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庚辰，先生三十八岁。时阳明王公讲良知之学于豫章，四方学者如云集。先是，塾师黄文刚，吉安人也，听先生说《论语》首章，曰：“我节镇阳明公所论类若是。”先生讶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论学如我乎？不可不往见之。吾俯就其可否，而无以学术误天下。”即买舟以俟，入告守庵公……既入豫章城，服所制冠服，观者环绕市道。执“海滨生”
刺以通门者，门者不对，因赋诗为请。诗曰：“孤陋愚蒙住海滨，依旧践履自家新。谁知日日加新力，不觉腔中浑是春。”
“闻得坤方布此春，告违艮地乞斯真。归仁不惮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专心循上帝，从违有命任诸君。嗟磨第愧无胚朴，请教空空一鄙民。”阳明公闻之，延入。拜亭下，见公与左右人宛如梦中状。
先生曰：“昨来时，梦拜先生于此亭。”公曰：“真人无梦。”
先生曰：“孔子何由梦见周公？”公曰：“此是他真处。”先生觉心动，相与究竟疑义，应答如响，声彻门外，遂纵言及天下事。
公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公曰：“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先生曰：“当时有尧在上。”公然其言，先生亦心服公，稍稍隅坐。
讲及致良知，先生叹曰：“简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辞出就馆舍，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复入见公，亦曰：“某昨轻易拜矣，请与再论。”先生复上坐，公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予所甚乐也。”乃又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公谓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
居七日，告归省。公曰：“孟轲寄寡母居邹，游学于鲁，七年而学成。今归何亟也？”先生曰：“父命在，不敢后期。”先生既行，公语门人曰：“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门人曰：“异服者与？”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将谁友？”先生初名银，公乃易之，名艮，字汝止。以上记录为我们详尽描绘了心斋拜师阳明的经过，从中可以读取以下一些重要信息：在拜见阳明之前，心斋心气颇傲，抱着“无以学术误天下”的宏愿，准备前往江西与阳明对等地讨论学术及天下的问题。从谈论的内容来看，主要谈了“君子思不出其位”以及“致良知”的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显然对于心斋来说，这是闻所未闻的充满新鲜感的学说主张，很快被阳明的一套言词所折服。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涉及儒家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抉择的问题，从两人一问一答的语气来看，阳明倾向于主张时局不利于“出”，而心斋却以“尧舜君民之心”为理由，主张积极应世，显然在这场对话的背后，隐含着两人对于时局政治的认识差异，相比之下，对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已久经沙场的阳明来说，他对现实政治时局的看法显得颇为老练，而对于一介布衣心斋来说，他心中充满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有一种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在言谈举止上不免透露出“狂”的表现。故而阳明在言谈中处处想杀杀他的锐气，从阳明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到心斋的“纵言及天下之事”、从阳明的“舜居深山”到心斋的“当时有尧在上”，处处可见两人的激烈对峙，表面上看心斋的气势在阳明之上，然而就结果来看，其实是心斋受到了阳明的压制。这一点也可以从阳明改心斋旧名“银”为“艮”、字之以“汝止”的用心中窥见一斑。根据《周易》“艮”卦《彖》辞：“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象》辞：“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可见阳明改名赐字，盖有深意在焉，阳明是在告诫心斋今后须以“止”为行为准则，不可做出越“时”、越“位”的举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注意，阳明对于心斋也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赞赏和期许：
“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舍斯人，吾将谁友？”“吾党乃今得狂士。”这不仅意味着心斋已得到了阳明的认可，而且也预示着心斋今后作为一名心学信徒将有一番大作为。
然而就在拜师阳明之后不久，准确地说是在嘉靖元年（１５２２）的年末，心斋做出了一个重要而又大胆的举动———北上京师，宣扬心学，此举不但令在京的士人们大为震惊，而且也令阳明及其在京的王门弟子大为惶恐。这一举动的思想缘由，其实我们可以从上述的对话中略窥其一斑，亦即心斋所表明的一个观点：“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根据记载：“一日，（王心斋）入告阳明公曰：‘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闻此学者乎？’”也就是说，心斋欲向天下广泛传播阳明的学说。于是，他便动手制作了一辆“蒲轮”，在车上挂了一条长幅标语：“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不用说，这在当时士人的眼里，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招摇过市”，而对于心斋来说，这只不过是将“万物一体”之思想诉诸实践的具体行动而已。嘉靖元年的次年癸未是会试年，全国各地应试的学子将云集北京，这是心斋决心北上讲学的一个机遇。在京他遇到了大批阳明弟子，如黄直、王臣、欧阳德等人，这些阳明弟子大多以为心斋此举太过张扬，担心有可能惊动政府，故纷纷劝其停止讲学，尽快南返。据赵贞吉所撰《墓志铭》载：当时“同志相顾愕，共匿其车，劝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诣众心而返。然先生意终远矣”。所说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
另据《年谱》记载，心斋在此次举动之前，曾写了一篇文章，题作《鳅鳝赋》，其中叙述了心斋为何要实施此次举动的思想原因。
文章中他将自己喻作“道人”（非有道之士的意思，而是指“闲行于市”的行路之人），说是道人一天在逛市时，见到一口养着鳝鱼的缸，其中有许多鳝鱼互相缠绕，奄奄一息，若死之状，忽然从中跃出一条鳅鱼，上下左右，跳跃不止，犹如“神龙”，一缸垂死之鳝鱼“得以转身通气”，重新恢复“生意”而得救，鳅鱼的这种欢乐跳跃之行为不是为了怜悯鳝鱼，也不是为了日后得到鳝鱼的回报，而是出自它的本性。目睹此景，“于是道人有感，喟然叹曰：‘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行文至此，令人发现，心斋是以鳅鳝为喻，揭示了天地万物休戚与共、互为一体的道理，宋儒程明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学理想也正可以从“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中得以发现。由此，激发了心斋“周流天下”以实现“万物一体”之理想的宏愿。文章接着语气一转，说道：
少顷，忽见风云雷雨交作，其鳅乘势跃入天河，投于大海，悠然而逝，纵横自在，快乐无边。回视樊笼之鳝，思将有以救之，奋身化龙，复作雷雨，倾满鳝缸，于是缠绕覆压者，皆欣欣然而有生意。俟其苏醒精神，同归于长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车而行。这段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在这里，“鳅”是喻指“大丈夫”，“鳝”则是喻指“鳅”所欲拯救的对象。然而细按其意，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鳅”就是“道人”的化身，也就是上文“神龙”的化身，更是心斋自己的化身，他要带领天底下所有的“缠绕覆压者”摆脱“樊笼”，“同归于长江大海”。基于这样一种必使天下同归于善的志愿，于是“道人”驾车而行，将万物一体之理念诉诸行动。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从“天坠压身”之梦，经与阳明讨论天下之事，直到嘉靖元年奋身而起，驾车北上，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心斋欲以自己的行动担当起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重任。
四 布衣儒者
嘉靖七年（１５２８）阳明逝世后，心斋开始在家乡泰州一带推动讲学，开门授徒。 然而在阳明心学圈内，隐然有一种说法，说心斋别开门户，如阳明弟子陈九川（号明水，１４９４—１５６２）曾指责心斋未免有“门户之心”、“门户之私”，这是负面的说法；也有正面的说法，如阳明弟子黄直（字以方，号卓峰，生卒不详）所说：“良知之学，赖兄（指心斋）益昌。……闻兄自树，惶愧莫当。”这说明两点：其一，心斋确有开门授徒之事实；其二，心斋在思想上有所创新，提出了不同于阳明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于一个年辈上都远远超过其他阳明弟子的心斋来说，开门授徒本不足为奇，然而别创新说（主要是指“淮南格物”说），这就不免招来了其他阳明弟子的纷纷质疑。
由于心斋的后半生主要从事讲学和授徒，家业的管理以及出游讲学的经费，则由其长子王衣（号东堧，１５０７—１５６２）承担。心斋俨然成了“有闲阶层”的一员。及至晚年，心斋不仅在家乡一带，而且在阳明一门当中也有了一定的声望，阳明门下的一些大弟子还经常到安丰拜访心斋。如江右王学的重要人物、嘉靖八年（１５２９）进士第一的罗洪先（号念庵，１５０４—１５６４）曾于１５３９年亲赴安丰向心斋问学。又如，嘉靖十一年进士状元及第的林春（号东城，１４９８—１５４１）以及进士出身的徐樾（号波石，？—１５５２）、董燧（号蓉山，１５０３—１５８３）等纷纷拜入心斋门下。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心斋的“社会身份”已然是一位布衣儒者。
在地方管理等问题上，心斋也得到了地方官的信任，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安丰场的草荡分配发生严重不均的现象，需要重新划定，地方官要求心斋出面协助解决，结果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关于“草荡”问题，须作一背景介绍。明初，在制度上实行“官拨荡地”，以为煎盐燃料之用，根据史料记载，这一举措是朝廷“优恤灶户者甚厚”的标志之一。由于草荡分配是出于保证盐课的考虑，所以规定即便开垦耕种，也不承担正赋田粮。然而，由于这一优惠政策，引来了众多的开垦者，而随着开垦数量的不断增加，迨至明代中叶以后，导致荡地占耕的情况越发严重，景泰年间户部奏文即说：“各处盐场原有山场滩荡，供采柴烧盐，近年多被权豪侵占。”弘治元年（１４８８），两淮巡盐御史史简《盐法疏》的说法更为详尽具体：
鬻海之利，所资者草荡。灶户每丁岁办大引盐十引，该用草二十余束。洪武年间，编充灶丁，每丁拨与草荡一段，令其自行砍伐煎烧，不相侵夺。近者草荡有被豪强军民、总灶恃强占种者，有纠合人众公然采打货卖者，又有通同逃移灶丁捏称荒闲田土立约盗卖者，其所出之价甚少，而递年所得之利甚多，既不纳升合之粮，而灶丁取赎者，反被虚词假契，买雇积年刁泼证人，贿嘱有司贪婪官吏，以行告害，其有司官吏又不审查，辄差人勾拏淹禁，经年累岁，不得归结，致使草荡日见侵没，盐课愈加亏兑。由此可见，“草荡”问题乃是盐场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简言之，也就是如何解决“被豪强军民、总灶恃强占种”的土地兼并问题。很显然，安丰场也遇到了这一问题。在这里顺便插一句，据万历本《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五《祭田》留下的四篇“卖田契文”，自心斋逝世后直至万历初年，王氏家族多次收购他人田地包括所附的房产，同时也附上这些土地所应交纳的“田税”数额，以作“祭田”之用，合计一百四十余亩，共费银约一百四十余两。当然，“祭田”之用以外的收购行为尚未列入记述之内。可见，即便是心斋家族也参与了土地买卖行为。
据《年谱》记载，由于灶产不均而引起居民争讼，已经长达“几十年”，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灶产（包括“草荡”）的“经界不定，坐落不明”。所以，心斋的建议是由重新划定“经界”着手，对安丰场内的几乎所有土地按照“草荡、灰场、住基、灶基、粮田、坟墓等地”重新划分，然后分别“给与印信纸票”，作为财产凭据。《年谱》载：
安丰场灶产不均，居民争讼，几十年不决。时运佐王公、州守陈公理其事，谋于先生，先生建议曰：“裂土封疆，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荡，裂土之事也。其事体虽有大小之殊，而于经界受业则一也。是故均分草荡，必先定经界。经界有定，则坐落分明。上有册下给票，上有图下守业，后虽日久，再无紊乱矣。盖经界不定，则坐落不明，上下皆无凭据，随分随乱，以致争讼。是致民之讼，由于作事谋始不详，可不慎与！”二公喜得策，记里定亩，按户立界，民遂帖然乐业云。可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类似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这一工作涉及当地住户的切身利益，如何做到既能安定民情而又能顺利解决重新分配，这对于地方官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工作，需要得到当地士绅或社会名流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不难想象，若心斋非当地名流，不可能担此重任。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次举动是心斋晚年（逝世前二年）在“万物一体”的信念驱动下而做出的。几乎与心斋的“社会名望”日益提高的同时，大约在１５３０年代以后，心斋王氏一族的经济实力也日益壮大，得以与当地的富豪大户联姻，以当时的“门当户对”之传统观念来看，心斋一族亦当属富户。到心斋子王东厓一辈，王氏家族的人数日趋繁衍，据王东厓的记载：“顾我王氏之族，今不下数百门，数千食口。”“于今门楣相接、榱角相连，盘亘所近，围十余里。合我成乡，老少男妇，不下千余人。”到了心斋曾孙一代，甚至相传有王嘉令者，家庭资产已经“累巨万”。随着王氏家族的势力不断壮大，在各大家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宗族会”（又称“宗会”），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王东厓的积极推动下，于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终于成立了王氏“宗会”，并规定在“宗会”的统一管理下，“修《族谱》”、“建家庙”、“置义田”、“立义学”，而且“树立木坊”、建立“宗规”，其规模及其组织方式与嘉靖以来在各地纷纷出现的宗族组织基本一致。
至此可见，王氏一族俨然成了当地的一大宗族。这在心斋及其祖辈的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不仅表明王氏一族的势力日益壮大，同时也表明王氏一族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力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不过，在成立宗会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其他族人的一些非议，有人指出推动成立宗会的目的不纯，“亟在敛钱”，对此，王东厓一方面予以批驳，另一方面也承认成立宗会不能没有金钱的支持，并从正面指出：“人其舟也，财犹夫水也。舟而无水则困矣，可乎？”将人和财喻作舟和水的关系，强调了财是水、人是舟的观点，也就是说钱是根本。应当说，在１６世纪的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财富观念，值得引起充分的注意。显然，东厓的这一财富观念之形成与其王氏家族长期以来的成长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表明社会经济以及家庭生活之背景对于人的思想观念之形成当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尽管从种种迹象表明到了心斋及其儿子一辈的年代，心斋王氏一族的经济实力、社会声望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王氏家族的“灶籍”身份却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这是由于明朝政府规定“灶籍”人户必须世代“以籍为定”、“世守其业”，其户役也不能“辄与改役”的缘故，所谓“役皆永充”，即指此意。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心斋的四个儿子王衣、王襞、王褆（号东隅，１５１９—１５８５）、王补（号东日，１５２３—１５７１）一起联名“告状”，其中写道：
