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其中有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舒新城先生早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从事教育事业，始终关注着青年的未来，也即国家的前途命运。这篇《中学生的将来》是舒新城先生多年教育经验的结晶。
一
我这次到绍兴，是考察江浙皖三省的中等教育便道过此的，目的只在考察，所以没有预备讲演。我原定今日上午去杭州，因贵校开全体停课的辩论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留住半日改于晚间起行。方校长初约我和诸位谈话，我本不答应；后来听得辩论会诸位一番宏论之后，却倒有几句话要向诸位说说。这一次的谈话，可以说是临时的感想。在这感想之中，或者有些要开罪诸位的地方，还请诸位原谅。
二
今日谈话的题目姑定为《中学生的将来》，共分作四项讲：一、一般人与中学生对于中学生的观念；二、从统计上看中学生的地位与责任；三、中学生将来的出路；四、中学生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先讲第一项。
中国有中学校的名称，以1898年上海南洋公学的附属中学为始，到现在不到三十年，时间上可算是很短。但中学生三字却有了特别的意义，就是中学生为“社会中坚人物”。“中坚人物”四字，在一般人看来，有下列几种意义。
（一）有充分的学识，能主持社会上各种事业。
（二）有良好的行为，能得社会上多数人的信仰，为多数人所依归。
（三）社会上发生事变时，能主持正义，指导群众。
（四）社会上有应兴革的事情，能以身作则，竭力进行。
（五）无论何时，均能以公众福利为前提，处处为公众谋幸福。
在中学生自身看来，除上述者外，还有几种特殊的意义如下。
（一）在学识上小学生知识较浅，不足以领导群众，大学生学识又太高，亦难为群众所了解而使之遵从，只有中学生间于二者之间，上有了解专门学识的基础，下又足以使群众了解其言行；民主国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当植立于民众意志之上，中学生在一切活动中当然为重镇。
（二）现在社会上各种事业虽然趋重分工，但无论治何种职业，都要有充分的常识，中学生受了较高深的普通教育，常识自然充足，能担任较高等的职业，在职业界亦可为重镇。
（三）中学生因受过相当的教育，对于世界潮流、国家事变有相当的见解，并且系中产阶级，有余暇时间与闻政治。以其识力与地位可以左右国家政局，在政治上也可为重镇。
一般人与中学生自己对于中学生都有这样重视的观念，所以诸位辩论中谈到中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与改造社会国家的意见很多。我坐在下面听着觉得很有兴味，并回想到十四五年前我在中等学校读书的时候情形——差不多也和诸位相同，不过所讲的是“排满”罢了——深与诸位表同情。
三
一般人与中学生自己对于“中学生”既然都有这样重视的观念，中学生对于社会与国家所负的责任很重，自然是不待言的。中学生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如何？应负的责任怎样？我们可以从统计表中看出来。据中华教育改进社去年（1923）的报告，全国公私立中学校（1922—1923）与教会中学校（1920）的学生共118598人，而全国人口据1922年（民国十一年）邮务局的调查共447154953人（京兆区之一县及蒙古与南满所属之一县及西藏未列入），差不多要4000人才有一个中学生，在数量上我们知道每个中学生是由4000人中间选择出来的，就是4000人中间的代表。古人说：“智过十人者为杰，智过百人者为俊。”现在的中学生为4000人中之选，其智当过4000人，可称为杰中之杰，俊中之俊。中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既如此尊贵，无怪乎一般人都重视他。可是重视虽被人重视，但是责任却又不小，因为4000人中只有一个中学生，其余的3999人虽然照统计上也占半个中等学生——如师范、甲种实业学生之类，共60206人——三分之一个高等学生——共34880人——可以负一部分责任，但他最少亦当对于3000人以上的行为、知识、生活种种方面负指导、改进的责任。诸君现在在校求学，有父兄供给经费，有师长指导学行，遇有问题，亦自命不凡地发些动人听闻的议论。殊不知真正到社会上做起事来，切实替3000人以上的行为生活各方面负指导改进的责任，却是很不容易。即就学校讲：校长为一校的主宰，对于学校要负较重的责任，但一校不过三四百学生，并有20以上教职员帮同治事，尚有许多不能使学生与社会上一般人满意的地方，倘使我们要实行去指导2000人，其困难更可由推想而知。由此我们知道负责是件不容易的事，替多数人负责，尤其困难。
中学生的地位与责任，一般中学生——尤其是现在的中学生——大概都会知道，至于怎样对于一般人负责任，与负责任困难的地方，却是许多中学生不大了解而且不大留意的。十四五年前我在师范学校读书，很留心国家的事变，并极欢喜讲“排满”，那时的神气，常以为“治天下易如反掌”，对于学校的规律生活不大满意，常作出越轨的动作。这十几年来，教育自然有许多进步，但中等学校的风潮，在报纸上还是“不绝于书”，有许多人以为“中学生”太坏，中学校太难办，因而发生消极的论调。其实中学生正是青年期，感情盛、欲望强，而对于社会上各种事业的经验又不十分充足，遂常凭理想作事。等到实际上发生困难之后，又极容易流于消极。倘无相当的指导，青年每因偶然的不幸而致遗误，这是我们负中学教育责任的人所当注意的。诸位现在还是学生时代。从今日辩论会中的言论看来，有许多与从前在中学时代的行径相合，所以不揣冒昧，与诸君进一步谈谈对于社会上怎样负责的问题。
四
中学生要对于社会上负相当的责任，首先要问从何处下手。换句话说：中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有什么事可做。
若问中学生毕业后作什么？我想诸位将不迟疑地答复说升学。升学恐怕不仅是诸位大多数预期的目的，并是诸位的家长遣诸位进中学的目的；或更可以说：升学是社会上一般人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并是主持中学教育者的目的。但实际上这目的能有若干达到，我们且再从统计表上去研究。
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全国高等学生共34880人，中等学生，包括师范、甲种实业等在内——共182804人。以此比例计算，中等学生升学的可能量只有19%，即使甲种实业与师范学生的升学者较中学生少，但以二分之一为比例，中学生的升学可能量还只有23%。其余77%又怎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一般人与中学教育家、中学生平日以升学为中学生惟一出路的观念要打破；
（二）现在的中学应当怎样改革？
这两个结论，是提出来供主持中学教育者与中学生作参考的，我们可以不必深论，现在且再研究这不能升学的77%在社会上做些什么？
这不升学的77%到底在社会上做什么，因无精密的统计，我们当然不能为确切的断定。不过就我们日常经验所及与一部分统计的情形看来，不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大概有下列几种出路：
（一）小学教师，包括塾师、初等教育机关各项职员与县教育行政人员；
（二）出版业、新闻业的中级或高级职员；
（三）高等教育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佐理员；
（四）工商业界的中级职员；
（五）乡绅；
（六）军士；
（七）小政客、小军阀——即依傍下等政客与军阀为生的无业流氓。
以上七项虽然不能包括未升学之中学毕业生的出路，但大致却相去不远。今年这两个月之间，我曾考察过公私立与教会设立之中学三十余处，每到一校，都给一种调查的表格请学校填写，现在虽未详细统计，但各校未升学之学生出路，差不多均以服务于小学教育界为最多。据徐州江苏第十中学的精密统计，升学与作小学教师的人数相等——毕业共90人，升学与小学教师各25人——就服务于教育界的总数计，反超过升学比例7%——另有服务于教育界者6人，合占34.4%，升学只有27.7%——占未升学者总数的二分之一。该校在江苏师范教育发达的地方，升学量又超过均数，服务于教育界者尚且如此，其他师范教育不发达与升学不便的僻远地方的情形，可以推知——据我个人经验所及，中学毕业生之服务于教育界，除沪宁杭各地特殊的中学校外，大概都达到未升学者总数二分之一上下。
中学毕业生服务于教育界者既然达未升学者总数二分之一上下，则其余二分之一分配于第二种以下之六种出路为数当甚微，似乎不发生什么问题。可是这几种出路却不如“服务教育”之全国相似——比较的——而有地域的区别。中学毕业生之在出版界新闻界作职员者，以江苏、浙江两省为最多——因上海间二省之间，而为全国出版与新闻事业之中心——各大都会如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次之，文化较发达之各省都会又次之。至于边省的都会与内地旧日府属之中学毕业生则绝对无参与此类事业之机会。同在出版界与新闻界服务，而职务有高下者：一因各人能力有高下，二因地方文化有优劣。
中学毕业生在高等教育机关与行政机关作佐理员者比前项较为普遍；但在行政机关服务者又以内地为较多。这是因为：（一）由于人才的缺乏；（二）由于内地父老“读书求官”的旧观念重。
中学生的第四项出路仍以交通发达的区域为多，因为中国本是小农制度的国家，近数十年来与欧美交通，交通的都市始受其影响而有一部分新式的工业与商业，可以容纳一部分“学生”的职员；内地则无此需要，而且父老因交通不便之故，对于“读书求官”的成见不破，中学毕业生即要入工商界，亦非环境所深许。虽亦有从事于此者，但只能看作例外。
乡绅更是内地中学毕业生的重要出路：交通区域的中学毕业生虽也有作乡绅的，但因为教育发达之故，中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尚未见得“登峰造极”，而且比较易于寻谋职业，亦无暇专门作乡绅。内地教育不发达，中学毕业生在地方上常为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可以支配地方上事务，加以中学校现在尚以旧日之府属为单位，学生求学都要集于都市，生活较乡间常高数倍，家庭能遣子弟入中学者，大概家资比较充裕，父兄在地方上也大半是有脸面的人；子弟毕业后，因无生计上的压迫，便“席先人之余荫”而为不生产之“团首”“团总”“区总”“市乡公所职员”“县议员”等等。纯良自爱者为地方上“排难解纷”，不良者依附势力，刮诈乡民。此种现象湘西湘南之各县极普通，故敢断定内地中学毕业生多以此为出路。
中学毕业生充当兵士，好像是极不近情理的事情，因为就普通的现象讲，中国现在的“军人”，几为人人所痛恶的东西，而以中学生为尤甚。今日辩论会中有以“裁兵”为题目，讲得兵的弊害，固然是“痛哭陈词”，就是其他诸人的演讲，有牵及兵的地方，也有“发指”的气概。诸位既然深恶“兵”，其他中学生也大概相似。何以毕业后而有充当兵士的。但由江苏第十中学的统计，九十个毕业生中有三人作军人的，已占毕业生总数三十分之一；而我在吴淞时的三位河南毕业生之中，竟有两人投入冯玉祥军队之下充兵士。他们充当兵士的历史很可以供中学教育者与现在的中学生之参考，故更为简单述之：他们并不是夙意要作兵士，也并不是不痛恶军人，家庭境况都很好，更不是要靠当兵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因为毕业之后，屡次投考大学不取，归家既有“无面见江东父老”的情绪——并且在都市生活惯了，回去虽无衣食之虞，却也过不惯素朴的生活——谋他事既无适当的能力，又无适当的机会，寻思不已，只有充不费资本，不要专长的兵士为最后的解决——学校十余年的教育，学生若干年的志愿，竟不能战胜短期环境压迫的势力，中学教育家与中学生可不注意吗！
以上中学毕业生五种出路之中，前三项可称是正当的职业，后二项不能列入职业之中，但在某种范围以内，还于社会有多少裨益——如乡绅调解是非、改良乡民，兵士防御盗匪、捍卫国家之类——至于小政客、小军阀完全以依傍自私、自利的政客、军人，以挑拨是非、扰乱治安为生活的途径，无论在何时，无论治何事，都是有妨社会秩序，使人民深受痛苦的。这种人似乎不应当有中学毕业生，但在政局不定的省份中却是常见的事实。他们所以要作这种不为社会所重视的人，却不是始愿如此，也是受环境的影响而然的。换句话说：他们在中学毕业了，自己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因政治的不安，既不能归家作“好百姓”，又无“治生”的专长，加以“读书求官”的观念印于脑中，与政治舞台上的“人”的印象——即执政者无特殊学识，只乘机会取得高官厚禄——之诱导，遂不惜牺牲其平昔的主张与志愿，而随波逐流地想过不劳而获的愉快生活，结果便走入这条路了，实际上他们还是可怜的！
已往的中学毕业生的出路与对于社会上所负的责任如此，现在的中学生，虽然不必尽如“前辙”，但由此也可以推知将来可走的路径的倾向。这一段谈话在实际上或者对于诸君有些裨益也未可知。
五
已往中学生的出路我们大概知道了，现在要问以后怎样走法：抄现路呢？还是改变方针？据我所见，现路虽不都是绝对不可走的，但实际上却不易走，兹略为分述于下。
中学毕业生除升学者外，以做小学教师者为最多。这种现象，无论在个人在社会都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小学教育是与国运最有关系的，担负此项责任的人应有适当的训练，才可以收应收的效果，中学生既未受师范教育的训练，骤然担任小学教师，自然有许多难于措置的地方，而中学生牺牲其原有的志愿——入中学者大概志在升学——去作夙志不甚愿作的事情，精神上的损失也很大。再退一步讲：即使中学生于毕业后要去做小学教师，因平日所受的训练不同的原故，能力亦不能如师范生，偶然就职，能在学术竞争场中永久立足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次在工商界作事，学识技能都不及实业学校的学生，虽说是正当的路径，但实际上却难于胜任。
此外，前面所举的第七条路——小政客、小军阀——是绝对不可走的，第五、第六两条路——乡绅、军人——亦可以不必走，因为中学生为四千人中之杰出者，固然不可作扰乱社会的事情，并应当有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的职业。第五、六两条路，虽然有时也于社会有裨益，但终非生产的事业。这样，中学毕业生可走的路为第四、第五两条——出版界、新闻界作职员，高等教育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助理员——可是要干这些事情还有几个条件：
（一）知识上要常识丰富、本国文字优长，有一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能力；
（二）行为上要能负责、耐劳；
（三）态度上要能和蔼处群。
倘若不愿走这两条路，而要走第二、第四两条路亦未尝不可，但在学校时便决不可泛泛然过去，或专门作预备升学的功夫，应当于预决定个人志愿、于选课时注意教育或工商业的科目，并随时练习其基本技能。
近来许多中学生开口便是国家大计、社会问题、某主义、总解决、牺牲、奋斗种种空荡而抽象的论调，对于个人立身的根本问题，反以为是卑不足道的事情。及至与社会实际接触的时候，因平时无适当的预备之故，往往发生极不好的两种现象：一、因物质欲望过高，生产能力不足以副之，于是作不正当的事情，不恤牺牲他人、扰乱社会以达其不当有的目的；二、不胜环境的压迫，流于消极的厌世，甚而至于自杀。我们深知道现在社会不良，应当改革的地方极多，但改革要有方法，要有入手的地方，若徒空谈改革是无用的。有许多人主张先从社会总解决做起然后及于个人，我则以为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社会对于个人诚有很大的影响，但要自跻于社会改革家之列，却非先从个人做起不可。个人最要的根本问题，是有正当的职业：一面能解决个人的生计问题，不使社会受累，一面能增进社会的生产率，便个人救助社会。倘使自己无适当的生产能力，生活上站脚不住，空言社会改革，结果不仅使社会受累而已，并且不能战胜环境的势力，而为环境所屈服，所谓“改革”，反成“同化”，到底有什么用处！
有人说：倡言社会改革的人，应当从大处着想，何必在这区区个人生计问题上计较；况且“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我国固有的明训，又何必注意于此。其实这种“读书求官”的传统观念，就是我国社会上致乱的重大原因。试想大家不治生，社会上的生计，到底怎样维持？亡友杨君从前亦曾极力主张无职业的人不当掺入革命团体；某君谓中国的学生大半都是预备将来做内阁总理宣布大政方针的大人物，从不想到怎样做事务官，所以国家一切事务都无秩序，都无系统。这两义很可以供我们参考。换句话说：我们要为社会改革家，必得自己有正当的职业；要做主持国政的大人物，必先知道各部分的小事情。这是从下而上的办法，诸位或者以为是老生常谈，但现在许多的中学生却很需要这种“常谈”。
以上是讲中学生要为社会尽责，自己要先有适当的职业，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脚；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学生时代决定志愿，预备适当的学识与技能以便他日应用。其次还有两事在一般中学生中也是问题：（一）怎样满足知识欲；（二）职业怎样才与地位相称。
现在的中学校既是以升学为主要的目的，中学生之入学校，便有升学预备的志愿，实际不能达到目的以后，心里特别忧愤，有些甚至于走入极消极的路子。其实学问不尽由学校得来的：有机会能升学，固然很好；即无机会或家境不能升学，于毕业后，一面在社会上服务，一面继续自己努力研究，也未尝不足以得适当的学问。我们还要知道：学问是经验的积累；在学校读书不过是间接取得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各方面实际接触，对于自然界、人事界各种现象，随时加以观察、实验，才是直接的、最可宝贵的经验；而且中外的学问家如达尔文、梁启超之流全是自己继续努力得来的——即我现在这点知识也大半是自己于离校以后求得的——只要我们有求学的方法（此当另讲）。把宇宙当作一个大学校，继续不断地努力研究，虽不敢说一定比升学的知识高，但亦可满足个人求知的欲望。升学既不是唯一求知的门径，不能升学者又何必不自己努力而徒然作无谓之懊丧。
我国因政治关系，社会上一切事业都无秩序，有才不见用者固然不少，但也有许多青年，不问自己能力、不肯耐苦，而专为地位上之计较以致无事可作的。这却不能不望青年自己反省。现在许多工商业地方不愿用学生，即我自己去年暑假有事请人相助，也经过三四个中学生不能成功。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自视过大、不肯耐劳”八字。其实到社会上无论作何种事业——资本家在外——都没有不费力的，而且任作何事都要有相当的经验，始能不坏事，初由学校出来的中学生既无治事的经验，自不能不从小处练习起。倘若自视过大，不肯任劳、不肯作小事，无论初入社会的信用不足，无人以大事相托，即有之，也以无经验故而无所措手足；若果对于小事负责，逐渐积累经验，逐渐扩充能力，时间稍久，自然有大事可作。
我们再进一步问许多青年何以自视过大、不肯小就，大半是由于物质欲望过高，小就不足以达其挥霍的目的，几经波折之后，遂至于不惜牺牲公众福利以谋个人愉快。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历来读书人的贵族观念所误。所谓读书人者是“治人”、“食人”的阶段，生活必定要特别优于一般平民。加以现在的中学校大半都设立于都市地方，在都市奢侈惯了，过不得乡间朴素的生活。所以许多青年，在未入中学以前，乡间的房屋可以安居，数十里以至数百里的路程可以徒步，放牛炊饭等事可以自作，蔬菜糙米可以安食；等到中学毕业以后，自视地位甚高，生活也因而提高，从前所能安居、安食、徒步、自作者，现在均非改革不可，而有居必华屋、食必珍馐、出必高车、事必供张之概，区区自费劳力之小事情，自然是不愿干了。其实中学生为四千人中之特选，在责任上虽当为社会造福，但实际还是一个平民：凡平民能过的生活中学生也可以过，凡平民能耐的劳苦，中学生也应当耐。况且改造社会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吃苦固然是应当的，干小事更是了解社会情形的方法，又何尝不可作。所以
（一）处己须具平民的精神，治事须耐劳负责；
（二）以宇宙为大学校，继续不断地研究学问。
自己有上述的精神治适当的职业，先在社会上立得住脚，一举一动，都可使社会上发生好影响，那时就不说改革社会，社会已蒙其福，社会问题的大部分即已在个人问题中解决了；倘若不务实际，专重空论，一与社会接触，个人主张即将失其重力，尔时不仅个人问题不能解决，即改革社会的热愿也将付之东流了！
这些大半是我七八年与中等男女学生接触的夙感，今有机会得与诸君谈谈，或者有不免开罪的地方，还请诸位原谅！
19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