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座讲堂，与同学们做一次交流。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还有那么几块土地，能够生长我们的民族智慧之树和人文精神之花的话，那么我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未名湖畔——北大校园，应该属于最肥沃的一块了。因此，来到这里和同学们交流，对我来讲是一种幸运。在这里，我可以感受到很多过往的文化大师的呼吸，看到他们的学术剪影，他们给了我很多温馨的人文回忆与怀念。今天，我在这里没有能力像大师们那样跟你们进行正宗的学术探讨，我只能浮光掠影地说一些我对楚文化的认识与思考。
我曾对朋友们讲过，我们的高考应该出这样一道题目，什么题目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叫“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中国”？这两个题目里面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地域流向。中华的最初定义是黄河流域的中部。有一个说法：山西和陕西交界的地方有两座山，一座是中条山，还有一座是华山，这两座山连在一起被称为中华。姑存此说。由此也可见，中华民族最早发源地是在黄河流域。伟大的黄河，那是一条流淌着东方人文的河流。在我少年的时候，我曾坐在羊皮筏上渡过黄河。面对黄河壮丽的落日，我当时不知道这条河流有多么伟大，只是觉得它很年轻，很有气势，它的波涛像橘红色的晚霞一样吸引我、亲近我。后来，当我知道我们“中华”就是在这里产生的时候，我对它表示了敬畏和亲近。
中国文化的发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但是向世界散发出迷人光彩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以及稍后的战国时期，一大批文化巨匠涌现在中国大地上，例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被我们统称为先秦诸子百家。“春秋”一词不仅仅指一个时代，亦是一个哲学命题，这种哲学观念渗透在《易经》之中。“春”为阳之中，“秋”为阴之中。阴阳平衡的状态，就是“中”的状态。这个“中”，就是和谐，就是吉祥。我们的祖国以“中”命名，说明我们这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热爱和平的，追求和谐的生活之美的。所以说，“中国”这个国家的名字蕴涵了很深的东方哲学意味。
中华文化虽然诞生于黄河流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开始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我们的先民，当他们逐水而居，慢慢由黄河流域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长江就成为继黄河之后的另外一个中华文化的源头。黄河与长江，都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两大地域文化，呈现了中华文化的雄奇瑰丽，它们的美丽的姿态，就是龙凤呈祥。长江流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最早向我们的文明世界发出灿烂光芒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楚文化”。与它先后出现的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但相比之下，春秋时代的楚文化最为大气，最为辽阔。巴蜀的巫风，吴越的歌谣，虽然也让人向往远古的风流，但毕竟我们只能从楚辞与屈原的诗歌当中看到当时南方充溢的魔幻与想象。
二
关于长江文化的特征，我曾说过，万里长江如果按区域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形态：第一个是巴蜀文化，第二个是荆楚文化，第三个是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展现的是诡异和瑰丽，荆楚文化展现的是辽阔和大气，而吴越文化展现的则是秀美和精细。这三种文化风格不同，各有特色。将其对应于人才来表达，就是巴蜀出鬼才，荆楚出天才，吴越出人才。我这么说，并无意于对这三种人才的表现方式做优劣的比较，只是按照人才的类型和特征进行分类。
中国地形的大致走向决定了区域文化的走向。中国的高山大都在西部，它们一直向东绵延下来，或许中间有大山突起，但是总体的海拔趋势是渐趋平缓的。因此四川有众多的奇山异水，有众多像九寨沟那么美丽的风光。地灵必定人杰，所以它才滋养出了李白、苏东坡、郭沫若那样一些想象奇异的伟大的文学家，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按我们现在来说，他们都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伟人，“得地气之先”嘛。《易经》六十四卦之首乾卦，所对应的方位是西，对应的五行是金，对应的颜色是白色。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雪山都在西部，它们都是白色的。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有“蜀山之王”之称的贡嘎雪山，海拔将近八千米，站在雪山之下，我感到耀眼的白色是一种去伪存真的礼赞。在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上，产出的人才大都充满了诡气。这叫“山水钟灵秀”。
当长江流到三峡，切开夔门流入湖北的时候，这条大动脉便产生了变化。杜甫写过这样的诗句：“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当所有的水，千军万马一般咆哮着冲出窄小的夔门，突然感到天地是如此地宽阔。这片宽阔的土地就是莺飞草长的江汉平原，就是孕育了灿烂文化的荆楚大地。
古时的楚国，从今天的地理看来，中心是在湖北。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当年楚国的疆域，就是今天的中部地区。中部六省，除山西之外都是楚国的，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江苏徐州的一部分。楚国当时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定的环境，导致这一区域产出的人才都有一种非常硬朗强健的风格，所以说荆楚出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天才更是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的。像我写过的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像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都是这一类天才。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以诗明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真是同学少年，神采飞扬。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就是他的诗句，雄健的诗句，天才的诗句。他给自己定位：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共产党人的事业的确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是楚文化刚烈到极致的表现。
我们再说说吴越。当长江流过巴蜀与荆楚之后，那些刻在滟滪堆上、刻在荆江大堤上的噩梦般的记忆，一进入江苏之后，都化作了桨声灯影。中国南方的母亲河在她的下游如此柔顺，两岸的土地都变得那么温和，那么充满诗意。所以说吴越尽得东南地利，很少有天灾。在历史上，它一直是中国的膏腴之地，真正的鱼米之乡。正由于这样，这片土地上的人很少为生计犯愁，财富蓄积得多，生活必然精致，人也会变得优雅。所以，吴越地区自唐宋之后，一直到今天，总是人才辈出。这里的人才大都是治世之才，精于理财、治国。天才和鬼才不可复制，但人才却是可以培养的。在吴越这种纸醉金迷之地，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温婉的故事，比如“梁祝”这样凄婉的爱情。爱情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吴越这片土地上，爱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像“梁祝”那样生死相依，在巴蜀的表现就是卓文君的大胆私奔。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有一方的表现形式。
以上三种文化风雷激荡，交相辉映，一起构成了长江文化的灿烂。这种灿烂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作为长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楚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就是在荆江这一段。长江冲出夔门流入武汉之前的这一段，俗称荆江。荆江是因荆山而得名。荆山就是楚国的发祥地。春秋早期，楚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侯国，它封闭在荒山野岭之中，就是今天神农架下的鄂西北这一带，叫荆山山脉。楚国八百年的根基，就是从荆山开始的，后人称它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只有数千人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在荆山上生息繁衍。他们披着兽皮，穿着极为简陋的衣服，制作粗劣的陶器，谁会想到他们最后会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我刚才看到，大厅里安放着一只安阳市政府赠送的大鼎，是复制的春秋早期的作品，这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杰作。前不久，我在湖北随州还看到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其制造技术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我不由得赞叹，伟大的楚国先民，经过几百年的奋斗，终于从一个落后卑微的部落发展壮大成为中原霸主，成为唯一能够与秦文化抗争的南方文化的代表。这是真正的“中部崛起”啊！它征服过吴越，击败过巴蜀，但杀伐并不是目的，楚人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保留下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当一个部落或民族知识层次比较低，而又有一种急于扩张和壮大自己的雄心时，那么这个部落、这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存在于“网罗天下之才尽为己用”，这种宽广的胸襟，在楚人最早的文化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一尊精美的青铜器——鹿角立鹤，荆州博物馆藏有一尊精美的漆木器——虎座鸟架鼓。前者是一只修长的立鹤，却长着一双吉祥的鹿角；后者是卧虎上站着两只鸟，形成一只圆弧的鼓架。可以说，此二者都是楚国艺术的代表作。楚人可以把山中之王——虎，和空中飞翔之灵——鸟，以优美的线条构图，愉悦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形艺术，在今天看来好像很平常，可最早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楚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中，变得非常地艺术和非常地贵族气，这种“贵族气”会把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优雅，非常精致。但是，在用战争来给历史定义的时代，优雅的贵族往往不堪一击。所以，楚人的鹿角立鹤无法抵挡秦国的金戈铁马，最终产生了灭国的悲剧。楚国因为发展文化而灿烂，也因为发展艺术而最终丧失了英雄的称号。所以说，当我们的生活用战争来定义的时候，成熟的楚文化没有显示出它的伟大；当我们的生活以和谐与发展来定义的时候，远古的楚文化的优势便会明显体现。因为它不是一个战争的文化，而是一个艺术的文化，是一个把生活的快乐发挥到极致，把艺术发挥到一个灵性高度的文化。
三
这种文化特点作用于“人”，便构成了楚人的精神气象。在这里我要讲三个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特点。第一个人是卞和。这位楚国早期的贤人，在荆山上发现一块玉，他自信这是天下最好的一块玉，因此决定把这块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不相信他，他因此被斩断了双脚。但是，不管经历多少难以想象的痛苦，不管经受多少坎坷和折磨，卞和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手上有一块举世无双的玉。
第二个人是春秋晚期的伍子胥。伍子胥的家族是楚国的贵族，一连三代，都是楚国身份显赫的大臣。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反对楚平王纳自己的儿媳为王后，都被楚平王杀掉。伍家被杀三百余口，几乎被灭门。伍子胥只身逃出昭关时，对暗中帮助他脱离险情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从此以后的志向，就是消灭楚国。”申包胥回答：“如果你灭了楚国，我将重新振兴楚国。”十六年以后，伍子胥带着吴国的大军，把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夷为平地，实现了他复仇的理想。之后，申包胥带着他苦苦求来的秦国救兵重新恢复了楚国。我们常常说一诺千金，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伍子胥和申包胥两人都做到了，他们都是君子，都是英雄，都是贵族。他们两个人的理想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难得，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的特点。政治家们都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一旦说到就必须做到，这是何等健康的人生啊！
第三个人是战国时的屈原，他对他的祖国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最后他看到楚国覆亡，便义愤地投江而死，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大夫精神。
以上这三个人基本上把楚人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强悍，刚毅，不屈不挠，决不拿自己的原则来做交易。他们既不像巴蜀人那样悠闲、怡然自得，也没有吴越人那么谦谦君子。楚国的地理形势决定了楚人的文化品格。刚才我说了，整个中部地区从来都是逐鹿之地，几乎所有的政权更迭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中原逐鹿，已成了争夺天下的代名词。楚地长期饱受战争的蹂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便丧失了他们强盛时期的优雅，更多地以强悍来表现和定义自己的区域文化了。历朝历代，这片土地英雄辈出，但它缺少一些温婉，缺少一些圆融。
那一年我去鸡足山拜佛，在金顶上，一个和尚对我说：“夜观云气，中原大地的大乘气象很稀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小乘讲究自修，大乘讲求普度众生。中国佛教属于大乘。我问老和尚，哪儿有大乘气象？他说：“西北，在西北的雪山上，有修行的与世隔绝的高人。”佛教讲的大乘气象，其精神表现就是一种圆融，一种谦和。而我们中部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刚烈。中国的西部，在很偏僻的深山里都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寺庙。我到了巴蜀，见到那儿每一个寺庙的香火都很旺。这种情况在吴越地区也很普遍。今年5月，我去了浙江宁波的天童寺，感到那儿的晨钟暮鼓依旧敲得像千年前一样响。尽管那里现代化的节奏非常快，可是它依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让自己与俗世保持一些距离，保有一块心灵的净土。中部地区以湖北为代表，就不可能那么优雅。你很难想象陆游，这位生在绍兴的浙江人，纵然身历战难，依然保持着诗人的童真。他在过四川剑门关的时候，写下“细雨骑驴入剑门”，这诗句多么飘逸啊！面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景象，他依然想到以一个诗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潇潇的春雨中，不是骑一匹战马，而是骑一头小驴子经过剑门关。可是诞生在中部地区的诗人，都没有这么从容不迫，这么潇洒飘逸。李白在湖北安陆住了十年，史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受到楚人的感染，发出的歌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大概李白是想，我既生活在湖北，就要像湖北人一样敢于藐视孔子。这位诗仙，一点都没有“细雨骑驴入剑门”的优雅，有的是天风海雨似的呼啸。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楚文化鲜明的地域性，虽不具备排他性，但也很难为其他文化所融合。
四
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古代的楚人，反映出楚文化发展到中期的特点，第一个是执着。那年，我同我的一个商人朋友讲，我现在准备写历史小说《张居正》。他问我：你准备花多长时间？我说：十年。他听了就跳起来说：十年？你生命中有几个十年？你自己也是经商的，你算算你的机会成本，算算成本有多高，你写小说成功与否是一个未知数，十年是一个已定的时间。你花十年去赌博，去做一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事，值得吗？我当时回答他说：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他说：谁没有故乡啊。我说：不，你没有故乡，你的生活之舟在汪洋大海上漂，漂到哪是哪。而我最终的“故乡”是文学，虽然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它，但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中间不管我去了哪里，最终我都会回来。其实当时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一个湖北人，我身上有楚人鲜明的特点。伍子胥用十七年时间完成复仇，他成功了；卞和献玉，他不知道他的玉是否会被世人承认并因此变成了终生残疾，最后他也成功了；屈原不愿接受灭国的现实而投江，他写过“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的诗句。楚人的这一份执着，薪火传承，一代又一代。这种血液，这种生命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它流到我这一代楚人的身上，成为我的基因，我的动力。今天，我的书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但是当时我决定拿出十年时间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我看是执着，在别人看是冒险。我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功利的心理影响我。我非常敬仰屈原。他在投江自杀前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个渔夫劝他：你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生活方式生活呢？你应该迁就世俗，接受命运给你的安排。但是屈原不接受，他拒绝把自己的理想与生命进行交换。这就是活得有原则，活得有理想，这个理想和原则，就是来源于执着。
楚人的第二个特点，担当。担当天下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楚人精神的另外一个特点。毛泽东曾经非常浪漫主义地说“遍地英雄下夕烟”，在他的眼中，他所见到的人都是英雄。这种心胸可了不得。我看了明人写的一部札记，记载这样一则故事，燕王朱棣住在北京的时候，一直很想从他的侄儿手上抢走皇位，可是他犹豫不决。这时候，他请来一个相面大师袁珙。袁珙到了北京后，很惊讶怎么街上的凡夫走卒都有英雄气概，都有王侯之相。袁珙见到朱棣之后，围着燕王转了三圈说：殿下天生龙种，长髯过脐，日后必得天下。三年后，四十四岁的朱棣当了明代第三个皇帝。北京城里的凡夫走卒因为都跟随他参加“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所以都成了功臣。论功行赏，有的当了诸侯，有的当了将军，果然应了袁珙的判断。那一年，我到红安县采风，这个县是有名的将军县，出了两百多名将军。离开时，县里领导一定要我写一点东西，仓促之下，我写了一首诗：“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龙将，尽出寻常百姓家。”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出身的孩子，最终都成了共和国的将军呢？这就是楚人的担当精神的表现，一旦改朝换代，楚人的担当精神就会迸发，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但是这个担当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像我说的伍子胥。在那个时代实现理想还比较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出现那么多的权谋。所以我说春秋时代的政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伍子胥身上有着英雄加贵族的气质。两千年之后，轮到张居正来挽救明代国运，那是一个遍地小人的时代。当一个英雄要展开他富国强兵的愿望，想实现他书生的梦想，他就不得不面对那么多的小人和陷阱。所以，张居正在上任之初，说过一段话：“虽万箭攒体，不足畏也。”意思是我现在当了首辅，为了富国强兵的理想，哪怕前面都是陷阱，哪怕所有的乱箭射穿我的身体，也绝不后悔。李清照写了一首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非常奇怪，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怎么能写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呢？而真正做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就是伍子胥、屈原、张居正这样一些英雄人物。
楚人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富有艺术性。小时候听人说“钟鸣鼎食之家”，我就感到很奇怪，“钟鸣鼎食”是什么意思？后来随州出土了曾侯乙编钟才知道，钟鸣是古代最好的交响乐，是在家人吃饭时敲响的。把生活极度艺术化，这是楚国人割舍不下的一种享受。但这里面特别要澄清的一个事情是：让国家沉浸在艺术氛围中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政治家以艺术手法和方式来管理国事，那恐怕就是一种谬误，就会出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有艺术气质的皇帝，一个是南唐李后主，一个是宋徽宗，最后两个人都成了亡国之君。李后主所有的才情，换得的是“最是仓皇辞庙日，两行清泪对宫娥”这样一种结局。所以，这里讲的，政治的艺术和艺术的政治是两回事。政治的艺术有一种特定的艺术思维，给政治注入想象力。这是楚人出身的政治家的一大特点。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比如说，毛泽东要搞“大跃进”，目的是超英赶美，这个举措是充满想象的，虽然后来失败了，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敢想敢做。还有张居正，当时在处理蒙古边境的问题时，他面对的现实情况是：自从明代开国以来两百多年，汉人和蒙古人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问题在于，蒙古人需要汉人的茶，汉人需要蒙古人的马。可是双方都不给予对方交易的便利，每年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官方交易，就是“茶马交易”。在明朝方面，这个制度是祖宗定下来的，不可与异族通商。大家知道，在中国，凡事一涉及制度问题，就很难突破，哪怕明明这制度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也不能更易，这就是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张居正上任以后，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在蒙古人聚集的地方，设立多个贸易点，最大的一个贸易点叫板升。就像小平同志设立深圳特区一样，张居正在汉、蒙之间设立了一个板升城，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是突破祖制的壮举。当时也有很多大臣以“违背祖制”而极力反对，但张居正顶住压力，把这件事办成了。此举不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汉、蒙两族之间的战争，而且让边境地区的居民从此安居乐业。这个特区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呼和浩特。因为政治家的一项决策，塞外的茫茫荒原上诞生了一座城市，这就叫政治的想象力。不以常规处置国政，不以教条治理国家，而是用一种变通、崭新的思维来处理问题，这就是政治的艺术。这种艺术促进了国家的进步，是人民的福祉。
五
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创造自己的事业时，不管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企业家，都面临着多种选择，但是有一个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那就是时代。你说我要当伟大的诗人，但我必须回到唐朝去，这可能吗？马克思说：我们不能选择历史，但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不能选定时代来创造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可以给这个时代注入新的定义，重新演绎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上少有一种动物像老虎这么凶猛，像飞鸟这么灵动，楚国人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想象。体现在艺术上就是变形，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变通。有人讲，如果我生活在唐代，我会和李白是好朋友，在宋代会和苏东坡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不给你这种假设。历史只给你今天，只看你能否做今天的李白，今天的苏东坡。你不要去做历史的猜想者，你要积极而健康地处理你今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要写的每一部作品。
自古以来，所有的政治家都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一个作品来不停地修改，古今中外都一样。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把中国改来改去，到现在，我们的“中国”有多少个版本？汉代称“大汉雄风”，唐代称“盛唐气象”，明清的版本，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版本。你说哪一个版本是最好的版本呢？我们可以回头看过去，却很难定义要仿效哪一个版本来作为我们的选择。因此，今天的作家都有责任，把中国的不同版本生动地展现给大家看；而政治家的任务尤其重大，就是要从历史中开掘精神资源，来领导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个过程是艺术的过程，是筛选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既有理性也有激情。我们楚文化，在历史上曾经绽放出灿烂的光芒。但是我刚刚说过，当用战争定义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文化，立刻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不堪一击。为什么我们的楚人那么强悍，而我们的文化又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呢？我想这就是文化的两端。
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再不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了，社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变成了“遍地商人下夕烟”。去年，有一位领导问我：你认为我们的楚文化在新的时代下，对“中部崛起”是具有帮助作用还是起到制约作用？我当时笑了笑，回答说：“摇钱树”从来不可能长在疾风暴雨的环境中，也不可能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如果我们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就要增加更多的包容性，而稍稍减一点我们的刚毅。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一个口号，影响很大，是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西方所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个口号为培养天才而提出是可以的，但作为建设中的团队精神就有所欠缺。我们湖北有一种奇怪的动物——“九头鸟”，每个人都想当一个头，就是大家都想当领导，这样就缺乏一种和谐，缺乏团队精神。一鸟九头不好啊！在治世，就会政出多门，就会扯皮拉筋窝里斗。所以我说楚文化融入当今的时代，第一个要做到多一点包容，第二个是要减少一点个人主义色彩，就是说把天才的心态减一点。一片土地的风调雨顺，首先是每个人心理上的风调雨顺。到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摇钱树”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一个伟大的国家，绝不可能是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侏儒。当和谐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现实时，我们的土地上还会产生老子和孔子，还会产生屈原这样一些文化巨匠和伟大的诗人。当前的中国，它提供的整个社会空间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财富聚集的时代，还是群雄聚集的时代——都要大得多，我们的文化视野也变得阔大辽远。我坚信，当今之世，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文学家都会出现，一流的企业家和商人也会应运而生。
最后一个问题，不断有人问我，“楚文化可以改造吗？”我的回答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改造不是像动手术那样的改造，没有那么简单。文化的改造无异于基因的改造，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不是一代人可以实现的。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当我们大家都变成谦谦君子的时候，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气候就会回来，我们的这片文化土壤上就会生长繁茂的奇花异草，那么楚文化再一次兴盛将指日可待。当然，我们的兴盛并不是对历史文化进行毫无选择的继承，而是重建我们的文化长城。“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要使“胡马”不度“阴山”，除了“飞将”之外，还要有我们的“长城”，我们新一代的文化长城没有建立，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故乡”的区域有多大，就不知道我们祖国的文化有多么宽阔。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06年11月24日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