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诗刊漫忆
一、《小雅》诗刊创刊的时代背景
北平《小雅》诗刊创刊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正是强寇压境、国难当头的时候。知识青年大多爱好文艺，是左翼文学的基本读者，从中涌现不少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从诗歌方面看，三十年代的诗刊如雨后春笋，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有《新诗歌》（中国诗歌会编）、《诗篇》（朱维基编）、《诗帆》（土星笔会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有《当代诗刊》（锡金、厂民等编）、《现代诗风》（戴望舒编）、《诗林》（叶悬之等编）、《新诗》（梁宗岱、孙大雨、卞之琳、冯至、戴望舒等编）、《菜花》（路易士、韩北屏编）、《诗志》（路易士、韩北屏编）、《小雅》（吴奔星、李章伯编）、《诗座》（甘运衡等编）、《红豆》（香港梁之盘等编），其中由国民党官办的一个也没有。当然，由共产党公开出面办的诗刊也没有。不过，“左联”主办的刊物却是发表了大量诗歌的。民办的许多诗刊，介乎国共两党之间。除极个别外，大都可以从诗的内容观察人心的向背。当时的许多诗刊，乍一看，进步性是不鲜明的，但具体分析一下，所有失望的情绪，低沉的格调，灰暗的色彩，含蓄的嘲讽……无一不是对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今天的青年读者，由于距离当时太远，往往用今天的眼光和政治标准去看三十年代的诗歌，觉得意义不大，可读的不多。但是假如能够耐心地读下去，是可以体会到那个绝望的时代，广大知识青年是多么苦闷啊，从而也体会到今天的时代和生活，正是当年的时代与生活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
《小雅》是一九三六年创办的众多诗刊之一。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从来没有诗刊，《小雅》填补了那个空白，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抒发对于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的苦闷的心情。
二、《小雅》创刊前新诗发展的趋势
朱自清先生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总结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新诗的三大流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前两派就体裁形式立论，后一派就表现技巧立论。有人认为朱先生对流派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合逻辑。其实不然！朱先生是因为看准了当时的新诗，的确存在着这样三种不同的突出风格，反映了刚从西方引进不久的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三种文艺思潮。朱先生虽自谦是“巧立名目”，其实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新诗发展的历史面目的。
新文学运动进入第二个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之后，第一个十年的三大诗歌流派，开始有了变化和发展。自由诗派由于蒋光慈、殷夫、蒲风和中国诗歌会其他诗人的继承与发展，革命倾向较为鲜明，形成“普罗诗派”，即无产阶级革命诗派。到一九三五年以后，由于诗刊接二连三地出现，自由诗派继普罗诗派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少诗人因强调散文美，所写的诗连韵脚和标点都不要了。这是当时新诗发展中引人注目的倾向。
至于格律诗派主要指新月诗派。他们在唯美主义的影响下，倡导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曾经在新诗韵创作上做过一些探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无贡献。只是由于三十年代初期，这一派的两位主要成员——徐志摩不幸坠机身死，闻一多转入学术研究，一些后起之秀，把闻一多先生提的“建筑美”恶性发展，使诗的格律僵化为“豆腐干”，重形式，轻内容，远离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斗争，颇为世人所诟病，失去读者，渐趋没落。个别成员后来继续在《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但不再坚持严格的格律，逐步与自由诗派合流了。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以李金髪出现较早，戴望舒继之。他们都是留法学生，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在二十年代中期引进并写作象征派诗。他们对于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白话诗所犯的肤浅、空洞、“明白如话”、诗意不多的毛病有所矫正，对诗的意境和技巧有所探索和追求，在新诗发展史上曾作出一定的贡献，是值得记取的。但是，他们的诗意境晦涩、朦胧，神秘莫测，加以夹用文言语法和外国词汇，破坏汉语的传统规律，为广大群众所不理解。
进入三十年代后，《现代》文学月刊创刊，戴望舒发表了大量的抒情诗，虽比李金髪的诗好懂一点，但象征手法仍然用得很多，被人们称为“现代派”，是象征派在三十年代的新发展。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压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华北局势日见危险；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寇进一步要求华北特殊化，引发“一二·九”青年救国运动。在新的形势下，涌现一批诗刊。由于国难当头，凡有进步倾向的报刊，无不发表鼓舞爱国热情的新诗。有的呐喊呼号，有的悲歌慷慨，有的感叹嘘唏。象征诗派因为太不适应抗日救亡的形势，除了李金髪还偶尔写一点不易看懂的诗歌外，戴望舒等人的诗风开始转变，增加了可接受性，减少了朦胧、神秘的成分。但是，由于某些诗人不重视诗的外在格律，强调诗的散文化，以致有的诗近乎分行的散文，抛弃了诗的基本形式。现代派诗的这一转变，比自由诗派更为自由了。在当时，格律诗和象征诗都已不得人心，流传诗坛的实际上只有自由诗了。只是写自由诗的诗人并非都是自由诗派。他们有的比较侧重格律，如过去中国诗歌会以及在《文学》月刊上发表新诗的诗人；有的讲究意境，忽视形式，如那些在《现代》杂志上写过诗以及后来在《新诗》上发表诗的诗人。前者激昂慷慨，未能完全克服标语、口号的倾向，有的诗人甚至公开声明要做标语人、口号人。后者则忽视形式，强调内在的诗意。这是三十年代中期自由诗的两种倾向。
《小雅》诗刊创刊前就面临新诗发展的这样一种形势。鲁迅当年对于自由诗的两种倾向都不赞成。对于前者，他曾经说：“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鲁迅书信集·致蔡斐君》，一九三五年）对于后者，鲁迅指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出处同上）
蔡斐君即蔡健同志，现任教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对我的研究生说：“鲁迅批评的两种倾向，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五年都是存在的。”《小雅》创刊前，我和一些写诗的朋友，对于过分标语化和过分散文化的新诗都不大欣赏，但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又希望把各个流派兼容并蓄。当时还不懂得“百花齐放”的意义，但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已明确文艺界要团结御侮，希望办一个诗刊，团结广大诗人，既不排斥散文化，也不排斥格律化。至于过分标语化的东西在国防前线的北平是难于存在的，只好暂时回避。但是，当时倡议《小雅》诗刊的我们都是些穷大学生，手头无钱，怎样才能使美好的设想不致成为空想，是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回答的。
三、《小雅》诗刊的创刊经过
钱从哪里来呢？
我的朋友李章伯是学西洋文学的，英语挺好。为了搞几个钱，有人介绍他去当私人家庭教师。正好有几位女青年，从四川不远万里来到北平，准备在一九三六年的暑假报考大学，但她们的外语太差，需要补习。那几位女青年，出身四川的“绅粮”（地主），都是有钱的阔小姐。章伯是北平师大英文系的学生，作风朴实，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寒假开始，当她们的家庭教师。介绍人同他讲条件、谈报酬。他说：等小姐们考上大学再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分文不取。说也奇怪，有缘千里来相见，其中的一个小姐，竟然爱上了穷老师李章伯。她喜欢读我和章伯写的诗，听说我们要办诗刊，问我们每一期的印刷费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我们说，每一期印一千份，估计纸张与印刷费，大约要三十个左右的袁大头。那位小姐引而不发，沉吟了一下，终于微微一笑，说：我从四川到北平的往返路费就可以办两期的了。今年暑假要考大学，我不回家去，就把路费给你们办诗刊吧。
当时的北平地处国防前线，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已经开张，宋哲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已成立，华北实际为日寇侵略势力所控制，不像在上海办刊物，有租界作掩护，一旦出问题，尚有回旋之地。在北平办刊物，首先要通过宪兵司令部，取得同意（当时叫批准）；其次要报请国民政府内政部登记。这两条，我们这班未出茅庐的穷学生，都无法办到。但作为诗人，似有一种天生的浪漫主义想象，帮了我们的忙。我们决定向上海一些刊物学习，在封底先印上“本刊已在呈请登记”，表示我们遵法守纪，让宪兵司令部没有话说。
接着来的是社址问题，即编辑部设在何处。没有社址只写某某大学的宿舍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够光彩的，不仅北平宪兵司令部通不过，连对外征求订户，也不易取信于读者。后来灵机一动，想到我们是湖南人，湖南有许多会馆在北平。当时各省的穷职员与穷学生，一到北平，多半住比较便宜的会馆。那时在北平宣武门外烂缦胡同，有湖南会馆的总馆，几位老学长住在那里。通过一番商谈，就确定《小雅》诗刊的编辑部设在那里。
经费、登记和社址等问题既然都相继解决，接着我们就拟了一份征稿启事。我们出不起广告费，只有投寄《京报》副刊。副刊的主编虽不相识，却知道我当时在全国的报刊发表作品，因此，启事寄出不久，就登出来了。由于年代久远，解放后我一直回忆不出登载那份启事的具体月日。今年一月八日，我的一位研究生到北京查阅资料，居然在北师大图书馆找出当年的《京报》，查出那份征稿启事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京报》第八版上，距今已四十六年，已成为新文学的史料，特抄录于下：
《小雅》诗刊征稿启事
一、许多人说：新文学运动已二十年，权衡成绩，以小说为最大，小品文次之，戏剧又次之；至于诗尚徘徊歧路，无足称述者。乍一看来，这种论调，也许是有些理由的。不过我们认为说这种话的人，眼睛也许只睁开一只，或者是没有完全睁开的。因为尽管说诗没有成绩，而诗的成绩自是事实——自启蒙到现在，无论从量的或质的方面看，较之其他文学各部门，并不逊色，尤其是写作的技巧方面，近数年来，更有惊人的长进，几驾其他部门而上之。所以我们创办这个刊物，并非怜悯诗园的荒芜，而是看了它的蓬勃活跃，感到莫大的欣慰，打算再尽一点力量，供给些新养料，使其更加蓬勃，更加活跃。
二、诗是一种崇高的艺术。从事这种艺术的人，应有坚决的信仰，把它看成自己的事业，万不可当它作业余消遣，“小玩艺儿”看待！这是每个诗人应有的态度。若是，只借此沽名钓誉，逞一时“锋头热”的，不是我们的朋友。
三、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常常写诗发表的人，也有许多常常写诗而苦无机会发表的人。所以我们立下一个愿望：就是诚恳地欢迎他们将作品寄来，并且热诚地实际参与这个团体，共谋诗运的推进。
四、我们知道现在诗坛上的派别不少，常常互相攻讦。这是一个悲观现象，等于“兄弟阋墙”。我们的编辑方针，对于任何一派的作品，都一律看待，予以发表的机会，以便看看他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五、这个刊物，一切的手续都已妥妥帖帖了。创刊号定于六月一日出版，希望同情我们的朋友，于五月二十五日以前把自己心血所凝成的作品尽量掷下，我们是非常感盼的。
六、惠稿请寄：北京宣外烂缦胡同四十一号小雅诗社编辑部收。
当时的北平没有专门的诗刊，征稿启事发表后，很快得到北平、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的诗刊与诗人们的协助和支持。他们认为在沉闷的北平上空听到了一声春雷。
四、《小雅》诗刊及其作者
《小雅》诗刊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如期创刊，我们虽说过“现代诗坛上的派别不少，……对于任何一派的作品，都一律看待”，但并没有完全做到。第一，《小雅》没有登载过长篇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我们强调诗意含蓄、篇幅短小，觉得当时某些长诗往往凑字凑句，凑合篇章，诗意不多，近似分行的散文。第二，《小雅》没有登过旧体诗词。当时曾收到不少旧体诗词，有的还是名家，但因碍于体例，一律割爱。今天回忆起来，我应对吴雨僧（宓）先生表示歉意。吴宓，众所周知，是学衡派的主将之一。三十年代中期他在北平师大讲授十九世纪英国诗选，我听过他的课，他是我的老师，但他并不认识我。当《小雅》诗刊征稿启事见报后，他热情地寄来了由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吴宓诗集》，并且附寄凡十首七言律绝，都是抒情诗，是抒写他个人的爱情生活的。但因体裁与内容很不适合《小雅》诗刊的需要，只好割爱，原稿因系油印，没有退还给他。七七事变后，我仓皇离开北平，原稿全部散失了。稍可告慰者，在《小雅》诗刊第三期曾为他的《吴宓诗集》登了一次义务广告。第三，《小雅》不登“胡适之体”的白话诗。胡适也是我的老师，在大学三、四年级时，他为我们讲学，题目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讲了四次，我为他作记录。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曾写信给我，说我的文字累赘，到了高年级时，他又说我笔下快，能够把他的语气和风格都记录下来，我的记录，他只要改动几个字便可付印发表。我佩服他对我国古代小说的考证，把小说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我也佩服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博闻强记；我还佩服他讲学时谈笑风生，娓娓动听，但对于他的白话诗和关于白话诗的主张，却不敢恭维。当时陈子展先生曾经主张新诗应以“胡适之体”为标准，我曾发表文章同他商榷。《小雅》创刊后，在第二期的《一得斋诗话》栏，曾经摘录了水天同先生的《胡梁诗论》里的一段话，对胡适与梁实秋两先生的诗与诗论表示异议。这一段史实对三十年代新诗的发展也有了史料价值，特抄录如下：
两位先生（编者按：指胡适之和梁实秋）的共同缺点是没弄明白——他们似乎从未想过——什么是诗，并且什么是诗的语言，所以到了这个年头还想把诗和白话运动并为一谈。梁先生居然还在“白话诗”这个不值得一顾的术语上大做文章。（编者按：梁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做的，“白话”的“白”，其一意义即是“明白”之“白”。所以“白话诗”可以释为“明白清楚的诗”。）不知白话之“话”与诗的语言是大有分别的，而且就是白话本身也不止一种。胡先生的白话不与梁先生的尽同，梁先生的白话不与X、Y、Z的相同。话犹如此，何况诗的语言了！？
因此，我约请胡适之先生写的几首白话诗，因为太“明白如话”，既没有发表，也没有退稿，后来也在逃难中散佚了。关于《小雅》诗刊不登“胡适之体”的白话诗，似乎也用得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
《小雅》诗刊创刊后，除了不登上述三种稿子外，其他的诗稿，不论知与不知，识与不识，也不论什么社团、什么流派，都一视同仁，只要富有诗意，篇幅短小，都优先发表。我主编《小雅》诗刊一年，发表了下列作者的作品（随手抄来，排列先后毫无意义）：李长之、侯汝华、许久、甘运衡、路易士、锡金、林丁、蒋有林、郑康伯、芦荻、李金髪、柳无忌、吴士星、紫杨、邓梅诗、牛乃同、宫草、月华、施蛰存、陈雨门、罗圣炎、李心若、林俊超、賙冰、戴望舒、山茶、林英强、宋衡心、衷若霞、叶悬之、王复周、云生、吴兴华、张天授、沈绿蒂、晓荷、明羽、林莽、史卫斯、陈残云、思曼、敏子、李佛波、林庚、黑尼、李白凤、沈洛、沈圣时、路曼士、韩北屏、常自、罗念生。一共五十多人，形成《小雅》诗刊的阵容。当时大都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出头的青年，也有中年的诗人和学者。在今天看来，其中名家不少，有二十年代的象征派诗人，如李金髪、戴望舒；有在《现代》杂志上发诗的诗人如施蛰存、路易士、侯汝华；有在天津《人生与文学》杂志上写诗的柳无忌、罗念生等外国文学学者；有从三十年代开始活跃诗坛的诗人、学者、教授，如林庚、陈残云、锡金、芦荻、李长之、李白凤、吴兴华、陈雨门、韩北屏、吴士星等，还有许多则不知去向。抚今追昔，他们有的和我还有书信来往，有的却已死去了，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本来就没见过面。但我对于他们同样表示感谢、怀念与痛悼。正是由于上述诗人的支持，《小雅》诗刊才得以逐步发行到全国各大城市，我们以欣慰的心情，在第三期的“社中人语”栏写道：
时间过得很快，看看本刊就有半年的历史了。
我们很感谢作者的帮忙与读者的鼓励。
我国诗坛，在过去数年，不，就在今年以前，简直荒凉得了不得。书局老板不愿出诗集或诗刊，刊物编辑也不愿登载诗作——就是登也不过用以补白，作为小说戏剧的附庸。……不过，到了今年，一班从事诗艺的朋友，……不逢迎书店老板的色相，大家携起手来，努力于诗园之开拓，以致百花争放，与往年大异。在南方，有《新诗》月刊出现于上海，《菜花》诗刊崛起于苏州，此外，福州、青岛等地都有诗刊之编印。在北方，虽然落寞一点，而同人等主办之《小雅》诗刊，因得各方力助，幸能发荣滋长。而于华北各省诗友，尤作密切之联系，与往年之散漫，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九三六年是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诗的“狂飙期”，而写诗的技巧，也以今年为“成熟期”。惟吾人怵然于来日方长，诗之根基，容有未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愿与诸同好共图之。
这些话只能代表我们对当时诗坛的看法，未必所有诗人都表同意。
五、《小雅》诗刊的命运
我热爱资料，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却未能很好地保存资料。在解放前，东飘西荡，生活极不安定，随身携带的书物，因为逃难、流亡、因被解聘而失业等种种原因，每换一个地方，总要扔掉一些，尽量做到“出门老，行李少”。加以还有一个传统信念作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为只要保住了性命，资料之类的身外之物是不难得到的。解放后，生活安定了，一个地方往往呆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由于“左”倾思潮一时的泛滥，凡是呆得越久的地方，往往是遭受挫折最多的地方。有时身家性命尚受威胁，对资料之类的身外之物，就失去了“弥足珍惜”的心情。加以我生性比较乐观，很少为个人的潦倒而痛哭流涕，虽无凡事“向前看”的高度觉悟，但也往往暗忖：世事未必就是如此吧。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直到一九七八年平反冤假错案，我的想法都是如此。有的朋友问我这二十多年是怎样活过来的。说穿了，只是乐观。遇事痛苦一阵子，就让它过去，别让它像毒蛇一样缠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要争取活下去。有的朋友说我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预见到今天的开明盛世。这实在有点过奖，其实，我何敢当此？不过，从天地开辟之后，世界总是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这倒是规律。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的，决非区区，而是新的党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应该感谢党，给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新时”，能够正襟危坐地来回忆过去，回忆微不足道的《小雅》诗刊的命运。
我是七七事变后十来天狼狈离开北平的。所谓“狼狈”，是因为《小雅》第五、六期合刊打算发表两篇论述国防诗歌和民族文艺的文章。刚上印刷机，就因言论偏激，有碍邦交，为北平“新闻检查所”与宪兵司令部勒令抽出。《小雅》第五、六期原定出版期是三月十日，延至六月才问世。本来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是《小雅》创刊一周年，拟出特大纪念号，也因上述原因，承印《小雅》的南池子一家小型印刷厂也遭了池鱼之殃，被无期封闭。我的两部诗稿，《暮霭》只印了五百部，刚装订好一部分；《春焰》印一千部，还没有装订，都整个报废。我抢出几十本《暮霭》，《春焰》来不及装订，拟改《淘金集》另外出版，因北平宪兵司令部搜查了《小雅》诗刊编辑部，我只得只身狼狈离开北平，把《小雅》诗刊第一年的合订本都寄放在湖南会馆的“长班”（即门房）处。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进入北京，老长班还在，他只把我一九三七年七月离开北平前夕的当票交给了我，至于寄存的《小雅》以及未装订的诗集，据说在日本兵进城前，害怕搜查，一起烧光了。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小雅》诗刊的命运并不如长班所说遭了“回禄”之灾。
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二月，正是春节期间，诗人李白凤和陈迩冬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老友多年不见，倍感亲切，三句不离本行，念念不忘的是诗。他们特别提到《小雅》，说在春节的书肆上发现《小雅》诗刊合订本，我不禁吃了一惊。《小雅》诗刊不是烧掉了吗？他们见我有不太相信的表情，迩冬就说，他已买到一本，我不禁欣然色喜。过了两天，他们就把那本《小雅》诗刊合订本给我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著名电影明星石挥的题词：
石挥来北京的当儿，独自去观他的《秋海棠》，候着的时间，从商场上买到这合订本。诗，我默默地爱了她。诗——她给我一缕安慰的光，在这秋风吹黄的时候。
一九四三，九，廿九日。
石挥的题词及所署年月日，充分证明湖南会馆的那位长班说了假话，是他把我寄存的藏书包括《小雅》诗刊在内，都给“打估”（卖掉）了。但既然得到了一本，就如获至宝，多少弥补了听到烧毁后的遗憾的心情。石挥读诗十分仔细，对于他所喜欢的诗篇、诗节和诗句都加了浓圈密点。这位名噪当年的明星，竟在《小雅》诗刊上留下了手迹，我觉得十分珍贵。当然，更加令人珍惜的是迩冬的题词和白凤的题诗。迩冬的题词是：
一九五二年二月，于隆福寺旧书肆上见此，偶告白凤，吴奔星兄闻而色喜，盖其怀故剑之情，有所不能已者，因市归以报之。
是月十八夕，陈迩冬附识。
白凤的题诗是：
故书存小雅，吾辈皆老苍。
清名垂翰苑，嘉誉荐词场。
奔星觅旧剑，石挥辨诗香。
迩冬与白凤，心事独微茫。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李白凤
现在，白凤与石挥都已谢世，面对手迹，不禁怆然！
（原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