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长安后返回安陆，其景况也不好，《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乌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倘不接，甘与秋草同。”这是向一位县尉请求接济，可能这时许氏夫人已经去世，安陆也没有多少家产，无法继续住下去，不得不移居东鲁。
刚到东鲁时，生活也还是困难的，见《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鲁缟如白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他日见张禄，绨袍怀旧恩。”刘长史给他送了五匹缣就如此感激，而且以穷愁潦倒时的范雎(张禄)自比，可见处境的困难。从这首诗也足以推翻李白到山东是做鲁缟生意的观点，一个手中经营成千上万匹鲁缟的人竟然那么感激刘长史送的五匹缟，说得通吗？刘长史会给做鲁缟生产的送缟吗？在《赠从弟冽》中云：“顾余乏尺土，东作谁相携。”可见在寓居山东的前期是无田产的。有人认为李白到山东是为了经商，在任城建立了一个商业点，这仅仅从任城商业比较繁荣推测出来的。事实上李白把家和孩子安置在任城而他本人并未长住任城，更多的时间是与“竹溪六逸”隐居于徂徕山，或游泰山、鲁郡等地，从这段时期的诗歌中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商业活动。
三、李白诗名大振以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靠诗名谋取馈赠
唐代是诗歌繁荣的时代，诗人们凭借他们的诗歌得到社会的尊敬与荣誉。李白在诗名大振以后更是受到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倾慕，他的经济来源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天宝元年唐玄宗召见李白时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得此。”可见在玄宗召见之前李白已成名扬天下的诗人了。玄宗需要这样的诗人为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因而初见之时十分宠幸，让他做翰林供奉，“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皇帝对他各种临时性的赏赐当然是非常丰富的。但并未给他品官的俸禄，也没有按均田制规定给品官应有的永业田，因为翰林供奉并非正式的官员。《文献通考》说李白入翰林是“但假其名，而无所职”，宋程大昌《雍录》说：“如李白辈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许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传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数欲命白以官，为宫中所捍而止。是白在天宝竟无官也。”魏万也说李白“年五十尚无禄位”。李白这个翰林供奉不过是行政系统以外的皇帝的文学侍从，并未列入朝廷的品官编制，当然无固定的俸禄收入。由于李白不甘心做御用文人，终于被玄宗很体面地打发出京，即所谓“赐金归之”，这笔钱的数目当然是不少的。李白离京时送行场面很盛大，“开筵引祖帐，慰此远徂征。鞍马若浮云，送余骠骑亭。歌钟不尽意，白日落昆明”(《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些送行的朋友当然也有所馈赠。此次李白出京与上次大不相同，他已经是受过皇帝宠信的著名诗人了，所到之处“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诸侯交迓驰朱轮，白璧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官僚贵族们对李白接待唯恐不周，馈赠唯恐菲薄。他们之中有仰慕李白诗名的，有敬重李白为人的，也有附庸风雅的，他们需要李白为之增饰光彩。此时的李白绝不会为漫游中的巨大开支而发愁，他不消开口，自然有人为他解决。
李白也用皇帝的赐金和朋友们的馈赠在东鲁购置了一些田产和楼房。《寄东鲁二稚子》云：“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太平广记》记载，李白“于任城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书情赠蔡舍人雄》云：“闲时田亩中，搔背牧鸡鹅。”《秋夜独坐怀故山》云：“拙薄遂疏绝，归闲事耦耕。”这些都说明李白在山东是有田产房屋的，主要是作为他儿女的生活之用，可以解除他漫游的后顾之忧。
李白在五十岁时，在梁园娶前宰相宗楚客之孙女为妻，宗家虽早已失势，但家产并未抄没，宗氏的弟弟宗璟和李白感情又很好，对李白会有所资助，也可能给了一定的田产。不过李白自来是不爱治产业的，他的任侠作风使他轻财重义，不去孜孜追求财富的积聚。《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云：“徒于五诸侯，不致百金产。”《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云：“颜公二十万，尽付酒家钱。兴发每取之，聊向醉中仙。”诗中用颜延之送陶潜酒钱的典故，说明他接受别人馈赠后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所以“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他的经济生活极不稳定。在他五十岁左右写的《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宗林》说：“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这说明为了生计也与人搭伙做过生意，但这绝不能证明他是富商。若是富商怎么会“穷”和“饥”呢？
四、李白晚年穷愁潦倒，常主动向人乞求周济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人民被拖入灾难的深渊，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在战争最激烈的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李白在鲁中的家产和宗氏家所在的梁园一带都陷于叛军，断绝了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公元757年李白参加永王璘幕府，卷入皇室内部的争斗，陷入冤狱，后来又被长流夜郎，这一系列的变故不能不使李白的生活陷于困境。尽管他的诗名很大，也确实有一些忠实的能共患难的朋友在困难中帮助他，流放途中也有一些地方官热情接待他，但毕竟有不少势利者对他冷漠或敌视，甚至弄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李白也哀叹“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崄巇”(《古风五十九首》)，“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再不像前段时期那样处处有人给他主动馈赠，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向别人求援。如《赠刘都使》：“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回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所求竟无绪，裘马欲催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又如《赠友人》其三：“虎伏避胡尘，渔歌游海滨。弊裘耻妻嫂，长剑托交亲。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他日青云去，黄金报主人。”在他的一些诗中可以看出有时把自己比为涸辙之鲋(见《江夏赠史郎中》)，有时把自己比为连蜡烛也照不起的贫人(见《陈情赠友人》)，有时把宝剑当来付酒钱(见《醉后赠从甥高镇》)或“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在五松山一户农家吃到一餐雕胡饭时，竟至“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生活的窘迫。虽有朋友们的周济也解决不了生活的困难，“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最后客居在李阳冰处贫病而死。
李白逝世后并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云：“访公之子孙……皆编户氓也……衣服村落，形容朴野……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李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却并未给自己儿孙留下物质财富。
李家烈先生为了论证李白家是商人，就把李白到过的一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如扬州、金陵、杭州……说成是李白去从事商务活动，若照此推理方法，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到过商业繁荣的城市的人定为商人。这是在逻辑推理方法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漫游名山大川的时间比住商业都市的时间长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李白跑到山上去做生意吗？李白因从璘而下狱，宋若思、崔涣、张镐等积极营救，这是崇高友情的表现，李家烈先生硬说这是一种官商勾结，宋若思们不仅受了李白的贿，还参与了李白的商业活动，不救李白就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否则他们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救一个犯杀头罪的人，而高适虽是李白好友，但他未参加李白的商务活动，所以虽可以救而不去救。这是一种大胆的无中生有的想象，是以现代人“有钱可使鬼推磨”的心理去揣摩李白与宋若思等人的关系，实在把李白、宋若思、高适等人的品德贬得太低了。唐代有贪官，也有官员与商人勾结，还有“官倒”，但找不出救援李白的几位官员是贪官、官商的史料依据。从李白给崔涣、宋若思、张镐等人的诗中，丝毫找不出庸俗的肮脏的金钱交易关系，只看到可贵的友情，李白不仅未向他们行贿，张镐反而向危难中的李白赠送衣物。李白诗《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其中有“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这就有力地否定了李白行贿说。总之，说李白是富商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节 李白不是西域胡人，更非外国人
李白是我国的伟大诗人，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他当然是中国人，是汉族人，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近几十年却出现了异议。在1930年就有人说李白是生在大食国的外国人，陈寅恪先生则说李白“本为西域胡人”。后来又有人说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或中国化的突厥人。詹锳先生同意陈寅恪的观点，加以论证，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批驳了李白是西域胡人的观点，说“李白肯定是汉人”。日本松浦友久先生又反驳郭沫若的观点，认为“李白的家世本来是西域异族”，笔者曾对松浦先生的观点质疑过，后来李家烈先生又重申松浦先生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认为“李白不是汉人，亦非边疆民族”，也就是说李白是地地道道的“老外”，徐文海、李晓峰先生的《李白诗酒人生》一书中，竟赫然出现一个小标题：“李白是外国人。”对此不能不一辩。
说李白不是汉人，甚至说是外国人，其论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中亚碎叶是唐代才纳入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因此李白先世不可能是隋末贬谪到中亚的，他们原本就是住在西域的胡人。(2)李白及其亲友故意隐瞒异族家世，以免政治上受歧视。(3)李白之父无真实名字。(4)李白懂外语。(5)李白的生活习性不像汉人。(6)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相去甚远。(7)李白的外貌不像汉人。现就以上几点，提出笔者的不同看法。
一、隋末唐初大量中原人迁入西域，李白先人就是这些迁徙者之一
持李白异族说者，只看到了中亚纳入唐代版图的时间，而忽视了在这之前中原汉人已与中亚有密切交往。早在西汉时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碎叶地区就属汉朝西域都护管辖。魏晋以后这一地区仍然与中原保持着政治和经济上的某种联系。6世纪中叶，突厥强盛，控制了东到辽河，西至里海的广大地区。隋初，突厥分为东西两部，碎叶成为西突厥统治的心腹地带，隋朝西部的版图达且末、鄯善、伊吾(都在今新疆境内)。隋朝与突厥时战时和，交往非常密切，隋朝为加强西部边防，在且末以东“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如薛道衡被缢杀后，“妻子徙且末”。隋末天下大乱，大量中原汉人迁往突厥控制的地区，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北史·突厥传》：“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突厥)者无数。”《新唐书·高昌传》：“大业末，华民多奔突厥。”《大唐创业起居注》：“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连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和孙子杨正道也跑到突厥去了，突厥可汗还替杨正道组织了一个流亡政府。这些逃亡去的或被突厥掳掠去的中原汉人，在唐初有一部分被赎回，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载：“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唐太宗)遣使，以金帛赎之”，“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有一部分汉人则继续留居西域，如玄奘西行经“呾逻私城……南行十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
根据李白自述而写成的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世孙……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碑”说李白“其先陇西成纪人……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这些记载与前述的历史背景是吻合的。隋末有十万以上的中原人去突厥控制下的西域，李白之先辈为何不是这十余万分之一呢？至于去西域的原因，《草堂集序》说是“谪居”，“范碑”说是“被窜”，这里有因罪被流放的意思，也包含有由汉民族居地移往外域的意思。隋大业中，西域的且末就有轻罪人徙居，李白的先辈就是其中之一，大业末天下大乱，河西走廊一带也燃起了战火，他们又随着中原人向西域迁徙的大潮流，再向西迁至碎叶，定居下来。后来就把这一段经历笼统地称之为“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泛指西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李白的先辈应当是《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的“走胡奔越”的“书生”之一，他们保存了“中国之礼”即汉文化传统，一代代传下来，由李白继承。
二、李白及亲友并未承认其为异族
究竟李白是不是胡人，首先应尊重李白本人的意见。从李白的诗文中以及根据他的直接、间接口授而写成的《李翰林集序》、《草堂集序》、“范碑”等具有权威性的材料中丝毫也看不出他是异族人，而是说他祖籍陇西成纪，李广之后，凉武昭王九代孙，是地道的汉人。李白曾与许多李唐宗室认亲，姑无论他是不是真正的李暠九代孙，但起码他是汉人才有可能与李唐宗室的人称兄道弟。既然当年李白及其亲友都未承认异族出身，为什么事隔千余年后我们硬要说他是异族出身呢？又何必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弄得很复杂呢？
松浦先生也承认李白“在主观上是把自己当做汉人的”，但他又说李白是有意隐瞒自己的异族出身，因为异族人“参与政治和依靠权势者的推荐而显达是没有希望的，甚至连通过科举而参与政治也是不可能的”。李家烈先生说，“在唐人眼中，胡人地位相当低下”，李白为了不被人歧视，不得不掩饰自己是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