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的男职员乔·费尔西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说：“我们每天从早晨六点钟起床后，一直干到晚上九点钟熄灯。足足要工作十五个小时，很辛苦。但是这里有在城里工作得不到的人生乐趣。”
虽然已是十二月初，加利福尼亚沙漠的中午却暖如初夏。乔·费尔西参加大篷马车队虽仅有短短的两个月，脸庞却因风吹日晒变成了酱紫色。到这里工作以前，他是得克萨斯州一家时报的记者。
“我的父亲是个律师。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条件优裕的家庭。我辞掉新闻记者的工作，参加大篷马车队的作法，可能会使有些人费解。但是，我却认为每个公民都应时时想到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为社会服务的义务。看到这里的职员们都很努力工作，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那种志愿为社会献身的精神还没有完全丧失，使我感到欣慰。”乔的话带有一些理论色彩。
“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共有职员三百五十人，管理着从少年法院送来的三百七十名失足少年。几乎是一对一地进行教育。
“只要能够理解‘艰苦旅行’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职员。但最低限度是至少要工作一年。职员的招收是通过报纸招工广告和利用大学的公共广告栏。如果有日本人愿意来这里工作的话，我们热烈欢迎。”博维·巴特经理是实行“门户开放”主义的。但是，大篷马车队一年到头四处流动，没有相当顽强意志的人是胜任不了的。现在，这个组织中的职员大多是二十几岁的独身者。
大篷马车队里也有一对夫妻职员。他们是科罗拉多州的塔利·富勒（36岁）和妻子龙德（31岁）。“我们原来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后来在电视中看了大篷马车队的纪录片后，两人商定：反正我们也没有孩子，两人一起去。于是就参加了大篷马车队。哈哈……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走了一万公里。”说到这儿，塔利和龙德两个人相互点了点头。
俄亥俄州的黑人职员拉利·卡特向我们介绍说：“我在陆军干了一年后，就来到了这里，时间仅仅两个月。我的未婚妻在另外一个大篷马车队工作。我们打算结婚后仍然在这里工作。”拉利也是很喜欢孩子们的。
格林·戴维斯（25岁）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大篷马车队。“我在亚里桑那大学专攻失足少年教育的问题。在校期间我就知道了‘艰苦旅行’”。多恩奥尔特厄肯（43岁）是一位来自蒙大拿印第安居留地的克劳族印第安人。“我是印第安文化的代言人。平原印第安人从住鹿皮帐篷时起，就有防止外敌侵扰的卫兵，用英文说就是Dog Soldier（DOG SOLDIER）我们就是失足少年的保卫者。”将头发编成小辫的多恩，说话时很拘谨。
晚饭后的营地悠闲、宁静。沙漠的夕阳映红了职员和孩子们的脸。大家都置身于这画一般的情景中，陷入了沉思。
队长布彻（39岁）一边在篝火上烤着两只手，一边向我们谈起了他的身世。“我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在那里当了两年陆军的攻击型直升飞机驾驶员。那场战争，完全是违反人道的。复员后我想，一定要干一些人道的工作。考虑的结果，我选择了大篷马车队。”
太阳趁人们不注意，悄悄地藏起了自己红红的脸庞，整个大地不知不觉地被夜色笼罩了。
布彻象是在说给自己听似的，自言自语道：“在大篷马车队，失足少年们经受着不断的艰苦考验，并从考验中找出自己重返社会的道路。对于职员们来说，这里同样也是一个学习人生的大课堂啊。”
“妈妈听说我要到‘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工作，既担心，又反对。她对我说：‘你？你和那些犯了罪的孩子们整天在一起生活？那怎么行呢？你要是被他们捅上一刀，那可怎么办呀？’”说到这里，女职员施莱默（26岁）露出了一丝苦笑。
大篷马车队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沙漠中的露营地。
在大篷马车队里，一顶帐篷就是一个家庭，在“獾”里面还有四位男职员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男职员们就是孩子们的“父亲”和“哥哥”，施莱默就是孩子们的“妈妈”和“姐姐”。
“我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大篷马车队后，就在五个月前来到了这里。在那以前，我曾多次调换工作单位，但都不如这里，这里最好。因为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孩子们的转变。”施莱默是一位来自蒙大拿州的姑娘。
加利福尼亚沙漠的天气瞬息万变。晴朗无风时，象个温和舒适的日光浴场。一旦刮起风来，那就麻烦了。一望无垠的沙漠上没有任何障碍物，风速越来越快，越刮越猛，吹起了满天黄沙，真可谓是天昏地暗。
从今天早晨起，狂风就夹着黄沙，向人们疯狂地呈着淫威。细小的砂粒从领口、袖口钻进衣服里，使人感到刺痒得难受。帐篷的帆布被狂风吹得不停地乱舞，支帐篷很困难。
除队长布彻外，大篷马车队共有三十四名职员，其中有十四名女职员，她们大都是独身。
孩子们除了驾驶大篷马车外，还要学习文化。每天晚上他们都聚集在帐篷里的丙烷气灯下学习语文、数学、社会常识等高中基本课程。
“这里就我一个人持有教师的‘资格证书’。但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照顾不了四十九名孩子。于是就请别的职员们帮忙。”教员露西·迪勒斯（28岁）腋下夹着一本象电话薄一样又大又厚的书，正忙着奔走于五顶帐篷之间。
我们问她“腋下夹的是什么书？”露西回答说：“这是高中毕业资格考试的考题集。这里的孩子虽然年龄都在十三至十七岁左右，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好好上过学。我想争取在他们重返社会时，至少也要拿下高中毕业的文凭。”露西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我来这里以前，曾参加了和平部队，去过斐济，在那里当了半年的护士培训班的教员。两个月前我回国时，正赶上‘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招收随行教师。我因为持有州里发的教师资格证书，所以很顺利地被录取了。然后，就来到了这里。”这位祖先是意大利移民的露西教师，性格很爽快。
大篷马车队的孩子们在旅行途中还要接受骑马训练。女职员巴伯拉·艾尔是一名骑术教官。她也是出生于圣地亚哥。她是在去年六月份，这支大篷马车队刚刚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出发时加入的。
“我特别喜欢骑马。因为我曾在马背上生活了七年啊！我听到加入了大篷马车队的朋友谈了这里的情况后，就接受了大篷马车队的面试。”这位喜欢骑马的巴伯拉，每天不坐马车，而是骑着心爱的马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