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李白家世对于研究李白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艺术风格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有关李白家世的史料却严重不足，而且这些史料又相互矛盾，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困难，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争议。目前对李白家世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富商说；(2)李唐宗室说，即李暠之后说，在这一说法中又有李建成之后，李炜之后，达摩之后，李轨之后；(3)李陵之后说；(4)西域胡人说，甚至干脆说李白是外国人。笔者以为上述说法都有不妥之处，把问题愈说愈复杂，其实李白既非帝王将相后裔，也非富商之子，而是出身于普通百姓之家，父亲是陶渊明式的隐士。
$第一节 李白的家庭不是富商
李白出身于富商之家，这是一种最流行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中就提出李白之父名客，即“客商”的意思。40年代初詹瑛先生以不太肯定的语气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60年代初麦朝枢先生具体地阐述了李白的父亲是走私商人，其根据是绵州产金、铁，而金、铁又是对外贸易违禁品，因而李白之父在走私金、铁中成了富商。7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更以肯定的口气说：“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他家的商业范围是相当宽广的，不仅超出了绵州，而且超出了四川，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了两个庄口。”韩维禄先生的《也谈李白的经济来源》肯定李白之父是富商。李家烈先生的《李白经济来源考辨》不仅说李白之父是贩卖丝绸的商人，还说李白在流放夜郎之前都一直在经商。许多教科书、通俗读物也采用了“富商说”。“富商说”的依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李父是从西域迁来的，西域多商人，因而李父也是商人。
(2)李白的排行叫“李十二”，足见他的兄弟辈很多，“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
(3)李白自述在隐居岷山时就“养奇禽千计”，没有富商的家庭条件是不可能的。
(4)李白出蜀后挥金如土，“东游维扬，不愈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李白一生“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李父既然未做官，必定是经营特大商业的豪商，这样“对于李白的生活费用的来源才可以得到妥当的说明”。
窃以为上述理由都站不住脚。从西域多商人这个前提判断李白之父是富商，从绵州产金、铁判断出李父走私金、铁而致富，从巴蜀产丝绸判断李父做丝绸生意，这在逻辑上都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虽然西域多商人，但并非每一个去过西域的人都是商人；绵州产金、铁，并非住在绵州的人都在经营金、铁生意；巴蜀产丝绸，并非住巴蜀的人都在做丝绸生意。在西域商人、绵州物产、巴蜀丝绸、李白之父这几个概念之间，产生主观的随意联想，得出李父是富商的结论，实在很难令人信服。
从李白叫“李十二”来证明李父带了一大家人迁回四川，从而又证明李白必然是一位富商，这也是主观臆测。李白叫“李十二”，并不能证明李父带了一大家人回川。攀宗亲，认豪门是唐代的风俗，只要同姓同宗就可以认为兄弟。按年龄排行，在李白的诗中就有“张十四”、“刘十六”、“裴十八”、“萧二十一”等名字，这当然不会是一个家庭中有那么多亲兄弟。又如白居易叫“白二十二”，其实他的亲兄弟只有幼文、行简、幼美，他排行第二，其他十几个弟兄都不是他一个家庭的。白居易诗《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下邽诸弟妹》，其中只有大兄幼文是亲兄长，其他皆为从兄弟。同样，在李白诗中提到的李凝、沈、皓、令问……皆为从兄弟，是他出蜀后才认识的，并非他父亲从西域带回的一大家人。据北宋杨天惠的《彰明逸事》载，李白“清廉乡故居遗址尚在，废为寺，名陇西院……有妹月圆，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今在陇西院旁百步外。”陇西院、李月圆墓及其故居粉竹楼遗址至今还在，这说明李白只有亲兄妹二人。李白故居陇西院在北宋初“已为浮屠者居之”。而唐末至宋初，彰明一带并未发生过大的战乱，若李姓是大家豪族，绝不可能后继无人，以致经二三百年故居就变成了庙宇。由此可见，李白之父并没有迁了一大家人来青莲乡定居。
郭沫若先生说李白之父是富商，带了一大家人在神龙之初从碎叶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据史籍记载：“长安三年(703)……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旧唐书》载：神龙二年(706)唐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上疏：“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得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这场混战从公元703年延续到公元706年。在“安西道绝”的情况下，李白之父怎么可能身怀万贯家财，带着一大家人去走“绝道”？总之，从“李十二”推想李父是大富商是站不住脚的。
郭沫若说：“李家商业的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了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唐代的商业虽然比前代发达，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唐代的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在巴蜀设庄口(相当于总公司)，又在长江沿岸分设庄口(分公司)的大商人，不能把封建社会后期才可能出现的事推测在李白之父身上。即使如郭老所述的李白之父经营了那么大的商业，其家庭必然住于通都大邑，才便于运销商品和获得信息。可是绵州昌明县青莲乡既非通都大邑，又非交通要冲，而是一个偏远的小乡。据引《旧唐书·地理志》载：“绵州，上，旧领县九，户四万三千九百四，口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三。”这九县之一的昌明县属于“紧”县。唐代按“户口多少，资地美恶”，将州分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通典·职官》)。绵州昌明县属于第五等州的第四等县，不过几千户、万多人口的小县，青莲又是这样一个小县的乡，距昌明县城七公里。当时巴蜀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是金牛道，青莲乡距金牛道上的绵州还有三十公里。通往中原的另一条道路——阴平道虽然要经过青莲乡，但这条道路在当时并非商业繁荣的交通要道。从青莲乡沿阴平道向北九十公里就是人烟稀少的龙州江油郡，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时全郡才四千多人，“秦汉曹魏为无人之境，邓艾伐蜀，由阴平景谷，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攀木缘崖，鱼贯而进，以至江油”。李白《题江油尉厅》说这里是“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这样冷寂的地方绝不是经营大商业的人感兴趣的。根据唐代法令：“诸非州县治所，不得置市。”在乡场上唐代曾出现过“草市”，即隔日或隔数日进行集市贸易，在集市上主要是农民之间相互进行交易，调节余缺，与外界商业联系非常稀少，不可能存在资金雄厚的大豪商。在乡场上也有一些本小利微的开铺店的商人，可是李白的故居并不在青莲场上，而是在离开场镇一公里的天宝山上，这里绝非昔日的市集所在地。很难设想一个“争利于市”的大商人会住在与市集不挨边，距繁华的交通要道很远的偏僻之处，从李白故居的所在地就足以推翻“富商说”。
持李白之家为“富商”说者，认为李白青少年时代就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其根据是李白《留别广陵诸公》：“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其实用金、银、玉等形容用具在古诗中很常见，这不过是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铜羁”也可以说成“金羁”，普通的剑也可以说成“龙泉”，不能据此作出李白家庭很富有的结论。从现有史料来看，李白青少年生活并不很富裕。在李白隐居处大匡山有一块北宋熙宁戊申(1068)立的《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碑，内述：“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止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平，有十载。”又北宋元符二年(1099)在彰明做县令的杨天惠的《彰明逸事》云：“闻唐李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小吏的政治地位是很低的，收入也很微薄，而李白是少年时(大约十五岁)就去做小吏，正是因为生活所迫。哪有过着挥金如土的富商的儿子去做小吏的。有人从假设的“富商”去否定有史料依据的“小吏”，倒是应当以有史料依据的“小吏”去否定假设的“富商”。
李白隐居在匡山的生活是否很富裕呢？他写过一首《冬日归旧山》：“未洗染尘缨，归来芳草平。一条藤经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白犬离村吠，苍苔上壁生。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鸣。木落禽巢在，篱疏兽路成。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旧山”即匡山，这在宋碑《勃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中说得很明白：“太白旧山大明古寺，靠戴天之山。”《江油县志》、《彰明县志》也都认定此诗为李白少年时所作，诗中写的景色也与匡山相合，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白隐居匡山时生活是很艰苦的，住地十分简陋，野鸡可以飞进厨房，野兽可以穿过疏篱，墙壁生青苔，老鼠满屋窜，哪有一点富家豪华的迹象，或者说李白“隐于岷山之阳(即匡山)……养奇禽千计”，不是要用很多钱吗？笔者认为不能理解为李白花了大量金钱去喂养他们。匡山一带原本是“树深时见鹿”人烟稀少的地方，鸟兽甚多。匡山至今还有饲鹤池、白鹤洞等遗迹。笔者少年居于此山之麓，当时森林未被破坏，亲眼看见山中有大批白鹭和黄麂栖息，见人不惊。李白酷爱大自然，采集野生饲料，以备鸟兽食用，与鸟兽和睦相处，这并不奇怪。与大匡山遥遥相对的窦圌山上，唐代也有一位隐者与李白的情况相似。据杜光庭《窦圌山记》：唐咸通壬辰(872年)“有毛意欢者……隐在穴中……山多毒蛇猛虎，人莫敢独往，意欢虽夜归，亦无所畏，常有二鸦栖岩下，客将至，鸦必飞鸣，意欢乃整饬宾榻，未几客果至矣”。毛意欢与李白都是道教的信徒，他们把自己融合于大自然中，与鸟兽和谐相处，绝不需耗费大量金钱来搞人工饲养，更不能以此证明李父是富商。
从李白出蜀后的经济来源也看不出李白的家庭是富商。前面谈到李白之家并非富商，在李白出蜀后也看不出与家乡父母有什么联系。王琦说：“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疑其迁化久矣。”这种怀疑很有道理。在李白故里仅有其妹月圆的墓而无李白父母的墓，这说明李白的父母至迟在李白出名之前已经去世，青莲民间传说，在李白十多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因此李白出蜀后再没有得到蜀中老家经济上的接济。那么他长期漫游，有时还显得很富有，其经济来源又是怎样的呢？这里分几个时期来研究：
一、刚出蜀时主要靠朋友的赠与
认为李白家为富商的重要依据是《上安州裴长史书》自叙出蜀后“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这是夸大之词，他肯定不可能带这么多钱出蜀。当时流行的货币是武德年间铸的“开元通宝”铜币，还杂用布帛。开元通宝一千钱重六斤四两(4229克)，三十余万钱应有一千二百多公斤重，怎么能带这么多。唐代虽有类似汇票的飞钱便于长途携带，但它最早出现于李白死后几十年的唐宪宗时期。固然，李白出蜀是筹集了一笔路费，但不一定全是从家中拿出来的。这只要与他青年时代的任侠生活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这笔钱的来源。李白诗云：“忆昔少年时，结交赵与燕。”(《留别广陵诸公》)“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少任侠，不事产业。”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这都说明李白在蜀中任侠仗义，结交甚广。游侠以扶危济困为宗旨，存交重义，轻财好施，他们自己不治产业，不重财富，为人排忧解难，对朋友往往解囊相助，而自己的用费也来自朋友赠与。李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时，他结交的游侠朋友必然赠与他不少路费。这些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当他遇到“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因此他很快又穷困了，出蜀后约两年在江夏营葬好友吴指南时又不得不“丐贷”。从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的这段叙述看出他的确是“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并无一个富商之家作为漫游的“富厚的后台”。李家烈先生说：李白出蜀是与吴指南结成“商帮”，到长江中下游做生意，吴指南死后，草草掩埋，便行色匆匆地到金陵去处理商务上的事。这种臆测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既是“商帮”，怎么只有李白一人背着吴指南的遗骨去安葬？既是“商帮”，几个安埋费总是有的吧!何至于去“丐贷”？
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期间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许相公家，有时也主动向人乞求周济。李白二十七岁时以其超人的才华被宰相门第的许家看中，招赘为婿。许家是世代为官的大官僚地主，许圉师的祖父在隋末就是夷陵的地方官。父许绍在建立唐朝时立过功，封为安陆郡公，后升谯国公，做过峡州刺史。许圉师在高宗初年做过左相，后贬为虔州刺史，至上元中再迁为户部尚书，他的一个儿子当过泽州刺史。当时江淮有个说法：“贵如郝、许，富如田、彭”，可见许家是相当有名的大官僚地主。李白既招赘为婿，必然得到一份可观的家产。他说：“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入远构石室，选幽开山田。”(《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又说：“小节岂足言，退耕舂陵东。”(《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可见许相公家是给了李白夫妻田庄别墅的。这笔家产支撑他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有时也显得很阔绰，如游襄阳时“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风笙龙管行相催”(《襄阳歌》)。不过在漫游中的浩大开支也并非全部从安陆家中拿出去的，有些显然是朋友的款待与馈赠，如到并州就是元参军的邀请和热情接待，“行来北京(指太原)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李白三十岁左右一入长安，自然是从安陆家中带去了一笔旅费，不过并不很丰厚，干谒也未成功，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主动求助于人。《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云：“饥从漂母食，闲缀羽陵简。园家逢秋蔬，藜藿不满眼。蟏蛸结思幽，蟋蟀伤褊浅。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绿藓。投箸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可见其生活很困苦，已弄到断炊绝粮，寄食田家吃野菜度日的地步，不得不求援于张垍。这次在长安住不下去，又曾去过邠州、坊州。其境况也是很困难的。“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赠新平少年》)“前荣后枯相翻覆，何惜余光及棣华”(《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这些诗是很明显的请求对方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