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醒来,少年发现自己躺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脑壳里如同□了钉子一般疼痛。
那时,公社卫生院的条件简陋,床上铺的是蒲草席,褥子被子上都是斑斑点点的污渍。一个洗脸盆架挂着吊瓶,一条软管蛇一样垂下,咬着他的手臂——他正在输液。
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老农,枕着被子,闭着眼哼哼唧唧的。
进来一个人,不是穿白大褂的护士,是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姓闫。闫老师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整天价阴着个脸,从未见他笑过,同学们背地都叫他“眼镜蛇”。
“我怎么在这儿?”他问闫老师。
“你自己能不知道吗?”
“我喝晕了,不记得后来的事。”
“正想问你哩,赵老师哪儿去了?”
“赵老师他怎么啦?”
“没影儿了。昨夜里,你和他在一块儿,说说怎么回事?”
“我真不知道。”
“胡说!你和摘帽右派分子打得火热,你就不怕被他染黑了吗?”
“我本来就是个‘黑人’……”
从卫生院出来,少年从同学嘴里知道了酒后所发生的事——第二天人们没有看到赵老师,有好事者便汇报到教导处主任闫老师那儿,几个人便慌忙到赵老师寝室找。只见门大敞着,屋内一片狼藉,少年趴在小桌上不省人事……
“要不是敞着门,你的小命阎王爷就给你收了……”
“咋啦?”
“煤气中毒——赵老师这开门一走,救了你一命!”
“赵老师去哪儿啦?”
“不知道。”
“听你的这腔儿真像赵老师……”
经过那一夜,门子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只是这普通话里夹带有本地方言的音调。同学取笑他,他也不恼,心想,不说普通话,怎么能对得起赵老师?
想起赵老师,他就想喝酒——他这辈子看样子离不开酒了。
一声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