点好吃的，今天给他们熬地瓜粥，明天再换个花样儿，熬个土豆粥。
多年之后，张兰对吃仍然有种情结，也许就是这种情结，让她乐此不疲，流连在“食尚”的世界里不愿出来。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喜欢吃菜团子、小米粥，现在也是一天到晚粗茶淡饭，做这行十几年了，没有单独开过一次小灶
鲁豫：我觉得像你这样开餐馆挺好玩儿的，就算不开餐馆了，还可以做装饰艺术，行为艺术家。
张兰：对，特好玩儿，这行业虽然特辛苦，但是我挺喜欢的。一直陶醉其中，很少感到累。
鲁豫：你怎么能保持这么旺盛充沛的精力呢？
张兰：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喜欢吃菜团子、小米粥，现在也是一天到晚粗茶淡饭，做这行十几年了，没有单独开过一次小灶。昨天我去“798”，可把我给饿坏了。完了跟人家说，给我来一个三明治吧。他那个柜子里摆着一个，我想就来这么一个，别吃太多啊，明天要采访，我想尽量保持苗条一点儿——其实我特能吃，昨天有意饿着自己。他给我的三明治用塑料布包着，他问我要不要热一下，我说热一下吧。当时我在打电话，一会儿上来一看，完了，有五块。我想就吃一块吧，可一眨眼的工夫，五块全没了。吃完以后我又要了一杯咖啡。
鲁豫：哈哈，好可爱。
张兰：从我从事这行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弄这些东西并乐在其中，并不是说因为做老板所以事无巨细，关键是我喜欢，这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叫勤行。
鲁豫：你3岁就会织毛衣？
张兰：嗯，3岁的时候会绣花、织毛衣。给我一件毛衣，各种各样花的，我一看自己就能织。
鲁豫：你爸你妈得多喜欢你啊。这么能干的小孩儿。
张兰：来不及喜欢，那时候哪有这空啊，不跳楼就是好事儿了。大人压力太大了，小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责任感，要让父母开心。那时候我父亲在农场喂猪，我母亲种菜，我放牛，相比现在，那个时候可真苦，但那时候我不觉得苦，我觉得特别好玩儿。那时我住在老乡家，一听母鸡“咯咯哒”地叫，就知道鸡要下蛋了，我就去偷鸡蛋；水稻成熟的时候，我们去割麦子，完了以后打成捆儿，拿膝盖压，拧成一捆，拧完了往那一塞，一捆一捆的，拿两头尖的扁担担着走；水缸里没有水了，去河边挑水，木桶一撇，一担一担的悠着走。
鲁豫：你小时候也是特漂亮的小孩儿吧？
张兰：我小时候特别瘦，浑身的小排骨。因为吃不饱，又淘气，活动量又大，所以很瘦。那时候我弟弟很小，他才几个月大我父母就得下地去干活，基本上就是我带他。没吃的就到老乡草棚子上去掏鸟蛋，老乡传授我们经验，掏鸟蛋的时候手里要拿片南瓜叶子，因为湖北蛇特别多，它们也常常去偷鸟蛋，小孩儿去掏鸟蛋的时候很容易摸到蛇。万一碰到蛇，蛇一惊就会找一个洞钻进去，很容易钻到小孩儿嘴里去。南瓜叶子上面都是刺儿，万一钻进去了还可以把它拽出来。回头想想，那时候很艰苦吧，但我们小孩儿不觉得苦。
鲁豫：你当年如果考大学的话，你会考什么？
张兰：我工作以后才考大学的。我1975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还没有高考。湖北有一个棉纺织厂，我们毕业后基本上都在棉纺织厂，现在我们同龄的儿时玩伴儿，基本上都在那儿呢。
高中毕业后，凭借在湖北练就的篮球特长，张兰被特招到北京市轻工业局，大学毕业之后，她又被调到北京市建工局，捧起了那个年代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那时的张兰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平静、朴实的生活。如果不是机缘或者心中隐隐的梦想，生活就此会一如既往如流水般向前淌着。
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锁住年轻的张兰。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洋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而父亲当年的影响也影响到张兰对儿子汪小菲的教育观念。在儿子四五岁时，张兰就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挣够钱，将来一定要让儿子好好读书，堂堂正正做人，并且一定要让他接受国外的教育。
抱着这个信念，1988年底，张兰跟随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舅舅一起到了异国他乡，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每天早上9点大冻车就准时来了，一共36片大牛排，大半扇，扛回来之后，就我和一个印度人俩人剔，他18片我18片。一个大男人，多一片都不干
张兰：我一个舅舅从台湾去了加拿大，他回来探亲我给他烧了一桌好菜，舅妈很高兴，问我愿不愿意去加拿大。那时候中国还很落后，齐秦有一首《外面的世界》对我触动很大，所以1989年的时候我也去了加拿大，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鲁豫：那时候你的英语怎么样？
张兰：不行，就在北京大学学了点公共英语，就会那么几句，但是敢走。去了之后，没有打工卡，只能打黑工，洗盘子相比较而言是太轻松的活了。刚去西餐厅的时候，每天早上9点大冻车就准时来了，一共36片大牛排，大半扇，扛回来之后就我和一个印度人俩人剔。那个印度人和我分开，他18片我18片，一个大男人，多一片都不干。一大片有一百二三十斤，还要扛到柜子里面去，在肩膀上垫一块布，使使劲儿就能扛得动。除此之外，我们小工级别的还要切胡萝卜、土豆丝，每天切六筐。后厨的所有杂活，包括切菜、洗碗都是我们干。一不小心一刀下去，手上整块肉都掀了，缝上十几针，第二天接着干。那时候一天的工资相当于当时在中国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一个小时七块加币，我一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喝除了餐厅里管的一顿，其他都在舅妈家里吃，挣的钱全都存了起来。90年代工体开亚运会的时候，电视上放开幕式，我在加拿大看到特别想家。那时候住的地方离机场特近，飞机起落的时候，我就看着飞机想，什么时候我能坐上这飞机回家去啊。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攒到两万美金的时候就回去。看着开幕式的时候受不了了，就冲到地下室去了。那时候我住地下室，有洗澡的水龙头，衣服都没脱，“哗”，打开那倍儿大的水龙头失声痛哭，哇哇地哭，想家的情绪全涌出来了。
想家是想家，可打工还得继续。为了挣钱，张兰在美容、美发店帮过工，在餐馆打过杂，每天早出晚归，一天最多时曾打过6份工，一天挣的钱相当于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即使到了农历新年，张兰也不愿意休息，因为春节期间打工的薪水是平时的3倍。所以在多伦多的3年，春节反而是她最忙的日子，因为那几天没有人愿意工作。
最苦的不是肉体上的疲累，而是精神上的匮乏。受当年条件所限，张兰几乎每三个月才能和家人通上一次电话，“我要先写信，和家人约好下一次打电话的具体时间，然后他们提前跑到位于西单的长途电话局。而且由于时差的原因，他们只能在晚上给我打电话。”
地位低下、寄人篱下的生活远非张兰所梦想的，她早已打定主意：挣够钱就回国去做点事。1991年的圣诞节快到了，她终于拿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移民证明，同时，她也挣够了两万美元。决定命运的抉择通常只在一念之间，张兰当时心里清楚，只要过完圣诞节，回国的决心就会动摇。就这样，在国外没休过一个圣诞节的张兰，没有和家里任何人商量便踏上了回程的飞机。此时，距圣诞节只有4天。
那时候好多亲戚朋友都劝我说，你这一走等于丢了一张移民纸，移民纸相当于一百万港币，等于撕了一百万港币。
鲁豫：你待了几年攒够两万美金？
张兰：不到三年，那会儿儿子上一年级，我把他的相片搁我床头上扣着，不能看，要立起来看一下，心里立刻就受不了。
鲁豫：我觉得那是纯粹的洋插队啊，比在农村还要苦，精神上更苦。
张兰：比我小时候在农村要苦得多。你看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特别开朗，特别需要朋友的，所以精神上特别苦，在那儿也没有什么朋友。我攒够钱走的时候，离圣诞节还有4天。去的时候本来也不胖，一米七多，104斤，走的时候只剩下92斤了，非常瘦。
鲁豫：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哭了吗？
张兰：没哭，特开心。我儿子穿一个小棉袄儿，扒着那个栏杆眺望着，我走出来的时候，一下就扑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