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见他走进来。我坐在阿姆斯特朗后排那个我一向坐的位置上。午餐的人潮已经散去，吵闹的声音也降了下来。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现在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吹着可怕的风，空气中含着雨意。不过，这种天气真适合待在这家位于第九大道的酒吧里，一边喝掺有波本威士忌的咖啡，一边读《邮报》上有关第一大道砍人的报道。
“斯卡德先生吗？”
他大概六十岁左右，高额头，淡蓝色的眼睛上面架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变灰的金发服服帖帖地伏在头皮上。他大约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重一百七十磅上下，肤色白皙，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瘦削的鼻子，嘴小唇薄，穿着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戴着红黑金三色条纹领带。他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拿着雨伞。
“我可以坐下吗？”
我朝我对面的那张椅子点点头。他坐下来，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钱包，递给我一张名片。他的手小小的，上头戴着共济会的戒指。
我看了名片一眼，还给他。“抱歉。”我说。
“但是……”
“我不需要任何保险，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卖给我的。我的风险很高。”我说。
他发出一种类似紧张的笑声。“老天啊，”他说，“你当然会这么想，不是吗？我不是来向你推销东西的。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写个人保单了。我专门负责公司团体保险。”他将名片放在我们中间的蓝格子桌布上。“拜托你。”他说。
从名片上看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伦敦，共同人寿新罕布什尔总代理。地址在松树街四十二号，位于市中心金融区内。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在市区，另外一个的区域号码是914。应该在北边郊区，也许在韦斯特切斯特。
当特里纳过来为我们点饮料时，我手中还拿着他的名片。他点了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则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等特里纳走开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声时，他说：“弗朗西斯·菲茨罗伊向我推荐你。”
“弗朗西斯·菲茨罗伊？”
“菲茨罗伊警探。第十八分局。”
“哦，弗兰克，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第十八分局。”我说。
“我昨天下午和他碰的面。”他把眼镜拿下来，用餐巾擦亮镜片。“他向我推荐你，我刚刚说过了，当时我决定考虑一个晚上再说。我没怎么睡。今天早上我有约会，然后我到你住的旅馆，他们告诉我在这里可能找到你。”
我等他继续说。
“斯卡德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芭芭拉·埃廷格的父亲。”
“芭芭拉·埃廷格。我不……等一下。”
特里纳端着他的饮料过来，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地走开。他弯着手指握住杯子，但是没有将杯子拿起来。
我说：“冰锥大盗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原因吗？”
“没错。”
“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九年。”
“她是受害人之一。我那时候在布鲁克林工作。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的第七十八分局。芭芭拉·埃廷格，是我们分局的案子，对吗？”
“是的。”
我闭上眼睛，让记忆浮到脑海中。“她是后面几个受害人之一。应该是第五或第六个。”
“第六个。”
“在她后面还有两个，然后他就洗手不干了。芭芭拉·埃廷格。她是个教师。不对，不是教师，但类似这样的工作。一家日间托儿所。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
“你的记忆力不错。”
“应该可以更好的。但是我只处理到判定又是冰锥大盗后，就把案子转给专案承办人。我想起来了，是中城北区。事实上，弗兰克·菲茨罗伊那时候就在中城北区。”
“完全正确。”
我突然记起那时候的感觉。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厨房里，死亡不久的腥臭味压过烹煮食物的味道。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油毡上，衣衫零乱，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口。我记不得她的长相，只知道她死了。
我喝完我的咖啡，真希望我喝的是纯波本威士忌。坐在我对面的查尔斯·伦敦啜了一小口他的苏格兰威士忌。我看着他金戒指上的共济会标志。我觉得很奇怪，那些标志代表什么意义，还有这些标志对他个人而言又代表什么。
我说：“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杀了八个女人。从头到尾都使用相同的犯案手法，大白天里在被害人的家中展开攻击，用冰锥戳得伤痕累累，攻击了八次以后销声匿迹。”
他什么都没说。
“九年后他们逮到他。什么时候的事？两个礼拜以前吗？”
“快三个礼拜了。”
我没有特别用心读那则新闻报道。两个上西城的巡逻警察在街上拦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搜身时翻出一把冰锥。他们把他带回警察局，清查他的档案，发现他刚服完在曼哈顿州立医院的延长拘禁。有人多事问他干吗带把冰锥在身上，他们还真是走运。在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前，他就全盘招认了那一长串还未破案的谋杀案。
“他们登出了他的照片，”我说，“小个子，对吗？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路易斯·皮内尔。”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手放在桌上，指尖对着指尖，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看他一定觉得如释重负，经过这么多年，凶手终于被抓到了。
“没有。”他说。
音乐正好在这时停了。收音机播音员在推销订阅一本奥杜邦协会[1]出版的杂志。我等它结束。
“我有点希望他们没有抓到他。”查尔斯·伦敦说。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杀害芭芭拉。”
之后我回到座位上读完三份报纸，报道中大略提到皮内尔招认了七件冰锥大盗残杀案，但是他否认第八件是他干的。就算我先前已经看过这则消息，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谁知道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在事情过了九年后还能记得些什么？
根据伦敦先生的说法，皮内尔并非仅凭记忆，他还有不在场证明。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前一天晚上，皮内尔因东二十街一家咖啡店服务员的控告而被警察带走。他被带到贝尔维医院观察了两天才放出来。警方和医院都记录得十分清楚，芭芭拉·埃廷格被杀时，他被关在禁闭室里面。
“我不断告诉自己他们一定弄错了。行政人员记录进出院的日期可能会出错。但是他们并没有弄错。皮内尔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是斩钉截铁。他十分愿意招认另外七件谋杀案，我推断他多少以此为荣。但是别人将他没犯的案子栽赃给他让他着实气愤。”伦敦说。
他拿起杯子，根本没喝又放下来。“几年前我就放弃了，”他说，“我认为永远抓不到杀死芭芭拉的凶手是理所当然的。一连串的杀戮突然停止，我猜这个杀人犯不是死了就是离开这里了。我幻想他经历了片刻的神志清明，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自杀了。假如能让我继续相信这个幻想，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我猜想这类的事情偶尔会发生，正如一位警官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接着我就想，芭芭拉是因为自然的不可抗力而死的，就好比说她是死于地震或水灾。杀她的力量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了解。”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芭芭拉并非死于不可抗力。芭芭拉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杀她的人把她的死布置得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杀死她的人肯定是个十分冷静和精明的杀人犯。”他闭了会儿眼睛，脸部一侧的肌肉抽动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是无缘无故被杀死的，”他说，“然而，今天，情形更糟，我明白她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杀死的。对我而言，这实在太可怕了。”
“是的。”
“我去找菲茨罗伊警探，看看警方现在打算怎么做。事实上，我不是直接找上他的。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踢来踢去，你明白的，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我知难而退，不要再麻烦他们了。最后，我终于找到菲茨罗伊，他告诉我他们不打算缉拿杀害芭芭拉的凶手。”
“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
“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着手侦查。菲茨罗伊让我明白我的要求不切实际。我原本很生气，但是他把我说服了。他说这是九年前的案子。那时候没查到任何头绪和嫌犯，现在当然更加不可能。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放弃这八件杀人案。现在有七件能结案纯粹是意外之喜。对于还有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件事，他或是任何一位和我谈过话的警官似乎一点都不在乎。我猜有成堆的杀人犯逍遥法外。”
“恐怕的确如此。”
“但我对这个特别的杀人犯有特别的兴趣。”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她一定是被一个她认识的人杀死的。这个人还来参加她的丧礼，假装为她哀伤。天呀，我无法忍受。”
有几分钟我一言不发。我向特里纳使了个眼色，要她过来点饮料。这次我点了一杯纯酒。我已经喝够了咖啡。她把酒端过来，我一口气喝掉半杯。我感觉到它的热气流遍全身，驱走了一些寒意。
我说：“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你找出杀死我女儿的人。”
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我说：“也许没有办法。”
“我知道。”
“就算有一条线索，经过了这九年也不管用了。我又能做什么警察做不到的事呢？”
“你能够尽力去做。这是他们做不到，或至少是不愿意做的事，结果都一样。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不肯重新调查，但问题是，我要他们重新调查，而我又对他们使不上力，但对你，我可以雇用你。”
“不见得。”
“麻烦你再说一遍？”
“你不能雇用我，我不是私家侦探。”我解释道。
“菲茨罗伊说——”
我继续说下去：“他们有执照，而我没有。他们会填表格，写一式三份的报告，用单据报支出账，申请退税，他们做那些我不做的事。”
“斯卡德先生，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耸耸肩膀说：“有时候我帮别人忙，接受我帮助的人给一些钱，作为回报。”
“我想我明白。”
“你明白吗？”我把剩下的酒喝光。我想起布鲁克林那间厨房里的尸体。白色的皮肤，刺开的伤口旁黑色的斑斑血迹。“你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我说，“你最好先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就算真有个凶手逍遥法外，就算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不会有什么证据留下来的。不可能在某人放五金工具的抽屉里找到沾染了血迹的冰锥。我可能运气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东西却不足以拿来放在陪审团面前作为呈堂证物。某人杀了你的女儿至今逍遥法外，这件事让你痛心。但是，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却又拿他无可奈何，你不会觉得更加沮丧吗？”
“我还是要知道。”
“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会活得快乐一点。”
“有可能。”
“但你想冒这个险。”
“是的。”
“好吧，我想我可以试着和几个人谈一谈。”我从口袋里拿出笔和记事本，翻到空白处，把笔套拿掉。“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说。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记了一大堆笔记。在这期间，我又叫了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他则叫特里纳把他喝的东西收走，倒一杯咖啡给他。我们结束谈话之前，特里纳为他续了两次杯。
他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哈得孙河畔的黑斯廷斯。芭芭拉五岁的时候，他们从市区搬到那里，那时她的妹妹林恩三岁。三年前，也就是芭芭拉去世六年后，伦敦的太太海伦因癌症去世。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每隔一阵子他就有把房子卖掉的念头，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房地产经纪人讨论贴告示出售的事。他认为他迟早要这么做的，到时候他可能搬到市区里或在韦斯特切斯特找间花园公寓。
芭芭拉活了二十六年。假如她还活着，现在应该三十五岁了。她没有小孩，死的时候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伦敦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讲到这件事，他的声音都变了。
道格拉斯·埃廷格在芭芭拉死后数年再婚。他们结婚时，他是政府福利部门的社会工作者，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就辞掉这份工作，改行做销售。他第二任太太的父亲在长岛拥有一家体育用品店，他们结婚后埃廷格成为合伙股东。埃廷格现在和妻子住在米尼奥拉，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伦敦不太确定数目。埃廷格一个人来参加海伦的葬礼，伦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和他联络过，也从未见过他的新任太太。
林恩·伦敦这个月正好满三十二岁。住在切尔西区的她在一家实验私立学校教四年级。芭芭拉去世后不久她就结婚了，她和她的丈夫结婚两年多后分居，不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
他提起其他一些人。邻居、朋友、芭芭拉工作的那家托儿所老板、那里的一位同事、她大学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他记得名字，有时候不行，他把记忆片段提供给我，我可以从中自己找资料。不过这些线索都理不出什么头绪。
他讲了许多题外话。我不想局限他的话题。我想让他天马行空地讲，这样我更能对死者有全盘的了解。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对她产生真实的感觉。我只知道她长相迷人，十几岁时就很受欢迎，在学校里表现良好。她热心助人，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从童年到她不能再活下去的年龄她都是一个无邪而具有温柔美德的女人的形象。我有种感觉，他并没有非常了解芭芭拉，由于工作忙和父亲这个角色的关系，他对她的感觉并不完全可信。
这并不稀奇，很多人在自己的子女为人父母前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而芭芭拉并没能活到那个时候。
当他把能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以后，我大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然后把本子合上。我告诉他我会看着办。
“我需要一些钱。”我说。
“要多少？”
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开价钱。什么叫太少？什么又叫太多？我知道我需要钱——一向都如此，他也许可以源源不绝地供应。有的保险经纪人赚很多钱，也有的只赚一点点，但我认为推销公司团体保险应该收入颇丰。我用掷硬币来做决定，数目是一千五百元。
“这笔钱能买到什么，斯卡德先生？”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买我的努力。我会用这些钱找出些结果出来或是确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情况比我预期的提早明朗化，我就赚到了你的钱，你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假如我觉得我能查到更多东西，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付我钱。”
“非常随意，不是吗？”
“你可能不太习惯。”
他考虑着但没说什么。随后，他拿出支票簿，问我支票抬头要怎么开。我告诉他开给马修·斯卡德，他照着写上去，把支票撕下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我没有把它拿起来。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还有许多人才济济的大公司，他们的做法要正规得多。不但报告详尽，收费和支出也精确计算。此外，他们可以取得的资源比我多。”
“菲茨罗伊刑警也这么说。他说他也可以推荐几家有名的侦探社给我。”
“但是他推荐我？”
“是的。”
“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一个理由，但不是他告诉伦敦的那一个。
伦敦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说你是个狗娘养的疯子，”他说，“这是他说的，不是我。”
“还有呢？”
“他说你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是一般大侦探社做不到的。而且，一旦你的牙齿咬到东西，你就绝不松口。他说虽然这案子看起来胜算不大，但你就是可以找出杀死芭芭拉的凶手。”
“他这么说吗？”我拿起他的支票，用心看了一下，再对折起来。我说：“他说得对。我会的。”
注释：
[1]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美国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环保组织，根据著名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名字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