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晴朗有风的早晨，我们在普罗旺斯不期而遇。当时，我正坐在圣雷米[1]一家咖啡厅外面，朝着白日光照下光秃秃的梧桐树张望。一位服务员给我送过咖啡，站到门前。他身上的红马甲已经破旧，看上去他好像当了一辈子服务员了。时不时地，他抽上一口烟。一辆噼里啪啦响着的小摩托车驶来，一个女孩横坐在后座上，他赶紧向她招手——活像我学生时代看过的老片子。小摩托车已经不见了踪影，他脸上的微笑还保持了一阵。我想着那所医院，我不在那儿工作已经是第三周了，又朝那位服务员望去。现在他的表情已复原，眼睛望在空处。我问自己，如果我一直过着他的日子，不是我的，该会怎样。
出现在红色标致车里的马亭·梵特，起先只是一个一头灰发的家伙，车牌是伯尔尼的。他要泊车。尽管有足够的空地，他泊得还是很差劲。谁会想到，这么一个大个子泊车会这么不自信。他下了车，朝咖啡厅走来，躲过车辆的脚步倒还自信。他深色的眼睛略有所思地从我脸上扫过，然后走进咖啡厅。
我想起汤姆·考特尼，就是电影《长跑者的孤独》[2]中的男演员，尽管梵特一点不像他。这两个男人相像的只是他们的眼神和走路的样子，他们面对世界及面对自己的方式。汤姆·考特尼是个有些笨手笨脚的瘦高男孩，脸上总带着狡黠的坏笑。少年感化院院长讨厌他，但需要让他成为长跑新星去击败其他同类感化院。这样在别人上课的时候，他被允许练习长跑。他跑啊跑，穿过秋日多彩的叶子，镜头里的他，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这一天终于来了，汤姆·考特尼远远跑在前面，对手们个个目瞪口呆，考特尼拐入终点直道，特写镜头上，一张胖嘟嘟的脸光彩大放，是院长正兴奋地为这即将获得的成功而庆贺。还剩一百米了，还有五十米就到终点了，这时考特尼却恼人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站住了。
院长一脸惊诧，现在他看出男孩的意图了，现在是他被捏在了这个男孩手里，这是对他所有刁难使坏的报复。男孩坐到地上，抖着他那本该接着奔跑的腿。对手跑过了终点线，考特尼的脸上现出凯旋般的坏笑。我那时就喜欢看那个坏笑，看了中午场，下午还看，看了晚上的，还要看周六夜场。
这个男人脸上可能也挂着这种坏笑。当梵特走出咖啡厅，坐到我邻桌上时，我这样想。他将一根香烟叼进嘴里，用手挡着风，罩着打火机打火。让烟气在肺部停了片刻，呼出时他朝我看了一眼，令我惊讶的是，这双眼睛可以如此温和。
“有风，天还挺冷。”他说的是伯尔尼地方话，说着把夹克往胸前拉了拉。
“是啊，”我也说伯尔尼话，“我也没想到，这里的一月还会这样。”
这时他眼神发生了些变化。在这儿遇见一个瑞士同胞，没有让他感到多么高兴。我有种冒昧的感觉。
“会这样的，”他还说着伯尔尼地方话，“经常这样的。”他一边说，一边将眼光沿着马路望去，“我没看见有瑞士车牌。”
“我的车是租的，”我说，“明天坐火车回伯尔尼。”服务员给他拿来一杯彼诺[3]。一时间，我们两人都没说什么。噼里啪啦作响的小摩托车带着后座上的女孩又开了过来。服务员挥了挥手。
我把咖啡钱放在桌上，准备离开。
“明天我也准备回去。”这时梵特说，“我们可以一起走。”
他看出来了，这是我所期待的。
“这只是一个想法。”他补充说，脸上闪过一个乞求原谅的苦笑，还带着奇特的伤感。这一下他又成了那个把车泊得很差的男人。临睡前，我还想，汤姆·考特尼也可以那样笑，梦里，他果然这样笑了。在一个女孩跟前，他的嘴唇离一个女孩越来越近，女孩吓得直后退。“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想法，”考特尼说，“并没有别的，别的什么都不是。”
“好啊，为什么不呢。”现在我说。
梵特叫来服务员，要两瓶彼诺。我摇头拒绝了。外科医生早晨不能喝酒，不干这行了也不喝。我坐到他桌边。“我姓梵特，”他说，“叫马亭·梵特。”我向他伸出手，“我姓佐克，阿德里·佐克”。
他说，在这里他已经住了几天。接着是停顿，脸上似乎神色渐暗的时候，他又说：“为了对过去……的回忆。”
过后我们上路的时候，他会对我说的。那很可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让人难过的故事，我有个感觉，这个故事会让我受不了。我已经受够了自己的事。
我望着那条梧桐树大街，这条大马路一直通向外埠，又望望这柔和色彩中冬天的普罗旺斯。我是来看女儿的，她在阿维尼翁[4]的一家医院工作。我女儿，她不需要我了，早就不需要了。“你？提前退休了？”她问，本希望她会多问一些。这时她儿子从学校回家晚了，莱斯丽对保姆很恼火，因为她晚上得值夜班。于是，我们就像街上相遇的两个陌路人。
她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会去看你的，”她又说，“反正现在你有时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她不会来的。她已经很多年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也没来过伯尔尼了。其实，我们——我和我的女儿，相互知道得很少。
在阿维尼翁火车站，租上一辆车，我便乘兴上了路。路上跑了三天，走的都是小路，晚上住乡村旅馆，在艾格莫尔特海湾停了半天，就吃三明治，喝咖啡，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萨默塞特·毛姆[5]。有时，我果然可以将那个那天突然出现在车前的男孩忘掉，但忘掉的时间从没有超过半天。我会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觉得被口罩捂得喘不过气来，冷汗流过眼睛。
“你来吧，保罗。”我对中级医师说着，把手术刀递给他。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我保持慢速行驶。当高兴地看到前面一段路很空旷时，我有时能看到口罩上保罗明亮的眼睛，看到那里的不可思议，以及错愕。
我不想听马亭·梵特的故事。
“今天我还要去卡马格[6]，去桑泰斯马里耶德拉梅[7]。”他又说道。
我看着他。如果我犹豫的时间再长点，他的眼光又会硬得像站在院长跟前的汤姆·考特尼的。
“我也去。”我说。
我们驾车离开时，风已经停了。车窗很快暖和起来。离开阿尔勒向南方驶去时，梵特说：“卡马格，就是世界尽头。塞西尔总这么说，就是我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