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晴朗有风的早晨,我们在普罗旺斯不期而遇。当时,我正坐在圣雷米[1]一家咖啡厅外面,朝着白日光照下光秃秃的梧桐树张望。一位服务员给我送过咖啡,站到门前。他身上的红马甲已经破旧,看上去他好像当了一辈子服务员了。时不时地,他抽上一口烟。一辆噼里啪啦响着的小摩托车驶来,一个女孩横坐在后座上,他赶紧向她招手——活像我学生时代看过的老片子。小摩托车已经不见了踪影,他脸上的微笑还保持了一阵。我想着那所医院,我不在那儿工作已经是第三周了,又朝那位服务员望去。现在他的表情已复原,眼睛望在空处。我问自己,如果我一直过着他的日子,不是我的,该会怎样。
出现在红色标致车里的马亭·梵特,起先只是一个一头灰发的家伙,车牌是伯尔尼的。他要泊车。尽管有足够的空地,他泊得还是很差劲。谁会想到,这么一个大个子泊车会这么不自信。他下了车,朝咖啡厅走来,躲过车辆的脚步倒还自信。他深色的眼睛略有所思地从我脸上扫过,然后走进咖啡厅。
我想起汤姆·考特尼,就是电影《长跑者的孤独》[2]中的男演员,尽管梵特一点不像他。这两个男人相像的只是他们的眼神和走路的样子,他们面对世界及面对自己的方式。汤姆·考特尼是个有些笨手笨脚的瘦高男孩,脸上总带着狡黠的坏笑。少年感化院院长讨厌他,但需要让他成为长跑新星去击败其他同类感化院。这样在别人上课的时候,他被允许练习长跑。他跑啊跑,穿过秋日多彩的叶子,镜头里的他,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这一天终于来了,汤姆·考特尼远远跑在前面,对手们个个目瞪口呆,考特尼拐入终点直道,特写镜头上,一张胖嘟嘟的脸光彩大放,是院长正兴奋地为这即将获得的成功而庆贺。还剩一百米了,还有五十米就到终点了,这时考特尼却恼人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站住了。
院长一脸惊诧,现在他看出男孩的意图了,现在是他被捏在了这个男孩手里,这是对他所有刁难使坏的报复。男孩坐到地上,抖着他那本该接着奔跑的腿。对手跑过了终点线,考特尼的脸上现出凯旋般的坏笑。我那时就喜欢看那个坏笑,看了中午场,下午还看,看了晚上的,还要看周六夜场。
这个男人脸上可能也挂着这种坏笑。当梵特走出咖啡厅,坐到我邻桌上时,我这样想。他将一根香烟叼进嘴里,用手挡着风,罩着打火机打火。让烟气在肺部停了片刻,呼出时他朝我看了一眼,令我惊讶的是,这双眼睛可以如此温和。
“有风,天还挺冷。”他说的是伯尔尼地方话,说着把夹克往胸前拉了拉。
“是啊,”我也说伯尔尼话,“我也没想到,这里的一月还会这样。”
这时他眼神发生了些变化。在这儿遇见一个瑞士同胞,没有让他感到多么高兴。我有种冒昧的感觉。
“会这样的,”他还说着伯尔尼地方话,“经常这样的。”他一边说,一边将眼光沿着马路望去,“我没看见有瑞士车牌。”
“我的车是租的,”我说,“明天坐火车回伯尔尼。”服务员给他拿来一杯彼诺[3]。一时间,我们两人都没说什么。噼里啪啦作响的小摩托车带着后座上的女孩又开了过来。服务员挥了挥手。
我把咖啡钱放在桌上,准备离开。
“明天我也准备回去。”这时梵特说,“我们可以一起走。”
他看出来了,这是我所期待的。
“这只是一个想法。”他补充说,脸上闪过一个乞求原谅的苦笑,还带着奇特的伤感。这一下他又成了那个把车泊得很差的男人。临睡前,我还想,汤姆·考特尼也可以那样笑,梦里,他果然这样笑了。在一个女孩跟前,他的嘴唇离一个女孩越来越近,女孩吓得直后退。“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想法,”考特尼说,“并没有别的,别的什么都不是。”
“好啊,为什么不呢。”现在我说。
梵特叫来服务员,要两瓶彼诺。我摇头拒绝了。外科医生早晨不能喝酒,不干这行了也不喝。我坐到他桌边。“我姓梵特,”他说,“叫马亭·梵特。”我向他伸出手,“我姓佐克,阿德里·佐克”。
他说,在这里他已经住了几天。接着是停顿,脸上似乎神色渐暗的时候,他又说:“为了对过去……的回忆。”
过后我们上路的时候,他会对我说的。那很可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让人难过的故事,我有个感觉,这个故事会让我受不了。我已经受够了自己的事。
我望着那条梧桐树大街,这条大马路一直通向外埠,又望望这柔和色彩中冬天的普罗旺斯。我是来看女儿的,她在阿维尼翁[4]的一家医院工作。我女儿,她不需要我了,早就不需要了。“你?提前退休了?”她问,本希望她会多问一些。这时她儿子从学校回家晚了,莱斯丽对保姆很恼火,因为她晚上得值夜班。于是,我们就像街上相遇的两个陌路人。
她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会去看你的,”她又说,“反正现在你有时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她不会来的。她已经很多年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也没来过伯尔尼了。其实,我们——我和我的女儿,相互知道得很少。
在阿维尼翁火车站,租上一辆车,我便乘兴上了路。路上跑了三天,走的都是小路,晚上住乡村旅馆,在艾格莫尔特海湾停了半天,就吃三明治,喝咖啡,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萨默塞特·毛姆[5]。有时,我果然可以将那个那天突然出现在车前的男孩忘掉,但忘掉的时间从没有超过半天。我会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觉得被口罩捂得喘不过气来,冷汗流过眼睛。
“你来吧,保罗。”我对中级医师说着,把手术刀递给他。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我保持慢速行驶。当高兴地看到前面一段路很空旷时,我有时能看到口罩上保罗明亮的眼睛,看到那里的不可思议,以及错愕。
我不想听马亭·梵特的故事。
“今天我还要去卡马格[6],去桑泰斯马里耶德拉梅[7]。”他又说道。
我看着他。如果我犹豫的时间再长点,他的眼光又会硬得像站在院长跟前的汤姆·考特尼的。
“我也去。”我说。
我们驾车离开时,风已经停了。车窗很快暖和起来。离开阿尔勒向南方驶去时,梵特说:“卡马格,就是世界尽头。塞西尔总这么说,就是我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