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心吕在五四路的青春运动馆上了瑜伽课，冲完澡，和比她年轻二十多岁的小桑边说话边打开橱柜，拿出衣服换上时，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黄昏五点多，运动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进进出出都是人，周围闹哄哄的。她走出大厅朝电梯走去，一边打开手机看短信，刚一瞥，就轻轻“呵”了一声。
“阿吕！我是阿义。”
她伸出手捂住嘴巴。阿吕！天方夜谭？锈了四十多年的称呼，除了家人，只有沈一义一个人曾经这样叫过她。
她重重呼了一口气，继续往下看。
“阿吕！我是阿义。希望这些文字不要吓到你。自从上次在少体校武术班聚会上见到你，又是三年多过去了。我一直很想跟你联系，但总是有许多事情妨碍了我。
“有件事，除了你我无人可托。会很棘手很让你为难。
“你能不能在本月某日下午两点到五四路163号信融大厦五楼，找一个叫钟正明的律师，具体的事情他会跟你说。
“拜托了。
“等着跟你在天上见。”
“天上”？！又是两个让龚心吕眼睛发热的字眼。是，沈一义已经死了，这个念头轻轻在龚心吕的脑海划了一下，像流星，消失了。龚心吕的注意力被吸引在信上，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电梯来了，周围聚集的几个人一哄而进。龚心吕定了定神，啪地把手机关上。一瞬间，看天地都金晃晃的，亮了。
这是龚心吕收到沈一义的第一封情书，迟到了几十年。他们早过了恋爱时期，没有现在，更没有将来。但龚心吕看到信，心还是像上了船，荡到千里之外去了。五十八的女人还是女人，脸长岁数心不长。心留在十八，动起来依然甜酸苦辣，天地都要变色，比少女时期没聪明一分。
龚心吕跟沈一义是在福州市少年体育学校业余武术班认识的。武术班一共有二十来个人，从全市各个小学选拔而来，只有一个女的，就是龚心吕。她谁也不理，独来独往的。上课的时候，她就把长长的辫子盘在头上，双手往腰上一叉，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许多男生都被她吸引住了，经常在背后悄悄议论她，但沈一义从来不掺和进去。他那时一心只在练武上，想将来成为万籁声那样的武术家。
有一天在练习时，不知怎么盘在头上的辫子掉了下来，她头一甩，辫子尾巴刚好轻轻从旁边的沈一义脸上滑过。扎扎的，细微舒服的感觉，他闻到一股好闻的香味，深深吸了一口气。
香味是从她头发里发出来的，于是他看了她一眼。她刚好也正看着他。马上，他们同时都把目光调开了。
少体校院子里有一棵白玉兰树，高大挺拔，早春开花时节，飘出一阵阵浓郁的香味。一天傍晚，上完课，沈一义准备离开时，发现龚心吕一个人蹲在白玉兰树下捡什么的样子。他悄悄走上前去看。
地上铺着一条花手帕，她从草丛中捡起一朵白玉兰花，举起来轻轻抖几下，用手去掉上面的土，小心放进手帕里。他忽然起了个念头，丢下书包，唰唰两下爬上树，坐在树杈上摘了几朵白玉兰花往下丢。
她抬头看他，就只是看，一句话也不说。他脸一热，也不说话，光用手拼命摘花。
后来，她把花拢到一起包在手帕里。他滑下树，站在她面前。她双手抱着手帕，脸红红的。香味，好像不是从花，而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
以后每次训练结束，沈一义都会在少体校门口，等龚心吕出门，跟她一起走，把她送回家。这样一直走到他们小学五年级。沈一义以为一直可以走下去的路，走不下去了。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恋爱遭遇革命，公主遭遇猛兽，结果有张爱玲式的，有王小波式的，也有……龚心吕与沈一义式的，总之他们走散了。相遇之时两人已过不惑之年。沈一义有了林芬跟沈卓。龚心吕有过翁天星又没了。
他们分别前最后见面的那个夜晚，在龚心吕家，沈一义拿出一张揉得稀巴烂的世界地图，两个少男少女趴在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把他们知道的国家一个个找过去。
“我要能把这些国家都走遍，跟你一起，死都可以。”沈一义抬头对龚心吕说。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像黑夜大海灯塔上光芒四射的灯光一样。他们那时候十五岁，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夜晚，龚心吕没跟他说，第二天上午，她们一家就将被迫离开福州，跟“反革命”的爸爸一起被赶到乡下去。沈一义一无所知，等听母亲说龚家被赶出了福州城，他冲到龚心吕家去时，龚家已经空了。那是心被挖掉一块的感觉，他茫然站在龚家空荡荡的房间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拼命把头往墙上磕，磕到头昏脑涨，脸肿出血，最后在地板上躺了一夜，在黑暗中他头脑里只有一句话：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问题——被沈一义带到棺材里去了。
龚心吕拿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人，但这只有在出入海关，她出示那本英国护照时才体现出来，其余时候，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包括她自己当她是英国人。这没办法，谁叫她长着一张中国脸，就像锅贴，就算是装在英国伟基武德瓷盘里端出来，也没有人把它当作英国菜一样。
怎么从英国回来了？许多人问过她。龚心吕每每不置可否，微微一笑，说：过腻了。
这“过腻了”准确是什么意思谁也没弄明白过，是对英国人还是对英国菜还是对英国风景腻了，还是对所有外国都腻了，只有对中国甚至只有对福州不腻？但是，没有人往下问。大家好像也都明白了。腻了不就是腻了？是腻就可以。总之回来了，回福州了。
闺蜜们都很高兴。
从英国回来四年，龚心吕一个人住一处两套间的公寓，虽然没去工作没玩股票，但她每天过得非常有条理，说忙也不忙，说不忙也忙，每天日程表也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散逛福州，大街小巷满城信步，跟碰到的各种各样的老人聊天，然后到五四路的青春运动馆上一个小时的瑜伽课回家；第二天上午，她会静静坐在书桌前一两个钟头，把前一天看到听到的感受慢慢在身体里消化后用笔记录下来。一年一本笔记本。四年下来，已经记了四大本笔记了。笔记本很厚，看上去跟书一样。她把它们摆在书架上，跟书站在一起。感受是零碎的，就像那些生命支离破碎的老人，也像这座古老而又正在锐变的城市。她想写一些父母辈类似家族回忆录的文字。但材料太零散，老辈的人几乎都死了，只剩下一个九十多岁的远房姨婆曼丽，住在仓山公园路原九中附近。可是曼丽姨婆从不出门也不接待访客，龚心吕不知道该怎样接近她。这使她有点郁闷。
龚心吕目前生活中的一个亮点就是跟闺蜜们出去吃饭。总有闺蜜来诱惑她。没有人把她的写作当作一件正经事来看，包括她最亲近的朋友。不就是在电脑上敲敲字吗？业余兴趣，点缀消遣，打发时间……怎么说都可以，但就不是正经事。不赚钱的事，能算正经事？还不如她们养宠物唱卡拉OK呢。这都是一个人生活，孤独、太闲惹出来的，所以闺蜜们动辄拉她下馆子做伴。龚心吕知道她们的想法，却不解释。闺蜜嘛，不就是那种自以为比她自己还了解她而又能让她带着微笑接受她们的人嘛。再说，她也受不了诱惑。她当然懂得，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每天需要的营养量只是一片肉或加一片鱼或一粒蛋，吃多是毒。但她好吃，视吃如命。她下了无数次决心减少外出吃饭次数，可一听有人叫吃饭，野火就在她心里燃烧起来。少吃一点不就行了，她对自己说。可进了饭馆，看到饭桌上丰盛的菜肴，她总似鱼入水，再也不愿上岸。是人嘛，谁没有一点可爱的小缺点，她已经快对自己的贪吃绝望了。
绝望了就好了，就跟自己和解了。
但好在不外出吃饭时候她非常理性。早餐吃床后先喝一杯姜蜜水，歇会后再喝一杯红萝卜加苹果汁，中午吃一顿正餐，一点米饭，一炖罐鸭子汤或排骨汤，一盘青菜，不外出的晚上她就在家里做“掺和面”吃。她喜欢把紫米小米小麦玉米红枣混在一起熬成稀粥，再撒上芝麻核桃磨成的粉，泡出一碗“掺和面”来。动脑时多放点核桃，累了就放几片人参，秋天多点红枣莲子，冬天多点当归党参。根据身体状况调整。多点什么，少点什么，有时就整个不要。一切东西，不买现成品，现煮现磨现喝。其余东西基本不吃。
既复杂又简单。这是她的食法，也是她的处世原则。
煮粥和喝粥时间外面常常有电话打进来。她就把电话夹在下颚上，边说话边干活或边喝粥，一点不碍事。如果电话没响，她就打开音响，把声量放到很大。她喜欢听巴赫的平均律。老公生前最喜欢的乐曲。她本来喜欢肖邦，不那么喜欢巴赫，但老公喜欢。老公说从巴赫的音乐里可以看到数字，感受到数字的美，由数字之美进而感受到金字塔尖的神。老公通过巴赫创造出一个她永远进不去的世界。从理论上，她知道他说得对，巴赫的终极是美是神，但她做不到。老公死后她差不多天天听巴赫，但终归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正因此，她越来越从心里佩服老公。理论没用。理论永远不会把她带到美和神那里。她知道她这一辈子都不能看到终极之光了。她把巴赫认定是老公留给她的最珍贵遗产。
真正属于她个人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后。她有个习惯，到点就把手机电话关闭。她睡眠不好，有两件事非做不可：一，睡前要有三十来分钟的准备阶段；二，睡后不能有一丁点响声。进入睡眠准备阶段后，她就把自己舒服地安顿在沙发上，双脚搭在矮凳上，从腰身到脚用红花小毯盖上。在柱灯柔和的黄光下，小圆桌上放杯自泡的鸡尾酒（跟“掺和面”一样，材料复杂，做法简单）伸手就能拿到，边喝边漫无边际地想着什么，或什么也不想。电视开着，画面闪动，保留极小的一丝声音，偶尔瞥上一眼。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想非想，似睡非睡。一切都在朦胧之中。这是她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阿义过世的那几天，她跟闺蜜枫一起在菲律宾旅游。回到福州机场，刚打开手机就接到报丧的电话。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把它当作假的。她庆幸自己能躲过葬礼。不见阿义最后一面是对的。见后记忆里的他就无法栩栩如生了。她避开一年一度的少年武术班群聚会，只要有人谈论沈一义就躲得远远的。许多东西界限本来就模糊。她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加模糊起来。
阿义想拜托她什么事呢？
武术班的事？阿义是会长，每次聚会就是来不了他也出最大的份。有时他还会给同学们带来一个惊喜。比如上次，他把大家载到鼓岭去吃真土鸡，从小放养在山上的。鸡越土肉越硬，清炖，只放盐，啃起来跟木柴一样硬的鸡，就土到底了，一撕，肉一条条的，汤黄。据说极好吃，但她没吃过，那天她有事去不了。
难道要她接着做会长？不会吧。再说这事也不会让她那么为难的。
要不就是他资助的几个穷困生，需要她出面帮什么忙？
她打开短信，再次读了一遍，然后拿出记事本，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某日下午，五四路信融大厦，钟正明，又抬头看了一眼日历——某日，是下星期一。最后，她拍了拍手，站起来准备睡觉。想了没用的事就不去想。今天承受不起明天的事。明天的事就留给明天。明天有时会承受不起。这是她父亲经常对她母亲说过的话。那一代人经典的智慧，后来她经常想起，把它当作生活的座右铭。
她决定下星期一穿黑色衣服去见钟正明。她喜欢把所有细节都想清楚后再开始做一件事，包括衣服。
躺下去没多久，她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了。事后她多次感觉奇怪，那一整天，她怎么一次也没想过，阿义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发短信给她。她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了。
人总料想不到自己会疏忽掉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